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48 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146]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同他的教父①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176]胜利行进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掌握统治权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官方反对派中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发展得越纯粹，工业资产阶级本身越以为在1832 年、1834 年和 1839 年各次起义[177]被血腥镇压以后，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已经巩固，则它的反对派态度也就越坚决。鲁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最狂热的喉舌，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充当法国反革命派的基佐角色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其走狗——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现存的统治制度。

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官方反对派的行列或者完全处于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之外的有上述阶级的意识形态代表和发言人，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专门人才”。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

① “教父”的原文是“compère” ，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

的依赖又不断造成日益加剧的财政困难。没有达到预算平衡，没有达到国家收支平衡，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如果不缩减国家开支，即不损害那些恰好构成现存统治制度的全部支柱的利益，如果不重新调整捐税的分担，即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达到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赤字。每过四至五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机会去盘剥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是了解交易所活动的秘密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位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机密，有可能制造公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破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家赤字符合掌握统治权的那个资产阶级集团的直接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这笔开支每年几乎达到4 亿法郎，而法国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 75000 万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样骗人的供货合同、贿赂、贪污以及舞弊勾当有机可乘。在发行公债时大批地骗取国家财物，而在承包国家工程时则零星地骗取。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正如统治阶级在整个国家支出和公债方面进行掠夺一样，它在铁路建筑方面也进行掠夺。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分参与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国家出资兴办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相反，任何细小的财政改革，都因银行家施加影响而遭到失败。邮政改革就是一例。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能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银行家、24 万选民和他们的走卒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 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 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社会权力机关，而且借助于这些现实状况和报刊来操纵舆论，所以在一切地方，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不道德的欲望以毫无节制的、时时都和资产阶级法律本身相抵触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形式下，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

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 1847 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公开演出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院、贫民院和疯人院，走向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同样场景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掌握统治权的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 “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发起来了。诸如《路特希尔德王朝》、《犹太人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讽刺作品，充斥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巧妙地揭露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的统治。

不为荣誉做任何事情！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好处！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和平！战争将使三分息和四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犹太人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是让法国人的民族感情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科夫[151]而完成了对波兰的掠夺的时候，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178]战争中积极地站到了神圣同盟[173]方面的时候，法国民族感情更加激昂起来了。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虚张声势的战争中的胜利增强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莫人民的流血起义[179] 则像电击一样激活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①。最后，两起世界性的经济事件的发生，加速了普遍不满的爆发，使愤怒发展成了起义。

1845 年和 1846 年的马铃薯病害和歉收，更使得到处民怨沸腾。1847 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在比藏赛，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180]，在巴黎，大腹便便的骗子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1845 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失败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

1846 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 1847 年秋天危机终于爆发了。最初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大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由经济瘟疫造成的工商业的毁灭，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一个特别的后果：一批在当时的条件下已无法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的工厂主和大商人只得涌向国内市场。他们开设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因此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他们也因此而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 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发生冲突，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被解除了武装，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① 恩格斯在 1895 年版上加了一个注：“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科夫，是在 1846 年 11 月 11

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 1847 年 11 月 4 日至 28 日；巴勒莫的起义，是在 1848 年 1 月 12 日；1 月底，

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 9 天的炮击”。——编者注。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反映出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的党派。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妥协的产物，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共和派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派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181]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182]的是克雷米约、杜邦·德勒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不过，这个二月革命的代言人，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么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统治着巴黎。临时政府诞生后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企图由陶醉的巴黎向清醒的法国呼吁，从而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说，只有法国人的大多数才有权这样做，必须等待他们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因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 2 月 25 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国民报》派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像 1830 年 7 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准备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强迫成立共和国。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这一点。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 20 万人回来。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政略上的考虑和按法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两小时的期限未满，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夺目的大字：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几个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阶级，都突然被抛到政权的圈子里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座而登上革命舞台亲身去跟着一道表演！随着立宪君主制被推翻，国家政权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因而由这种虚假的政权挑起的一切派生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然把共和国强加给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加给全法国，它就立刻作为一个独立的党登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自身革命解放进行斗争的基地，而决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其实，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完善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个共和国使一切有产阶级同金融贵族一起进入了政权的圈子。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派[148]从七月王朝迫使他们所处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怪乎《法兰西报》[183]同反对派的报纸一起进行过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在 2 月 24 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过赞同革命。普选权已把那些在法国人中占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即农民指定为法国命运的裁定人。最后，二月共和国打落了后面隐藏着资本的王冠，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

