马克思 英中条约

1842 年 8 月 29 日亨利·璞鼎查爵士签订的、并且像新近与中国订立的条约①一样也是在炮口下强加给对方的对华条约②,从商务观点看来,其结果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连那家著名的英国自由贸易派机关刊物伦敦《经济学家》[344]也正在加以重温的事实。这家杂志曾是不久前入侵中国一事的最忠实的辩护者之一,现在它觉得自己应该“抑制”一下在其他各界所造成的乐观期望了。《经济学家》杂志把 1842 年的条约对英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看作是“我们借以防止错误行动后果的一个前车之鉴”。这当然是正确的忠告。但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解释首次企图用武力给西方产品扩大中国市场失败而举出的理由,却远不能作为定论。

他举出的造成这次大失败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璞鼎查签订条约以后的最初三年中,中国市场被盲目过量涌进的商品所充斥,英国商人不注意中国人需求什么。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在 1836 年是 1326 388 英镑,在 1842

年下降到 969000 英镑。此后四年中又连续迅速增长,从下列数字可以看出:

1842 年⋯⋯⋯⋯⋯⋯⋯⋯⋯⋯⋯⋯⋯⋯⋯969 000 英镑

1843 年⋯⋯⋯⋯⋯⋯⋯⋯⋯⋯⋯⋯⋯⋯⋯1456 000 英镑

1844 年⋯⋯⋯⋯⋯⋯⋯⋯⋯⋯⋯⋯⋯⋯⋯2305 000 英镑

1845 年⋯⋯⋯⋯⋯⋯⋯⋯⋯⋯⋯⋯⋯⋯⋯2395 000 英镑

可是,到 1846 年,不仅出口额降低到 1836 年的水平以下,而且伦敦从

事对华贸易的商行在 1847 年危机时期所遭到的灾难还证明:官方报告统计表

中所列的 1843—1846 年出口的计算价值同真正实现的价值完全不符。如果说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出口商在向中国消费者出售商品的数量方面犯了错误, 那么他们在商品的品种方面也同样犯了错误。为了证明后一个论断,《经济学家》杂志援引了前伦敦《泰晤士报》[376]驻上海和广州通讯员温·库克先生的一段话:

“1843 年、1844 年和 1845 年,当北方各通商口岸刚刚开放的时候,我们国内的人兴奋若狂。设菲尔德一家有名的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餐刀和餐叉,并表示它准备给全中国供应此类餐具⋯⋯这些商品的卖价几乎抵不上运费。一家著名的伦敦商行向中国运去了大批钢琴,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刀叉和钢琴的遭遇,毛织品和棉织品也遇到了,不过形式没有那么显著⋯⋯曼彻斯特在各通商口岸开放的时候盲目地做了一番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归于失败。从此以后,它就冷漠消沉,听天由命了。”

最后,《经济学家》为了证明贸易的缩减、稳定和增长取决于对消费者需求的考察,还从上述那位作者那里引用了 1856 年的材料:

1845 年 1846 年 1856 年

精梳毛织物(匹)⋯⋯⋯⋯13

569

8 415 7

428

驼毛呢⋯⋯⋯⋯⋯⋯⋯⋯ 13

374

8 034 4

470

粗哔叽⋯⋯⋯⋯⋯⋯⋯⋯ 91

530

75 784

36 642

① 1858 年天津条约。——编者注

② 1842 年南京条约。——编者注

粗梳毛织物⋯⋯⋯⋯⋯⋯62 731 56 996 38553

印花棉布⋯⋯⋯⋯⋯⋯⋯100 615 81 150 281 784

素色棉布⋯⋯⋯⋯⋯⋯⋯2998 126 1859740 2 817 624

棉纱(磅)⋯⋯⋯⋯⋯⋯⋯2640 090 5 324 050 5 579 600

但是,所有这一切论据和例证,除了说明 1843—1845 年贸易过热所引起的反应以外,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贸易骤增之后又出现剧烈的缩减,一个新的市场从一开始就为过剩的英国商品所窒息,人们把商品投入这个市场而没有很好地估计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和支付能力,这些现象决不是对华贸易所特有的。实际上,这是世界市场历史上经常有的现象。拿破仑垮台以后,欧洲大陆开放通商,那时英国的出口同大陆的购买能力很不相称,以致“由战争转向和平”倒比大陆封锁更具有灾难性。坎宁对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独立的承认,也促进了 1825 年商业危机的发生。为适应莫斯科的气候而制造的商品,当时被运往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再说,今天甚至连澳大利亚,尽管它具有很大的伸缩性,也没有摆脱一切新市场所共有的命运——市场上的商品既超过了它的支付能力也超过了它的消费能力。中国市场所特有的现象是:自从 1842 年的条约使它开放以来,中国出产的茶叶和丝向英国的出口一直不断增长,而英国工业品输入中国的数额,整个说来却停滞不变。中国方面的这种持续增长的贸易顺差,可以说同俄国和英国之间贸易差额的状况相似;不过后一种情况,一切都可以用俄国的保护关税政策来解释,可是中国的进口税却比任何一个同英国通商的国家都低。1842 年以前,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值约为 700 万英镑,1856 年约达到 950 万英镑。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在 1842

