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起义的终结］

当德国的南部和西部举行公开起义的时候，当各邦政府费了十多个星期的时间——从德累斯顿的军事行动开始到拉施塔特投降——来扑灭第一次德国革命的这最后一团火焰的时候，国民议会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它的退场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我们已经谈到，法兰克福的这个崇高的机关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因为各邦政府对它的尊严进行放肆的攻击，因为它自己所创立的中央政权既软弱无能又怠惰得等同背叛，因为拥护它的小生意人阶级和追求更革命的最终目的的工人阶级纷纷起义。悲观和失望完全支配了它的议员们；事变立刻形成了如此明确而肯定的态势，以致在几天之内，这些博学的立法者关于他们有真正力量和势力的幻觉就完全破灭了。保守派在各邦政府的示意下，早已退出了这个除非向各个合法当局挑战今后便不能够再存在下去的机关。慌乱的自由派认为事情已无可挽救，他们也抛弃了议员的职务。这些可敬的先生们成百地开了小差。议员最初有 800—900 人，但是这个数目急速地减少，以致

法定人数只好规定为 150 人，而几天之后又改为 100 人。但是甚至这么一点人也很难召集起来，虽然全体民主派都还留在议会里。

剩下的议员应当遵循什么方针，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只需公开而坚决地站在起义方面，从而给予起义以合法性所能赋予它的一切力量，他们自己也就立刻获得了一支实行自卫的军队。他们应该要求中央政权立即制止一切军事行动，如果像可以预见到的那样，这个政权既不能也不愿这样做，那就立即废除它而代之以一个更有力量的政府。如果不能把起义部队调到法兰克福（起初，当各邦政府缺乏准备，还犹豫不决的时候，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那么可以立即把议会迁移到起义区域的中心地点去。如果在 5 月中或 5 月底以前迅速地、坚决地做到了这一切，起义和国民议会就还有取胜的机会。

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德国小市民阶级的代表会采取这样坚决的方针。这些抱负不凡的政治家一点也不能抛开他们的幻想。那些已经失去自己对议会的力量和不可侵犯性的倒霉信念的议员们，已经溜之大吉，要让留下的民主派放弃他们一年来所怀抱的对于权力和虚荣的梦想又很不容易。他们忠实于他们以前所采取的方针，百般回避坚决的行动，直到最后失去了一切胜利的机

会，甚至一切光荣失败的机会。为了开展装模作样的无事忙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毫无效果和它的虚张声势，只是使人觉得既可怜又可笑），他们继续向毫不理睬他们的帝国摄政和公开同敌人勾结的大臣们发布一些低三下四的决议、文告和请求。而最后，当施特里高的议员、《新莱茵报》的编辑之一、整个议会中唯一的真正革命者威廉·沃尔弗宣称，如果他们说的话算数，他们最好结束空谈，立刻宣布德国最大的叛徒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时，这些议员先生们积蓄已久的义愤，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其猛烈的气势，连政府一再凌辱他们的时候也从没有看到过。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沃尔弗的提议是圣保罗教堂①四壁之内说出的第一句通达情理的话。因为他所说的正是必须做的，而话又说得那么直截了当，所以不能不使那班敏感的人感到受了侮辱，这些人只有在不坚决这一点上是坚决的，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下了永久不变的决心：什么都不做——这就是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一句像闪电一样拨开了蒙蔽他们的头脑而他们自己又有意地加以保持的迷雾的话，每一个能把他们引出他们要尽可能在里面多呆一些时候的迷宫的建议，每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清楚的见解，当然都是对这个自主的议会的尊严的冒犯。

法兰克福的可敬的议员先生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决议、呼吁、质问和宣言， 但他们的地位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此后不久他们就退却了，但不是退到起义地区去，因为采取这一步骤未免太胆大了。他们到了斯图加特，那里的符腾堡政府保持着观望的中立态度。在这里，他们终于废黜了帝国摄政，从他们自己中间选举了一个五人摄政。这个摄政立刻通过了民军法，并按规定手续通告了德国各邦政府。它们，议会的真正敌人，被命令去征兵以保卫议会！ 于是便创造了——当然是在纸上——一支保卫国民议会的军队。师、旅、团、炮队，一切都被规定好和安排好了。所缺乏的只是实在的东西，因为这支军队当然从来没有出世。

还有最后一个方案呈现在国民议会面前。民主派民众，从全国各地派来代表团请求议会出面指挥，并催促它采取坚决的行动。人民知道符腾堡政府的真正意向，恳求国民议会强迫这个政府同各邻邦一道公开而积极地参加起义。但是白费气力，国民议会一迁到斯图加特，就完全听符腾堡政府的摆布。议员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压制人民中间的骚动。这样一来，他们便丧失了他们还可以保持的最后一点点影响。他们获得了应得的轻蔑；符腾堡政府在普鲁士和帝国摄政的逼迫下结束了这出民主的滑稽剧；在 1849 年 6 月 18 日封闭了议会开会的大厅，命令摄政成员离开该邦。