经赤裸裸地显露出来。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他们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迫使刚成立的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几天以后忘却了自己的诺言，并且好像心目中已经没有了无产阶级的时候，有两万工人群众向市政厅[176]进发，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长时间的辩论之后，勉强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负责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行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实际的国家政权和行政枢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旁边，在银行和交易所旁边，修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最高祭司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承担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让巴黎无产阶级有工作可做。与任何世俗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行政权。他们得用自己的头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在寻找点金石，市政厅里却在铸造着通用的钱币。

可是，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那也只能在卢森堡宫的朦胧状态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共同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像他们在临时政府本身安插了一位工人坐到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一样。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就是现存的资产阶级的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就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部，只能是一个徒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制约的。如果没有一场击退英国这个世界市场暴君的欧洲革命战争，法国又怎么能打破这种生产关系呢？

一旦有某个阶级奋起反抗，社会的革命利益就汇集在它那里，这时，它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打倒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它自己行动的结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法国工人阶级并没有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

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工业更发达，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比大陆上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更革命。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并没有统治法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所有制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在本国的疆界内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一等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的斗争，也就是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之中。所以，无怪乎巴黎无产阶级力图在资产阶级利益旁边实现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在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184]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惨重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总还算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的一个讲坛上泄露了 19 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185] 在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脸红了，这些“荒诞呓语”原先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伪经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的假寐中惊醒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集团伪善的词句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这样和气地抛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想入非非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纯粹出于误会才造成各阶级的分裂，于是 2 月 24 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

从临时政府这方面来说，它既然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那就要尽力使这个共和国能为资产阶级和外省所接受。它以废除政治犯死刑来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发表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掌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追究。《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借以取乐。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建立丰功伟绩

的途径不在于去恐吓别人，而在于经常出头露面，在于依靠自己的柔顺和不对抗的生存方式来谋求生存并消除对抗。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专制国家大声宣告，共和国是爱好和平的：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座右铭。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各个民族的人都按照自己直接所处的情势起来反抗了。俄国和英国都感到措手不及，后者本身被运动波及，而前者则被运动吓住了。于是，共和国面前一个民族敌人也没有了，于是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可以激发起活力，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它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把共和国看作是自己创造的，自然赞同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地位的措施。它心甘情愿地接受科西迪耶尔的委派，去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的财产，就像它让路易·勃朗去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一样。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解除了武装。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只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临时政府的财政措施最能清楚地表明它是如何狂热地解决这一任务的。

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被动摇了。社会信用是以确信国家听凭犹太人金融家剥削为基础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反对的首先是金融贵族。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可见，在二月革命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经瘫痪，流通已经不畅，生产已经停滞。革命危机加剧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以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整个资产阶级制度没有受到侵犯并且不可侵犯为基础的，那么这种已经使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即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的革命，以卢森堡的斯芬克斯去向交易所对抗的革命，又该产生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起义，就是消灭资产阶级的信用，因为它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及其制度。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必须保证这个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再度上升。

为了使人不致怀疑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义务，为了使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道德和偿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既不体面而又幼稚的虚张声势的手段。法定偿付期限未到，它就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五分、四分五和四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地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骄矜自负的态度就立刻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财政拮据，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费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有所减轻。财政拮据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者、仆役和工人就不得不掏出钱来，为政府赠给国家债权人的这份使他们喜出望外的礼物付款。

政府宣布，凡存款在 100 法郎以上的储蓄银行存折今后不得提取现款。储蓄银行中的存款被没收了，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公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者这时所持有的已经不

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公债券，于是他们就不得不把这种债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从而直接听任交易所犹太人的宰割，而他们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人才进行二月革命的。

银行是七月王朝时期掌握统治权的金融贵族的高教会[186]。正像交易所操纵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112]不仅直接威胁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银行的生存；银行一开始就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以图使共和国丧失信用。银行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然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下室里的钱提出来。银行券持有者们都赶到银行出纳处去挤兑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可以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破产，它只要冷眼旁观，让银行听天由命就行了。银行破产就会像洪水泛滥一样，转瞬间把金融贵族，这个共和国的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银行一旦破产，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资产阶级自身就只得把这看作是摆脱绝境的最后的拼死一搏。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去做，反而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使法兰西银行网络遍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订约借款，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恳求大家为爱国主义作出牺牲，但是毫无用处。只有工人才给它一点施舍。于是它只得采取英勇手段——开征新税。然而向谁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吗？这不是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同情的办法。这样做一方面会危害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而另一方面人们又会力图用很大的牺牲和屈辱去换取这种信用。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谁来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牺牲呢？是笨伯雅克①，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四十五生丁附加税[187]。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非法攫取的 10 亿巨款[188]占有者的身上。而实际上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阶级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得不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反革命就得到了他们这个重要力量。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四十五生丁税，而在他们看来，巴黎无产阶级就是靠他们出钱来享乐的浪费者。

