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 1849

年 5 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家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中所指出的左派 势力得以加强的种种原因不谈，仅仅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派转变为多数派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摄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竟然突然要来代替那个旧多数派了。现在他们要表明他们能做什么。当然，他们的活动应该是有魄力、有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大臣们前进，如果做不到这点的话，他们就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权代替它，行政权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比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数派宣称：尽管有种种障碍，帝国宪法必须付诸实行，并且必须立即付诸实行；7 月 15 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将于 8 月 15 日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议会以外）为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而举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人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一种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给他们提供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自己目的的机会。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 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征召、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样的火星。火星落下了， 于是全国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累斯顿的人民在 5 月 4 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①，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后备军拒绝出征，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符腾堡，人民强迫国王②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迫使大公③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着，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性信号，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活动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德国的西半部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各小邦，军队无疑都支持运动。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

①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

② 威廉一世。——编者注

③ 莱奥波德。——编者注

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的机会肯定是存在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么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 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 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应付你所玩弄的把戏的后果。起义是一种用若干极不确定的数进行的演算，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据优势；如果你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你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的最初胜利给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用迄今为止人们所知道的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话来说，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①

那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逃脱它必然要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其次，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拿起武器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有受委托者代表他们）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行政权；召集起义部队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听任事变自然发展，而且走得更远，竟用自己的反对行动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德国南部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他们却呼吁他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 而后者无动于衷。帝国的大臣们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他们却加以容忍。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威廉·沃尔弗要求他们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了台！［293］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采取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样一来，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

① 丹东 1792 年 9 月 2 日在立法议会上的演说。——编者注

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正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它就寿终正寝了， 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 年 8 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