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在以前的一篇通讯中断言，白河冲突并非出于偶然，相反，是由额尔金勋爵事先策划的，他遵照帕麦斯顿的秘密训令行事，并把当时是反对派领袖的高贵子爵②的这套计划算到托利党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勋爵的账上。现在首先，中国的“意外事件”是由出自现任英国首相之手的“训令”所造成这一看法，决不是新的看法，早在辩论划艇战争时，一位非常了解情况的人士

——迪斯累里先生——已经向下院作过这样的暗示，而且说也奇怪，竟为一

① 见本卷第 741 页。——编者注

② 帕麦斯顿。——编者注

位非常权威的人士——帕麦斯顿勋爵本人——所确认。 1857 年 2 月 3 日， 迪斯累里先生曾用以下的话警告下院说：

“我不能不相信，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并不是产生于据称的那种原因，实际上产生于相当长时间之前从国内收到的训令。如果情况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下院要是不认真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有背自己的职守。这个问题就是：下院有没有方法控制住一种在我看来保持下去会危害我国利益的制度。”

帕麦斯顿勋爵非常冷静地回答道：

“这位尊敬的先生说，事变进程似乎是国内政府预定的某种制度的结果。毫无疑问确是如此。”

现在，我们约略地看一下题为《1857 年至 1859 年额尔金伯爵赴华赴日特别使命有关信函汇编》的蓝皮书［382］就会知道，6 月 25 的结果。日在白河发生的事件，额尔金勋爵在 3 月 2 日就已经有所预示了。在前述《信函

汇编》第 484 页，我们找到下面两封快函：

“额尔金伯爵致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爵士

1859 年 3 月 2 日于怒涛号战舰

爵士阁下：兹就我于上月 17 日致阁下之快函向阁下谨陈：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就英国公使常驻北京问题所做之决定——此决定我在昨日之谈话中已告知阁下——或许可能促使中国政府在女王陛下代表前往北京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时给以适宜之接待。同时，无庸置疑，此种可能亦有落空之虞。无论如何，我以为，女王陛下政府将愿意我国公使前往天津时有一支大军护送。据此，敢请阁下考虑， 既然普鲁斯先生抵华之期不会延迟过久，是否宜在上海尽速集结一批足够之炮舰以作此用。顺颂⋯⋯

额尔金—金卡丁”

“马姆兹伯里伯爵致额尔金伯爵

1859 年 5 月 2 日于外交部

勋爵阁下：阁下 1859 年 3 月 7 日快函已收到。现通知阁下，女王陛下政府同意阁下随函抄附的关于通知帝国钦差大臣谓女王陛下政府将不坚持女王陛下公使常驻北京的照会。

女王陛下政府对阁下业已建议西马糜各厘海军少将在上海集结一批炮舰，以便护送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一事，亦表赞同。

马姆兹伯里”

可见，额尔金勋爵事先就知道英国政府“将愿意”用由“炮舰”组成的“一支大军”护送他的弟弟普鲁斯先生上驶白河，而且他曾命令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准备好一切“以作此用”。马姆兹伯里伯爵在他 5 月 2 日的快函中， 赞同了额尔金勋爵对海军少将提出的建议。全部信函表明额尔金勋爵是主人，马姆兹伯里勋爵是仆从。额尔金勋爵总是采取主动，根据原来从帕麦斯顿那里得到的训令行事，甚至不等待唐宁街［398］的新训令；而马姆兹伯里却甘心一味听从他那傲慢的僚属预期他领会到的“意愿”。额尔金说条约还没有批准，他们无权进入中国的任何江河，他点头称是；额尔金认为在执行条约中有关公使驻京条款的问题上，他们对中国人应持较多的容忍态度，他点头称是；额尔金直接违反自己过去讲过的话而声称有权用一支“由炮舰组成的大舰队”强行通过白河时，他也毫无难色地点头称是。他的点头称是，

和道勃雷对教堂司事的提议点头称是①一模一样。

如果回想一下托利党内阁上台时伦敦《泰晤士报》及其他有势力的报纸所发出的叫喊，那么马姆兹伯里伯爵所显露出的那副可怜相和他的卑恭态度就容易理解了。这些报纸说托利党内阁的上台，对于额尔金勋爵遵照帕麦斯顿的指示而行将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严重的威胁；说托利党政府即使只是为了怄气，为了证明他们对帕麦斯顿炮轰广州事件投不信任票的正确性， 也很可能要破坏这个成就。马姆兹伯里自己被这种叫喊吓住了。何况在他心目中还铭记着埃伦伯勒勋爵的命运。埃伦伯勒勋爵敢于公然抵制高贵的子爵① 对印度的政策，为了酬答他的爱国勇气，他自己在德比内阁中的同僚竟把他做了牺牲品。［399］因此，马姆兹伯里就把全部主动权交到了额尔金手里， 结果使额尔金能够执行帕麦斯顿的计划，而将责任推卸给帕麦斯顿的官场敌手——托利党。正是这种情况现在使托利党人在对白河事件应采取何种对策这一点上处于很尴尬的两难境地。他们必须要么和帕麦斯顿一同鼓吹战争， 从而使他继续当政；要么抛弃他们在最近一次意大利战争期间曾经令人作呕地拼命吹捧的这位马姆兹伯里［400］。

因为迫在眉睫的第三次对华战争并不受英国商界方面的欢迎，所以这个抉择更令人头痛了。在 1857 年，商界曾跨上不列颠狮子，因为他们当时指望从强迫开放的中国市场获得巨大的商业利润。现在却相反，眼见已经到手的条约果实忽然从他们手里被夺走，他们感到愤怒了。他们知道，即使不发生会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的大规模对华战争，欧洲和印度的形势看来也已经够严重的了。他们没有忘记，在 1857 年茶叶进口量减少了 2400 多万磅，这种商品几乎完全是从广州输出的，而当时广州正好是唯一的战场。因此他们担心，这种因战争而妨碍贸易的现象，现在可能扩展到上海和天朝帝国的其他通商口岸。可是英国人在为鸦片走私的利益发动了第一次对华战争、为保护海盗划艇进行了第二次对华战争之后，为达到一个高潮，就只有在公使常驻首都这个使中国大为其难的问题上，再来一次对华战争了。

写于 1859 年 9 月 13、16、20 和 30 日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568—585 页

载于 1859 年 9 月 27 日，10 月 1、10 和 18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 5750、5754、5761 和 5768

号

① 莎士比亚《无事生非》（亦译《无事烦恼》）第 4 幕第 2 场。——编者注

① 帕麦斯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