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普鲁士邦]

德国中间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可以从 1840 年算起。在这以前，已经有种种征兆表明，这个国家的拥有资本和工业的阶级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它再也不能在半封建半官僚的君主制的压迫下继续消极忍耐了。德国较小的君主们，都相继颁布了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性质的宪法，这部分地是为了保证他们自己有更大的独立以对抗奥地利和普鲁士的霸权，或对抗他们自己邦内贵族的势力，部分地是为了把根据维也纳会议[251]而联合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各个分散的地区团结成一个整体。这样做对他们自己是毫无危险的，因为，如果联邦议会——它只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傀儡——要侵犯他们作为主权君主的独立性，他们知道，在反抗它的命令时舆论和本邦议会会做他们的后盾；反之，如果这些邦议会的势力太大时，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运用联邦议会的权力击败一切反对派。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或汉诺威的宪法所规定的制度，在这种情形下并不能推动争取政治权力的严重斗争；因此德国中间阶级的大多数对于各小邦立法议会中的琐碎的争端，一般是不加过问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德国两个大邦的政治和国家制度没有根本改变，任何次要的努力和胜利都是没有用处的。但同时，在这些小邦议会中却涌现出一大批自由主义的律师、职业的反对派；罗泰克、韦尔克尔、勒麦、约尔丹、施蒂韦、艾森曼等等这类大“名人”，在做了 20 年喧嚷然而总是毫无成

效的反对派之后，被 1848 年的革命浪潮推上了权力的顶峰，而他们在暴露了

自己的极端无能和微不足道之后，顷刻之间就被推翻了。这是第一批德国土产的职业政客和反对派的样板；他们用演说和文章使德国人耳熟了立宪主义的语言，并用他们的存在本身预示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将到来，那时，中间阶级将利用这些夸夸其谈的律师和教授们所惯用然而却不大了解其真实意义的政治词句，并恢复它们本来的含义。

1830 年的事件[252]把整个欧洲投进了政治骚动中，德国文坛也受到这种骚动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都鼓吹不成熟的立宪主义或更加不成熟的共和主义。用一些定能引起公众注意的政治暗喻来弥补自己作品中才华的不足，越来越成为一种习惯，特别是低等文人的习惯。在诗歌、小说、评论、戏剧中，在一切文学作品中，都充满所谓的“倾向”，即反政府情绪的羞羞答答的流露。为了使 1830 年后在德国盛行的思想混乱达到顶点，这些政治反对派的因素便同大学里没有经过很好消化的对德国哲学的记忆以及法国社会主义，尤其是圣西门主义的被曲解了的只言片语掺混在一起；这一群散布这些杂乱思想的作家，傲慢不逊地自称为“青年德意志”[253]或“现代派”。后来他们曾追悔自己青年时代的罪过，但并没有改进自己的文风。

最后，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立宪君主制是最终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同时也是最准确的温度计，就表示支持中间阶级。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中间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他死后，他的学派没有停止在这一点上，他的追随者中最先进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一切宗教信仰给予严酷的批评，使基督教的古老建筑根本动摇，同时又提出了德国人从未听到过的大胆的政治原则，并且企图恢复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的已故的英雄们的应有的荣誉。用来表达这些思想的晦涩的哲学语言，既把作者和读者都弄得昏头昏脑，同样也把检查官的眼睛蒙蔽了，因此“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家便享有文坛的其他任何一个分支都不能享有的新闻出版自由。

