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对维也纳的攻击。对维也纳的背叛]

当最后文迪施格雷茨调集的军队对维也纳发动进攻的时候，能够用于防御的兵力极其不足。国民自卫军只有一部分可以调到战壕中去。不错，无产阶级的自卫军最后终于仓促组成了，但由于决定这样来利用人数最多、最勇敢、最坚决的这一部分居民为时已晚，所以他们未能充分学会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训练，因而不能胜利地抗击敌人。因此，有三四千之众、训练有素、纪律也相当好、勇敢热情的大学生军团，从军事观点来说便成为能够胜任自己任务的唯一的一支部队了。但他们，再加上少数可靠的国民自卫军和一群纷乱的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数多得多的正规军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不要说耶拉契奇的那帮土匪了，他们由于生活习惯，十分擅长于那种争夺一幢幢房屋和一条条胡同的巷战。文迪施格雷茨肆无忌惮地动用了许许多多装备完善的大炮，而起义者除了几门陈旧不堪、装配不好、使用不灵的火炮而外，还有什么呢？

危险越迫近，维也纳城内就越惊慌失措。直到最后一刻，议会还不能下决心向驻扎在离首都几英里的佩尔采尔的匈牙利军队求援。安全委员会通过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决议，它也像武装的人民群众一样，随着各种互相矛盾的谣言的起伏而情绪时高时低。只有一件事是全体都同意的——尊重财产；而这种尊重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达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后制定防御计划方面没有做什么事情。如果说当时还有人能挽救维也纳的话，那么贝姆便是唯一的一个，他是一个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维也纳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外国人；

而由于大家对他不信任，他放弃了这个任务。如果他坚持下去，他也许要被当作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义部队的指挥官梅森豪泽作为小说家的才能远远超过他甚至作为下级军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适合承担这个任务；可是，在八个月的革命斗争之后，人民党并没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个比他更能干的军事人才。战斗就这样开始了。维也纳人既十分缺少防御手段，又非常缺乏军事训练和组织，但他们还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贝姆担任指挥官时所发布的命令——“坚守阵地到最后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但是，毕竟寡不敌众。在构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线的又长又宽的林荫道上，街垒一个接着一个被帝国炮兵扫除了；到战斗的第二天晚上，克罗地亚人便占领了旧城斜堤对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军队的无力而零乱的攻击完全被击退了；在休战期间，旧城里的队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踌躇动摇，惊慌失措，剩下来的大学生军团在构筑新的工事，而帝国军队就在这时攻入城内，趁着城内的一片混乱占领了旧城。

这次胜利的直接后果就是种种暴行和许多人被依军法处死，就是进入维也纳的斯拉夫族匪帮的各种骇人听闻的无耻兽行；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着在这里详细叙述。这次胜利的更深远的后果，即维也纳革命的失败使德国事态发生的完全新的转化，我们下面再谈。关于对维也纳的攻击，还有两点需要加以考察。这个首都的人民有两个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这考验的时刻他们在哪里呢？

我们已经看到，维也纳入以刚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怀挺身起来捍卫的事业，虽然归根到底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首先是和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业。他们不让奥地利军队开去进攻匈牙利，而宁愿自己首当其冲地承受这些军队的最凶猛的攻击。当他们这样高尚地挺身出来援助他们的同盟者的时候，成功地抵挡住了那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却把他赶向维也纳，用自己的胜利增强了准备进攻维也纳的兵力。在这种情形下，匈牙利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应该是毫不迟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维也纳——不是援助维也纳议会，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员会或维也纳的任何其他官方机构，而是援助维也纳革命。如果说匈牙利甚至忘记了维也纳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么，它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应该忘记维也纳是维护匈牙利独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维也纳陷落，便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帝国军队向匈牙利推进。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弄清匈牙利人为他们在维也纳被包围和被攻击时按兵不动作辩护的种种借口：他们自己的战斗力量不足，维也纳议会或任何其他官方机构都拒绝向他们求援，他们必须坚持宪法立场而避免和德国中央政权发生纠纷。至于匈牙利军队实力不足，事实是这样的：在维也纳革命和耶拉契奇到来以后最初几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规军队，因为当时奥地利的正规军还远远没有集中起来；如果在第一次击败那拉契奇后乘胜进行勇猛无情的追击，那么单是在施图尔韦森堡作战的人民自卫团的力量也足以和维也纳人会合，而使奥地利军队的集中迟延半年。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在没有获得某种决定性的胜利之前，迅速行动是一个基本规则；而且我们可以断然地说，从纯粹的军事角度来看，佩尔采尔在和维也纳人会合以前是不应该停止行动的。事情当然是有些危险，但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当 40 万维也