于是他们前往巴登，去参加起义者的阵营，但现在他们在那里已经毫无用处了。没有一个人理睬他们。可是摄政仍然以有自主权的德国人民的名义在继续努力拯救祖国。它企图获得外国列强的承认，凡是愿意领取护照的人都一律发给。它不断发表宣言，派专员到符腾堡那些它曾经拒绝及时给予积极支援的地区去发动起义；这一切当然没有成功。现在我们手边有一篇报告原件，这是这些专员之一律斯勒先生（厄尔斯的议员）寄给摄政的，它的内容很能说明问题。报告注明“1849 年 6 月 30 日于斯图加特”。律斯勒先生在描述六位委员筹措现金毫无收获的奇遇之后，举了一大堆理由说明他为什么尚未到达指定的岗位，接着又就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符腾堡之间可能发生的纷争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发表了很有份量的见解。但是，他详细

①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1848 年 5 月 18 日—1849 年 5 月 30 日开会的会址。——编者注

地考察了这一切之后，得出结论说，再也没有任何指望了。其次，他提议建立由可靠人员组成的驿站式的机构以传递消息，并建立谍报系统以侦查符腾堡内阁的意向和军队的调动情形。这封信没有寄到收信人手里，因为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摄政”已完全转变为“外交部门”，也就是搬到瑞士去了。当可怜的律斯勒先生正在为一个第六等王国的可怕内阁的意向而绞尽脑汁的时候，十万普鲁士的、巴伐利亚的和黑森的兵士，已经在拉施塔特城下的最后一战中把全部问题解决了。

德国的议会就这样消失了，德国革命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作品也随之消失了。议会的召开是德国的确曾发生过革命的首要证据；这个议会一直存在到这第一次现代的德国革命完结之时。在资本家阶级的影响下由分裂涣散的、多半是刚刚从封建制度的愚昧中觉醒过来的农村居民选举出来的这个议会，它的作用是把 1820—1848 年间一切有名的大人物统统集中在政治舞台上，然后又把他们彻底葬送。这里集中了中间阶级自由派所有的知名人士。资产阶级期待出现奇迹，但是却为自己和自己的代表赢得了耻辱。工商业资本家阶级在德国遭受的失败，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加惨重。最初他们在德国各邦被打败，被击溃，被逐出官场，后来在德国的中央议会里遭到痛击， 遭到侮辱和嘲笑。政治自由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统治，不管是采取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的形式，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德国议会在其存在的后期，使 1848 年 3 月以来领导官方反对派的那一帮人，那些代表小生意人阶级的利益并部分地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的民主派， 蒙受永久的耻辱。这一阶级在 1849 年 5 月和 6 月，曾得到机会来表明它有办法在德国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我们已经看到它遭到了怎样的失败；这与其说是由于环境不利，不如说是由于它在革命爆发以来的一切紧急关头一贯畏缩不前；它遭到这种失败是由于它在政治上也同样目光短浅、畏首畏尾和动摇不定，这正是它的商业活动的特点。1849 年 5 月，它由于这种行为已经失去了欧洲所有起义的真正战斗力量——工人阶级的信任。可是当时它还有取得胜利的大好机会。德国的议会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完全在它掌握之中。农村居民也都赞助它。只要它认清形势，坚决地、勇敢地行动起来， 各小邦三分之二的军队，普鲁士三分之一的军队，普鲁士后备军或民军的大多数，都准备和它一致行动。但领导这一阶级的政客们，并不比追随他们的小生意人群众更有洞察力。他们甚至比自由派更糊涂，更迷恋于他们有意保持着的幻觉，更容易上当受骗，更缺乏正视事实的能力。他们的政治作用也降到了零度以下。但是由于事实上他们还没有实现他们那些陈腐的原则，所以在十分有利的环境下，他们本来还能够再活跃一个短暂的时期；但是，最后的这一点希望也被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剥夺了，正像他们的法国“纯民主派”伙伴们一样。

德国西南部起义的失败和德国议会的解散，结束了第一次德国革命的历史。最后，我们还需要看一下获得胜利的反革命联盟的成员们。这我们将在下一篇通讯来谈。［294］

1852 年 9 月 24 日于伦敦

写于 1851 年 8 月 17 日—1852 年 9 月 23 日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3—115 页

载于 1851 年 10 月 25 和 28 日，11 月 6、7、12 和 28 日，1852 年 2 月 27 日，3 月 5、15、18 和 19 日，4 月 9、17 和 24 日，7 月 27 日，8 月 19 日，9 月 18 日，10 月 2 和 23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