这就是说，德国的舆论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在专制君主制度下因教育和生活状况而能够得到一些政治信息并形成某种独立政治见解的阶级，其中的大多数人渐渐地联合成了一个反对现存制度的强大集团。在评价德国政治发展缓慢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考虑：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准确的信息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信息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事先得到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就以维也纳为例，维也纳居民在勤劳和经营工业的能力方面在全德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论智慧、勇敢和革命魄力，他们更是远远超过别人，但他们对于自身的真正利益，却比别人无知，他们在革命中犯的错误也比别人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于最普通的政治问题也几乎一无所知，这是梅特涅政府实行愚民政策的结果。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不用再解释也很清楚，政治信息为什么几乎完全被社会中那些有钱私运政治信息到国内来的阶级，尤其是其利益受到现状的最严重侵害的阶级——工商业阶级所一手垄断。因此，这些阶级首先联合起来反对继续保持在不同程度上伪装起来的专制制度；应当认为它们进入反对派队伍的时刻是德国的真正革命运动的开始。

德国资产阶级宣告反对政府，可以说是从 1840 年，即从普鲁士前国王①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编者注

——1815 年神圣同盟创始者中活到最后的人——死去时开始的。大家知道，新国王①不赞成他父亲的那种主要是官僚军阀式的君主制。法国的中间阶级在路易十六即位时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德国的资产阶级也希望在某种程度上从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那里得到。大家一致认为旧制度已经腐朽、衰败了，应该屏弃了；老国王在位时人们沉默地加以忍受的一切，现在都被大声疾呼地宣布为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可是，如果说路易十六——“受欢迎的路易”是一个平庸的不思进取的蠢才，他多少意识到自己的无能，没有任何主见，主要是按自己在受教育期间养成的习性行事，那么“受欢迎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则完全是另一种人物。他在性格软弱这一点上的确超过了他的法国先驱，但他却有自己的抱负、自己的见解。他涉猎了许多门科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便自以为具有足够的学识，可以对一切问题作出最后的裁决。他深信自己是第一流的演说家，在柏林没有一个商品推销员能比他更善于卖弄聪明，更善于辞令。而最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主见。他憎恨而且轻视普鲁士君主制的官僚主义因素，但这只是因为他完全同情封建主义因素。作为所谓历史学派[3]（该学派所信奉的是博纳尔德、德·梅斯特尔及其他属于第一代法国正统派的作家们的思想）的《柏林政治周刊》[254]的创办人和主要撰稿人之一，他力图尽可能充分地恢复贵族在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位国王是他治域中的第一个大贵族；环绕着他的首先是一班显赫的朝臣——有权势的陪臣、侯爵、公爵和伯爵，其次是许多富裕的下层贵族。他按照自己的意旨统治他那些忠顺的市民和农民。因此，他自己是社会各等级或阶层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而各个等级或阶层都享有各自的特权，它们彼此之间应该用门第的或固定不变的社会地位的几乎不可逾越的壁垒分隔开来；同时，所有这些阶层或“王国的等级”都应该在权势方面恰好达到互相平衡，使国王能保持充分的行动自由。这就是弗里德里希- 威廉四世过去准备实现而现在又在努力实现的美好理想。

不很了解理论问题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才看出了国王的真正意图。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事实，即国王所一心要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恰恰相反。新国王刚一发现自己的“辩才”因他父亲之死而可以自由施展，他便在无数次的演说中宣布他的意图；但他的每次演说、每一行动，都使他更加失掉中间阶级对他的同情。如果不是一些严酷而惊人的现实打断了他的美梦，对这种情形他还会不大在意。可惜，浪漫主义不很会打算盘，而封建主义自唐·吉诃德时代以来总是失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对于轻视金钱这种十字军后裔的最高贵的传统承袭得太多了。他在即位时发现，政府组织虽然已经相当节约，但用费依然浩繁，国库已经不太充裕。在两年之内，一切节余都在朝廷的喜庆宴会，国王巡狩，以及对贫困、破落而贪婪的贵族的赐赠资助等等上面用光了，正常的税收已不够宫廷和政府的开支了。于是，国王陛下很快就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财政赤字和 1820 年法令的夹攻之下，1820 年法令规定，不经“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认可，任何新的公债或增税都是非法的。而这时还没有这种代议机关；新国王甚至比他父亲更不愿意建立它；而即使他愿意建立的话，他也知道，自他即位以来，舆论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的确，中间阶级曾经一度期望新国王会立刻颁布宪法，宣布新闻出版自