1789 年的革命是从免除农民的封建负担开始的，而 1848 年的革命，为了使资本不受到损害并使其国家机器继续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用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离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描述，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犹太人、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

① 笨伯扎克雷是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蔑称。——编者注

出的这种无理要求。其实，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是知善恶树上的苹果[189]。

临时政府既然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发行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也就归附了旧资产阶级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多年的革命旧账，反而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受催逼的债务人。它只得去加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用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的许诺，都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的解放——即令只是空话——也已成了新共和国不堪忍受的危险，因为要求工人解放，就意味着不断反对恢复信用，而这种信用是以坚定不移地、毫不含糊地承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为基础的。所以，一定要把工人清除出去。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逐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觉得自己还不能对付无产阶级。而且，国民自卫军尽管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和千方百计的阻挠，也不得不逐渐地、零星地让武装的无产者进入自己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组织了 24 营别动队[190]，每营 1000 人，由

15 岁到 20 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所有大城市里都是由与工业无产阶级截然不同的一群人构成的。这是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滋生的土壤，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生活的分子、无固定职业的人、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具有拉察罗尼[191] 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临时政府征募的那种青年时期是极易受人影响的，能够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业绩和狂热的自我牺牲，也能干出最卑鄙的强盗行径和最龌龊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给他们 1 法郎 50 生丁，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表上不同于穿工作服的工人。担任他们指挥官的，一部分是政府指派的常备军军官，一部分是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弟，这些人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高调迷住了他们。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他们自己当中召募的年轻力壮、蛮干的 24000 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向列队通过巴黎街头的别动队欢呼“万岁！”他们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他们认为别动队是同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对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他们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队。马利部长把 10 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场[192]。在这

个响亮的名称之下不过是以 23 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从事枯燥、单调和非生产性的掘土工作罢了。国家工场只不过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97]。临时政府以为这样就组建了第二支反对工人本身的无产者大军。这一次资产阶级把国家工场看错了，正如工人把别动队看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不过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

国家工场——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场同卢森堡宫的设想完全相反，但因为牌号相同，就往往给人

提供机会，去别有用心地制造误会，就像描写仆人的西班牙喜剧所制造的那种误会一样[193]。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场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因为国家工场的预言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了。在巴黎资产阶级半天真半故意地混淆这两种东西的过程中，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操纵的舆论中，这些习艺所竟成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于是，社会主义就一起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如果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就名称来说，国家工场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在这些国家工场上。同时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场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加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把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场当作发泄自己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计算着这班无产阶级懒汉耗费的钱财，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变得一天比一天艰难。装装样子的工作竟可以获得国家年金，这就叫社会主义！——他们这样嘟囔着。他们认为自己境况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场，就在于卢森堡宫的浮夸之词，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者的所谓阴谋诡计的，莫过于这些濒临破产而又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又在整个大陆高涨起来了；每一次来的邮件，时而从意大利，时而从德国，时而从最遥远的欧洲东南部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不断地给人民带来胜利的证据，使人民普遍地沉浸在欣喜的情绪之中，而实际上他们已经丧失了这种胜利。

三月十七日事件和四月十六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三月十七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两可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让临时政府回到革命轨道上来，在必要时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清除出去，并且迫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194]。但是在 3 月 16 日，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在“打倒赖德律-洛兰！”的呐喊声中涌向市政厅。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 3 月 17 日高呼：“赖德律-洛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 不得不抗击资产阶级，以维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屈服于自己，反而加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三月十七日事件以一种戏剧性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四月十六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许多工人聚集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上，以便筹备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事宜。突然有一个谣言迅速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工人在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下武装集合，打算从那里向市政厅进发，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全体紧急集合警报，—

—后来赖德律-洛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竞相表白，说首先发出警报的殊荣归于自己，——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 10 万人荷枪待发，市政厅的所有入口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

斯拜尔和卡贝！”的口号响彻巴黎全城，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所有的人都准备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惊悉，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在周密筹划的虚假战斗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 月 16 日的这场可怕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这出拙劣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此），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示威游行的借口。