纳人把要开去征服 1200 万匈牙利人的军队吸引来攻击他们自己的时候，难道他们就不冒一点危险吗？在奥地利人集结起来以前一直采取观望态度，以及后来在施韦夏特举行软弱无力的佯攻（结果当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败），—

—这种军事错误同坚决向维也纳进军去追击耶拉契奇的溃散了的匪军相比所招致的危险肯定更大。

可是，据说匈牙利人如果不经官方机构的同意就这样进兵，便是侵犯德国领土，便会和法兰克福的中央政权发生纠纷，最重要的是，这就意味着背弃合法的和立宪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据说正是匈牙利人的事业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维也纳的官方机构不过是形同虚设！奋起保卫匈牙利的难道是议会或什么民众委员会吗？难道不是维也纳的人民（而且只有他们）拿起武器为匈牙利的独立而打先锋吗？问题不在于必须支援维也纳的这个或那个官方机构，因为所有这些机构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会被推翻；问题在于革命运动的高涨，在于民众行动的不断发展本身，只有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当维也纳和整个德意志的奥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敌人的同盟者的时候，革命运动以后可能采取怎样的形式，这是维也纳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问题是：匈牙利政府这样坚持要取得某种所谓合法的认可，我们是否应当从中看出这是追求一种颇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个明显的征兆。这种追求虽然没有能够挽救匈牙利，但后来至少给英国中间阶级的公众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至于借口说可能和法兰克福的德国中央政权发生冲突，这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法兰克福当局事实上已被维也纳反革命的胜利所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里得到为击败它的敌人所必需的帮助的话，该当局也同样会被推翻。最后，一个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离开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这种说法也许会得到英国的自由贸易派[96]的满口称赞，但历史永远不会承认这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假如维也纳人在 3 月 13 日和 10 月 6 日拘泥于“合法的和立宪的”手段，那么那种“合法的和立宪的”运动的命运，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荣战斗的结局又会怎样呢？据说，匈牙利人在 1848 年和 1849 年曾立足于合法的和立宪的基础之上，而这个基础正是维

也纳人民在 3 月 13 日用极端不合法的和非立宪的起义给他们争取到的。我们不打算在这里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们应该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对这种循规蹈矩报以嘲笑的敌人，那是完全不适当的；还应该指出，如果不是这样一味声称要坚持合法性，使戈尔盖得以利用这种合法性来反对匈牙利政府，戈尔盖的军队就不会服从自己的统帅，就不会出现维拉戈什的那种可耻的灾祸[283]。而当 1848 年 10 月底匈牙利人为挽救自己的名誉终于渡过莱塔河的时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坚决的攻击一样不合法吗？

大家知道，我们对匈牙利并不怀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斗争中我们是维护它的；我们有权利说，我们的报纸——《新莱茵报》[164]，为在德国宣传匈牙利人的事业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报纸做得都要多[284]。它阐释了马扎尔族和斯拉夫族之间的斗争的性质，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匈牙利战争的文章，这些论文得到了这样的荣誉，几乎后来出版的关于这一问题的每一本书都抄袭它们，连匈牙利本国人和“目击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们甚至现在也还认为，在欧洲大陆将来的任何动荡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国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们一向对自己的同胞是很严厉的，所以我们也有权对我们的邻居直言不讳。其次，在这里我们应以历史学家的公正态度记述事实，所以我们必须说，在这个特定的事例中，维也纳人民豪迈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谨慎态度不仅高尚得多，而且有远见得多。而同时我们作为德国人，还可以说，我们不愿意拿匈牙利战役中的一切煊赫胜利和辉煌战斗同

我们的同胞维也纳人的那种自发的、独力进行的起义和英勇的抵抗相交换。使匈牙利有时间去组织能够完成如此伟大业绩的军队的是维也纳人。

维也纳的第二个同盟者是德国人民。但他们到处都被卷入了像维也纳人所卷入的那种斗争。法兰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刚刚遭到失败并被解除武装。在柏林和布雷斯劳，人民和军队双方都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每一个地方的运动中心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到处问题都争执不下，只有靠武力来解决；保持德国过去的分裂和涣散状态的不幸后果，现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觉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种不同的问题，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但它们在各个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借口提出的，它们在各个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发生了这种情形：虽然每个地方都感觉到了维也纳事变的决定性意义，但没有一个地方能够实行一次重要的打击，以便帮助维也纳人或牵制住敌人的力量；这样，能够帮助他们的就只有法兰克福的议会和中央政权了。各方面都向它们呼吁；但它们做了些什么呢？