①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由，实行陪审审判等等，总之，期望他自己会领导中间阶级取得政权所需要的和平革命，现在他们发觉自己错了，于是便转而对国王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莱茵省（全普鲁士各地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这样），他们的不满情绪如此强烈，以致在他们本身缺乏能够在报刊上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才的情况下，竟然同我们在上面提到的那一极端的哲学派别结成了联盟。在科隆出版的《莱茵报》[255]，便是这个联盟的果实。这家报纸虽然在存在 15 个月之后就被查

封，但可以说它是德国现代报刊的先驱。这是 1842 年的事。

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就看出，如果他不向要求建立“人民代议机关”的普遍呼声作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继续统治下去。这样的机关作为 1813 年和 1815 年那些早

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 1820 年法令中。他觉得实施这个讨厌的法令的阻力最小的方法，就是把各省议会的等级委员会[256]召集在一起开会。各省议会是 1823 年成立的。王国八个省的省议会的成员包括：（1）上层贵族，德意志帝国原来的各个皇族，它们的首脑人物都是当然的议会成员；

（2）骑士或下层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农民或小农业主阶级的代表。全部事情是这样安排的：在每个省都是两部分贵族在议会中占多数。八个省的省议会各选一个委员会，现在这八个委员会都被召到柏林，以便组成一个代表会议来投票决定发行国王所渴望的公债。据说国库是充裕的，发行公债不是为了当前的需要，而是为了建筑一条国有铁路。但联合委员会[257] 断然拒绝了国王的要求，声言它们不能行使人民代议机关的职权，并要求国王陛下履行他父亲在需要人民帮助对抗拿破仑时许下的诺言——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

联合委员会的会议表明，怀有反政府情绪的已不只是资产阶级了。一部分农民已经站到他们一边；许多贵族也宣布反对政府，要求颁布一部代议制的宪法，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自己领地上的大农场主和做谷物、羊毛、酒精和亚麻生意的商人，他们同样需要获得反对专制制度、反对官僚制度、反对封建复辟的保障。国王的计划彻底破产了；他没有搞到钱，却增加了反对派的力量。此后接着召开的各省议会会议，更加不利于国王。所有省议会都要求改革，要求履行 1813 年和 1815 年的诺言，要求颁布宪法和给予新闻出版自由；有些议会的有关决议措辞颇为不恭，国王在盛怒之下所作的粗暴答复，使事态更加恶化。

同时，政府的财政困难日渐增加。由于缩减对各项公用事业的拨款，由于通过“海外贸易公司”[258]（它是一个由国家出资和承担风险做投机生意的商业机关，很早以来就充当国家借款的经纪人）进行欺诈交易，才得以暂时维持门面；增发国家纸币提供了一些财源；总的说来，这个秘密保守得颇为紧严。然而所有这些计谋很快就显得不够用了。于是又试行另一个计划：设立一个银行，其资本部分由国家，部分由私人股东提供，主要的管理权属于国家，这样一来，政府就能够大量取用这个银行的资金，从而继续进行已经不能再通过“海外贸易公司”进行的欺诈交易。但是，很自然，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在这种条件下投资；只有修改银行章程，保证股东的财产不受国库的侵犯，然后才会有人认股。而当这个计划也失败之后，除了发行公债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愿能够找到一批资本家，他们不要求那个神秘的“将来的人民代议机关”的允许和保证就愿意出借他们的现款。于是求助于路特希尔德，但他说，如果公债有“人民代议机关”作保，他马上就认购，