年以前从未超过 5000 万磅,而在 1856 年就增加到约 9000 万磅。另一方面,

英国进口的中国丝,只是从 1852 年起才占有重要地位。其增长情况,可以从下列数字中看出:

1852 年

1853 年

1854 年

1855 年

1856 年

丝的进口额(磅) 价值(英镑)

2 418 343

2 83 8047

-

4 576 706

3 318 112

4 436 862

3 013 396

3 723 693

3 676 116

另一方面,我们再看一看英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的变动: 1834 年⋯⋯842852 英镑 1836 年⋯⋯1326388 英镑

1835 年⋯⋯1074708 英镑 1838 年⋯⋯1204356 英镑

关于 1842 年市场开放和英国取得香港以后的时期,我们有下列材料:

1845 年⋯⋯2359000 英镑 1853 年⋯⋯1749597 英镑

1846 年⋯⋯1200000 英镑 1854 年⋯⋯1000716 英镑

1848 年⋯⋯1445950 英镑 1855 年⋯⋯1122241 英镑

1852 年⋯⋯2508 599 英镑 1856 年⋯⋯2000 000 英镑以上

《经济学家》企图以外国的竞争来解释为什么英国工业品对中国市场的输入会停滞和相对地减少,并且再一次援引库克先生的话来加以论证。据这位权威人士看来,在中国市场上许多贸易门类中英国人都被公平的竞争所击败。他说,美国人在斜纹布和被单布方面压倒了英国人。1856 年输入上海的美国斜纹布是 221716 匹,而英国是 8745 匹;美国被单布是 14420 匹,而英

国是 1240 匹。另外,在羊毛商品的贸易方面,据说德国和俄国对他们的英国竞争者排挤得很厉害。我们不需要其它的证明,单凭这一例证就可以确信: 库克先生和《经济学家》对中国市场的估计都是错误的。他们所认为只限于英中贸易的那些特点,其实也恰恰是美国和天朝帝国之间的贸易的特点。1837 年,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超过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约 86 万英镑。在 1842 年

条约订立以来的时期中,美国每年平均得到 200 万英镑的中国产品,而我们

[361]付出的是 90 万英镑的美国商品。1855 年,上海的进口,不包括硬币和鸦片,总额达 1602849 英镑,其中英国所占份额是 1122241 英镑,美国所

占份额是 272708 英镑,其他国家所占份额是 207900 英镑;而上海的出口总

额达 12603540 英镑,其中对英国出口是 6405040 英镑,对美国出口是 5396406

英镑,对其他国家出口是 102088 英镑。把美国对上海的 272708 英镑出口额

同美国从上海进口的 500 多万英镑的数额对比一下吧。如果连美国的竞争也使英国的贸易蒙受到了什么明显的损害,那可见,中国市场为全部外国贸易提供的活动场所是多么有限。

中国的进口市场自 1842 年开放以来,其意义之所以不大的最后一个原因据说就是中国革命①;可是,尽管发生了这次革命,1851—1852 年对中国的出口,还是随着全面的贸易增长而相对地增长了,而且鸦片贸易在整个革命时期不但没有缩减,反而迅速达到了巨大的规模。然而无论如何,应该承认的是:由于最近这次海盗式的战争和统治王朝遭到的许多新屈辱,外国进口所遇到的产生于帝国内部动乱状态的一切障碍,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我们仔细考察了中国贸易的历史以后感觉到,一般说来,人们过高地估计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支付能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大宗进口外国货。虽然如此,只要取消鸦片贸易,中国还可以逐渐地再多吸收一些英美商品,数额可达 800 万英镑

——粗略算来这也就是中国对英美贸易总顺差的数目。这个结论是从分析下面这个简单事实而自然得出的:尽管有着贸易顺差,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流通却由于总额约达 700 万英镑的鸦片进口而陷于严重的混乱。

然而,惯于吹嘘自己道德高尚的约翰牛,却宁愿隔一定的时候就用海盗式的借口向中国勒索军事赔款,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只是他忘记了: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的和罗马式的方法[377]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相互冲突、相互消灭。

写于 1858 年 9 月 10 日原文是英文

作为社论载于 1858 年 10 月 5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446 号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600—605 页

① 指太平天国革命。——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