法兰克福议会和由于它同旧联邦议会私通而产生的私生子——所谓的中央政权，因维也纳的运动而暴露了它们的彻头彻尾的无能。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可鄙的议会早就丧失了它的贞操，它尽管还年轻，但已白发苍苍，它已经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胡扯瞎诌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珑的伎俩。议会最初曾对德国的强盛、复兴和统一满怀梦想和幻想，可是现在剩下的只是到处重复的条顿人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以及每个议员都坚信他个人十分重要而公众则诚实可欺。最初的质朴被抛弃了；德国人民的代表变成了一些讲求实际的人，就是说，他们发现，他们做的越少，说的越多，他们作为德国命运的裁决者的地位就越稳固。他们并不认为他们的许多会议是多余的；完全相反。但他们已经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问题，对于他们都是禁区，他们最好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像一群东罗马帝国[285]的拜占庭学者一样，以骄傲而勤恳的态度

（他们后来的命运正是这种勤恳的报酬）讨论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决了的理论教条，或者讨论一些永远得不到任何实际结果的显微镜下的实际问题。这样，议会就成了一所兰开斯特学校[286]。议员们在这里互教互学，因而这个议会对他们都有重大意义，他们都相信，这个议会所做的事情甚至超过了德国人民对它的希望，他们认为，谁要是再无耻地要求它取得什么成果，谁就是祖国的叛徒。

当维也纳起义爆发时，关于这个事件曾经有过许多质问、辩论、建议和修正，这一切当然毫无结果。中央政权准备加以干涉，它派了两个专员—— 过去的自由党人韦尔克尔先生以及莫斯莱先生到维也纳去。同这两位德国统一的游侠骑士的英勇事迹和令人惊异的冒险行为比较起来，唐·吉诃德和桑乔·潘萨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奥德赛。他们不敢到维也纳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吓他们，愚蠢的皇帝不理解他们，施塔迪昂大臣公然无礼地愚弄他们。他们的公文和报告也许是法兰克福记录中可以在德国文献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讽刺小说，是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及其政府树立的永久性耻辱纪念碑。

国民议会的左派也派了两个专员——福禄培尔先生和罗伯特·勃鲁姆先生——到维也纳去，以维持他们在那里的声望。当危机临近的时候，勃鲁姆正确地断定，德国革命的大会战将在这里进行，并且毫不迟疑地决心为此而献出自己的头颅。福禄培尔却相反，认为他必须保全自己，以便承担他在法兰克福的岗位上的重要职责。勃鲁姆被认为是法兰克福议会里最善于雄辩的

人才之一，他当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辩才恐怕在任何一个富有经验的议会里都经不起考验；他太喜欢德国非国教派传教士的那种浅薄的空谈，而他的论据既缺乏哲学的锐敏，又缺乏实际知识。在政治上他属于“温和的民主派”，这是一个相当暧昧的派别，但正是这种在原则问题上的模棱两可，受到一些人的喜爱。虽然如此，罗伯特·勃鲁姆按其天性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质彬彬的平民，在决定性的关头，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气魄就战胜了他的模棱两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动摇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见解。在这种时刻，他的才干远远超过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维也纳便看出他的国家的命运要在这里决定，而不是在法兰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辩论中决定。他立刻下了决心，抛弃了一切退却思想，挑起了指挥革命军的担子，行动异常冷静而果断。正是他使维也纳城的陷落迟延了一个长时期，并且烧毁了多瑙河上的塔博尔桥，使该城的一面没有受到攻击。大家都知道，在维也纳被攻陷以后他就被捕，被军事法庭审判并处死。他英勇地牺牲了。而法兰克福议会虽然吓得发抖，却装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态度接受了这种血腥的侮辱。它通过了一个决议，就其措辞的和缓和克制来说，与其说是对奥地利的诅咒，不如说是对被害的殉难者坟墓的侮辱。但是，难道能够指望这个卑劣的议会对它的一个议员——尤其是一个左派领袖

——的被杀害表示愤怒吗？

1852 年 3 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