5 月 4 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195]开会了。普选权并不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全体法国人，或至少是把大多数法国人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公民。这就是他们那种人民崇拜。但是，选举所表明的并不是他们意想中的人民，而是真实的人民，即分裂成各个不同阶级的代表。我们已经看到，农民和小资产者在选举中为什么必定由好斗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来统辖。然而，普选权虽不是共和主义庸人所想象的那种法力无边的魔杖，但它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功绩；它发动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的幻想和失望都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提到国家高层，从而揭去他们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限制选举资格的君主制度则只是让资产阶级中的一定集团丧失声誉，使其余的集团得以隐藏在幕后并且罩上共同反对派的神圣光环。

在 5 月 4 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

《国民报》的共和派[181]。正统派[148]和奥尔良派[196]本身起初也只有戴着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才敢出头露面。只有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 5 月 4

日算起，而不是从 2 月 25 日算起；这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象。国民议会所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而是在政治上对它实行的改造，是在政治上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重新加固，——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无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的整个存在过程可以归结为一场反对无产阶级要求的、持续不断的斗争。

整个法国在国民议会里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立即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197]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欢呼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恢复原状。”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

产者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高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在斗争中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反对资产阶级，他们就注定要失败。先前，为了建立一个对社会主义作出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曾经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王权进行战斗；现在，为了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出的让步，为了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一定要用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出生地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加速了决战的到来：它在 5 月 15 日涌入了国民议会，徒然地试图恢复自己的革命威望，结果只是使自己有能力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198]Il faut en finir！这种局面必须结束！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决心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直接向工人发出挑衅，辱骂和嘲弄工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攻击对象，还是国家工场。制宪议会命令执行委员会对付这些国家工场，而执行委员会本来就只等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既定的计划。

执行委员会开始阻挠工人进入国家工场，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出生的工人赶到索洛涅，说是让他们去做掘土工作。而所谓掘土工作，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来掩饰驱逐工人这一行动的花言巧语罢了。最后，6 月 21 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把一切未婚工人强制逐出国家工场，或者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 6 月 22 日以大规模的起义作了回答——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蒙在共和国头上的面纱被撕破了。

大家知道，那些没有领袖、没有统一计划、没有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如何以无比的勇敢和机智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坚持了 5 天。大家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

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 3000 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共和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太深，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了几星期，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简直被那冲散他们共和国幻觉的硝烟熏得头昏眼花。

请读者允许我们用《新莱茵报》[164]中的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的消息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正式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像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照明弹变成了卡芬雅克的燃烧弹。博爱，一方剥削另一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那种博爱；博爱，在 2 月间宣告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正面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那种博爱，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表达，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 6 月 25 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在流血、在呻吟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存在的那段时间正好是资产阶级利益和无产阶级利益友爱共处的时候。

学究们，他们拘守 1793 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他们曾为

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怜，并且被允许进行长时间地说教和同样长时间地丢丑，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他们要求实行整套旧的、不过没有戴王冠的首领的资产阶级制度；王朝反对派[182]，他们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派，他们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这种服装的式样，——所有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场漂亮的革命，是一场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在这场反对王权的革命中显现出来的各种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和睦地安睡在一起，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存在，还只是口头上和字面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场丑恶的革命，令人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言词，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凶恶怪物的王冠，暴露出这个凶恶怪物的脑袋。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呐喊。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蒂亚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派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开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1789 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没有一次曾侵犯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犯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 年 6 月 29 日《新莱茵报》）①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巴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逼迫下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既不是直接的、公开承认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想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也不是无产阶级已经到了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的地步。《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挑明，共和国认为对它的幻想表示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并且只有它的失败才使它确信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只要企图加以实现，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浮夸而实质上琐碎的、甚至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然将自己的葬身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地，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这个国家公开承认的目的就是使资本的统治和对劳动的奴役永世长存。已经摆脱了一切桎梏的资产阶级统治，由于眼前总是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决不妥协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必定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崛起一样，现在则认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的自信心，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王权结成联盟来反对人民，那么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

① 马克思《六月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153—157 页。——编者注

呢？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阻碍了它巩固自己的统治，阻碍了它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专制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对外保持和平。这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强权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而定，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只要工人还是奴隶，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使欧洲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只要法国发生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被迫立刻越出本国范围去夺取欧洲的地区，因为只有在这里才能够实现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发挥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184]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因此我们高呼：革命死了，革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