否则，他决不打算谈这宗交易。

这样，搞到钱的一切希望都破灭了，想避开命中注定的“人民代议机关” 已经不可能了。路特希尔德拒绝贷款是 1846 年秋天的事，次年 2 月国王就把所有八个省议会召集到柏林，把它们组成一个“联合议会”[161]。这个议会的任务，就是完成 1820 年法令规定在需要的情况下所要做的工作，即表决公债和增税，此外它不应该有任何权利。它对一般立法问题的意见，只是咨议性的；它开会无定期，国王想什么时候开就什么时候开；政府想让它讨论什么问题它就讨论什么问题。当然，议员们很不满足于让他们扮演这种角色。他们一再申述他们在各省议会开会时所表达的愿望；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很快就恶化起来，而当要求他们同意发行仍然被说成是用来建筑铁路的公债时，他们又一次加以拒绝。

这个表决很快就使他们的会议结束了。越来越愤怒的国王对他们严加申斥并将他们遣散；但钱还是没有弄到手。的确，国王有充分理由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惊慌不安，因为他看到，以中间阶级为首的、包括大部分下层贵族和蕴积在各个下层等级中的各种各样的不满分子在内的自由派联盟，决心要获得它所要求的东西。国王在联合议会的开幕词中徒劳地宣称，他永远不会赐给现代意义的宪法；自由派联盟坚决要求的正是现代的、反封建的代议制的宪法及其一切成果——新闻出版自由、陪审审判等等；在他们未得到这种宪法以前，他们是分文不给的。很明显，事情不能这样长久继续下去，必须有一方让步，否则就一定会发生破裂和流血斗争。中间阶级知道，它正处在革命的前夜，而且它已准备进行革命。它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争取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农业地区的农民的支持，而且大家知道，1847 年底，在资产阶级中间几乎没有一个出名的政治人物不冒充“社会主义者”以取得无产阶级的同情，下面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实际行动。

起领导作用的资产阶级急于至少是用社会主义来装点门面，是因为德国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从 1840 年起，一部分曾到过法国和瑞士的德国工人多少都受到了一些当时法国工人中间流行的粗浅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的熏染。1840 年以来，这些思想在法国越来越引人注意，这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德国也成了时髦的东西，而且从 1843 年起，所有的报纸都絮絮不休地讨论起社会问题来了。德国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学派[259]，这一学派的特点与其说是思想新颖不如说是思想含混。它的主要工作是把傅立叶派、圣西门派和其他派别的学说，从法文翻译成晦涩的德国哲学的语言。与这一学派完全不同的德国共产主义学派，大致也在这个时候形成了。

1844 年发生了西里西亚的织工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布拉格印花工厂工人的起义。这些被残酷镇压下去的起义，这些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企业主的工人起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在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给予了新的推动。饥荒的 1847 年的粮食暴动也起了这种作用。简单地说，正像大部分有产阶级（大封建地主除外）团结在立宪反对派的旗帜周围一样，大城市的工人阶级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当作自己解放的手段，虽然在当时的新闻出版法之下，关于这些学说他们所能知道的只是很少一点。当时也不能希望他们对于自身的需要有很明确的认识；他们只知道，立宪派资产阶级的纲领不包含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的需要决不局限在立宪思想的范围之内。

当时德国没有单独的共和党。人们不是君主立宪派，就是或多或少地比较明确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由于这些因素，最小的冲突也一定会引起一次大革命。当时只有上层贵族和上层文武官员是现存制度的唯一可靠的支柱；下层贵族、工商业中间阶级、各大学、各级学校的教员、甚至一部分下级文武官员都联合起来反对政府；在这些人后面还有心怀不满的农民群众和大城市的无产者群众，他们虽然暂时支持自由主义反对派，但已在低声地说些关于要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怪话；资产阶级准备推翻政府，无产者则准备随后再推翻资产阶级，而就在这样的时候，政府却顽固地沿着那条必然要引起冲突的道路走去。1848 年初，德国已处在革命的前夜，即使没有法国二月革命[112]的促进，这次革命也是一定要爆发的。

这次巴黎革命对于德国影响如何，我们将在下一篇中谈到。

1851 年 9 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