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柏林起义]

革命运动的第二个中心是柏林。从前面几篇中所叙述的情形，不难了解， 为什么柏林的革命运动根本不像在维也纳那样得到几乎所有阶级的一致支持。在普鲁士，资产阶级早已经卷入了反政府的实际斗争；“联合议会”[161]造成了破裂；资产阶级革命日益迫近。如果不是由于巴黎二月革命[112]，这个革命在爆发之初也许会像维也纳革命一样万众一心。巴黎事变猛然促进了一切，但同时它是在另一旗帜下进行的，这面旗帜与普鲁士资产阶级准备进攻自己的政府时所举起的旗帜完全不同。二月革命在法国所推翻的那种政府，正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国内所要建立的。二月革命声称自己是工人阶级反对中间阶级的革命，它宣告了中间阶级政府的垮台和工人的解放。而普鲁士资产阶级最近则受够了自己国内工人阶级的骚扰。在西里西亚起义所引起的最初恐怖过去以后，他们甚至想为自身利益来利用这些骚扰。但他们对革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始终怀有本能的恐惧。因此，当他们看到巴黎政府的首脑人物正是被他们视为财产、秩序、宗教、家庭以及现代资产者的其他家神的最危险的敌人的时候，他们的革命热情马上一落千丈。他们知道，必须抓紧时机，没有工人群众的帮助他们就会失败，可是他们没有勇气。因此，当外地刚一出现零星的发动时，他们便站在政府方面，努力使柏林的人民保持安定，因为五天以来人民一直聚集在王宫前讨论各种新闻， 要求改组政府。而当梅特涅被推翻的消息传来、国王终于作了一些小小的让步时，资产阶级便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跑去向陛下谢恩，说他已满足了他的人民的一切愿望。可是紧接着便出现了军队向群众的进攻、街垒、战斗以及王室的溃败。于是一切都改变了。一直被资产阶级排挤到后面去的工人阶级， 现在被推到斗争的前列，进行了战斗而且获得了胜利，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对于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陪审权、集会权的限制——这些限制是资产阶级所最欢迎的，因为受到限制的只是它下面的各阶级——现在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重演巴黎的“无政府状态”那一场戏的危险迫在眉睫。在这种危险面前，一切过去的分歧都消逝了。多年来的朋友和仇敌为了反对胜利的工人而联合起来了，虽然工人还并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任何特殊要求。资产阶级和被推翻的制度的拥护者在柏林的街垒上订立了联盟。他们彼此不得不作些必要的让步，但也只限于势在必行的让步；成立了一个由联合议会中各反对派的领袖组成的内阁，为了酬答这个内阁保全王位的功绩，旧政府的

一切支柱——封建贵族、官僚、军队都保证支持它，这就是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组阁的条件。

新阁员们对于觉醒的群众非常恐惧，在他们眼里，任何能巩固已被动摇的政权的基础的手段都是好的。这些糊里糊涂的可怜虫以为旧制度复辟的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因此便利用整个旧的国家机器来恢复“秩序”。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被撤职；旧的管理国家的官僚制度丝毫没有变更。这些可爱的立宪责任内阁的阁员们，甚至把那些由于其过去的官僚暴行而被人民在最初的革命高潮中赶跑的官员也恢复了原职。在普鲁士除了阁员更换而外，没有任何变更，甚至各部门的主管人员也都一个未动；所有那些在新擢升的统治者周围组成一个合唱队并希望分得一份权位的猎取官职的立宪派，都被告知：应该等到秩序恢复安定时再来更动官员，因为现在就这样做是有危险的。

在 3 月 18 日起义以后完全陷于沮丧的国王，很快就发觉这些“自由派” 阁员需要他，正如他也同样需要他们一样。起义没有推翻王位；王位成了防范“无政府状态”的最后一个现存的屏障；因此自由派中间阶级及其现任阁员的领袖们，很愿意同国王保持最亲善的关系。国王和他周围的反动的宫廷奸党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于是便利用这种环境来阻碍内阁实行它有时打算进行的那些微不足道的改革。

内阁首先关心的事情，是要给最近的暴力变革一种合法的外貌。它不顾人民群众的反对，召集了联合议会[161]，使之作为人民的合法的立宪机关， 通过新的议会选举法，新选出的议会应与国王商定新的宪法。选举应当是间接的——选民先选举若干选举人，选举人再选出议员。虽然遭到各种反对， 这种两级选举制还是通过了。接着又要求联合议会允许发行数目相当于 2500 万美元的公债，人民党反对，但是议会又同意了。

内阁的这些行为，促使人民党，或者——像它现在自己称呼的那样—— 民主党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以小手工业者小商人阶级为首的党，在革命之初曾经把大多数工人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它要求法国已实行的那种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要求一院制的立法议会，要求完全和公开地承认 3 月 18 日的革命是新政府的体制的基础。这个党的较温和的一派认为可以对这样“民主化的”君主制表示满意，它的较先进的一派则要求彻底建立共和国。两派都同意承认德国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而立宪派和反动派对这个机构的最高权力却怀着很大的恐惧，他们宣布说他们认为这个议会太革命了。

工人阶级的独立运动被革命暂时打断了。运动的直接要求和环境不允许把无产阶级党的任何特殊要求提到首位。事实上，当工人进行独立行动的场地尚未扫清，直接的普遍的选举权尚未实现，36 个大小邦照旧把德国分成无数小块的时候，无产阶级党除了注视对自己具有极重要意义的巴黎运动，以及和小商人一起共同争取那些使他们日后能够为自身的事业进行斗争的权利以外，别的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无产阶级党在其政治活动中不同于小生意人阶级或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党之处，主要只有三点：第一，对于法国的运动的评价不同，民主派攻击巴黎的极端派，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却维护他们；第二，宣布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而民主派中最最激进的分子也只敢希望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第三，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了革命的勇气和行动的决心， 而这却是任何以小生意人为首并主要由他们组成的党永远不会有的。

无产阶级的或真正革命的党只是逐渐地使工人群众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而在革命初期工人是跟着民主派跑的。但是在一定的时刻，民主派领袖们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怯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而现在可以说，过去几年的动荡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在所有工人阶级相当集中的地方，工人们完全摆脱了民主派的影响，这种影响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曾使他们犯了许多错误和遭到种种不幸。但我们不必去进行预测，这两年的事变将给我们充分的机会看到这些民主派先生们的实际行为。

普鲁士的农民，像奥地利的农民一样，曾经利用革命一举摆脱了一切封建枷锁，但其劲头较小，因为这里的农民所遭受的封建压迫一般说来不那么厉害。可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里的中间阶级立即转而反对自己最早的、最不可少的同盟者——农民。同资产者一样被所谓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吓坏了的民主派，也不再支持农民；这样，在三个月的解放之后，在流血冲突和军事屠杀（尤其是在西里西亚）之后，封建制度便通过昨天还在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之手恢复了。再没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实可以用来谴责他们了。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这样出卖自己最好的同盟者，出卖自己。不管这个中间阶级党后来遭到怎样的侮辱与惩罚，单单由于它的这一种行为，它也完全是罪有应得的。

1851 年 10 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