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读者大概还记得，我们在前六篇里叙述了德国的革命运动，直到维也纳3 月 13 日和柏林 3 月 18 日两次人民的伟大胜利[160]。我们看到，在奥地利和普鲁士都建立了立宪政府，自由主义的或中间阶级的原则被宣布为未来整个政策的指导方针；这两大运动中心之间唯一显著的区别是：普鲁士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先生这两位富商为代表，直接攫取了权柄，而奥地利的资产阶级所受的政治训练差得很远，自由派官僚们便上任就了职，宣称自己是受资产阶级的委托来执掌政权。我们又看到，原来团结一致反对旧政府的各党派和各社会阶级如何在胜利之后或者甚至在斗争进行中四分五裂；而独享胜利果实的上述自由派资产阶级如何立即转而反对它昨天的同盟者，如何对一切较先进的阶级或党派采取敌对态度，并且同战败的封建官僚势力结成同盟。事实上，早在革命剧开演时就可以看出，自由派资产阶级只有依靠较激进的人民党的援助，才能守住自己的阵地，抵抗那些已被击败但未被消灭的封建官僚党；另一方面，为了对付这些较激进的群众的冲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又需要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援助。所以，很明显，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资产阶级没有掌握足够的力量保持自己的政权并使一切国家机构适应于他们自己的需要和理想。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内阁不过是一个中间站。从这里，按照事态的发展情况，国家或者将走向更高级的阶段——统一的共和国，或者将重新堕入旧日封建教权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制度中去。无论如何，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三月事变只是战斗的开始。

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两邦，因此维也纳或柏林的每个决定性的革命胜利，对全德国都有决定的意义。这两个城市 1848 年三月事变的发展，也确实决定了全德国事态的进程。所以，如果不是由于各小邦的存在而产生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本身正是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的最显

著的证据，正是最近这次革命半途而废的证据，那么本来无须再叙述各小邦所发生的运动，我们的确可以只限于研究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情况了。上述机构如此不正常，它所处的地位如此滑稽可笑，可是又如此自命不凡，可以说， 在历史上将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所谓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德国国民议会[260]。

在维也纳和柏林的人民胜利之后，自然就产生了应当召开全德代表会议的问题。于是这个会议就被选举出来，在法兰克福开会，与旧的联邦议会并存。人民希望德国国民议会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履行全德意志联邦最高立法权力机关的职能。但召集国民议会的联邦议会，对于它的职权未作任何规定。谁也不知道它的法令是具有法律效力呢，还是需要经过联邦议会或各邦政府的批准。在这种混乱状况中，如果国民议会稍有一点力量，它就会把联邦议会这个在德国最不受欢迎的机构立即解散，使之寿终正寝，代之以从国民议会自己的议员中选举出来的人所组成的联邦政府。它就会宣布自己是德国人民的至高无上的意志的唯一合法代表，从而使自己的一切法令具有法律效力。最重要的是，它就会使自己在国内获得一支足以粉碎各邦政府的任何反抗的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在革命初期，这一切都是很容易做到的。但是要求一个主要是由自由派律师和学究式的教授们组成的议会做到这一点，那就未免太过分了，这个议会虽自称体现了德国思想和学术的真髓，而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供老朽政客在全德国眼前表现他们不自觉的滑稽丑态和他们思想与行动上的无能的舞台。这个老太婆议会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甚于害怕全德各邦政府的所有一切反动阴谋。它在联邦议会的监视之下开会，不仅如此，它几乎是恳求联邦议会批准它的各项法令，这是因为它的最初一些决议必须由这个可憎的机关发布。它不坚持自己的最高权力， 反而故意回避讨论任何这一类危险的问题。它不把人民的武装力量聚集在自己周围，而是闭眼不看各邦政府的暴行，直接就来讨论议事日程上的问题。这个国民议会眼看着美因茨实行戒严，该城的居民被解除武装，竟不闻不问。后来它选举了奥地利的约翰大公做德国的摄政，并宣称自己的一切决议都具有法律效力。但约翰大公只是在获得了各邦政府的同意之后才荣登新的高位，而且这不是由国民议会而是由联邦议会授予的。至于国民议会的法令的法律效力，这点从来没有被各大邦政府所承认，而国民议会本身也不坚持， 因此仍然是一个悬案。总之，我们看到一种奇异的景象：一个议会宣称自己是伟大的主权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但它从来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迫使别人承认自己的要求。这个机构中的辩论没有任何实际结果，甚至也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只不过是重复一些陈腐不堪的哲学学派和法律学派的最乏味的老生常谈；人们在这个议会中所说的，或者无宁说是所嘟哝的每一句话，报刊上早已刊登过一千次，而且比他们说得要好一千倍。

总之，这个自称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的机构，使一切都保持原来的状态。它根本没有实现人们久已渴望的德国的统一，连统治德国的各邦君主中最无足轻重的君主也没有废除；它没有加强德国各个分散的省份之间的联系；它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去摧毁那分隔汉诺威和普鲁士、分隔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关税壁垒；它甚至完全没有打算废除在普鲁士到处妨碍内河航行的苛捐杂税。但是，这个议会做得越少，却喧嚷得越厉害。它建立了一个纸面上的德国舰队；它兼并了波兰和石勒苏益格；它允许德意志的奥地利对意大利作战，但在奥地利人安全退入德境时却禁止意大利人追击；它对法兰西共和国连呼万

岁，并接纳了匈牙利的使者，后者回国时对德国的了解无疑是比出使时更加糊涂了。

在革命之初，全德各邦政府曾把这个议会看作一个可怕的怪物。它们估计这个议会可能采取十分专断而革命的行动，因为它的权限极不明确——当时对它的权限问题不作明确规定是必要的。于是，为了削弱这个可怕的机构的影响，各邦政府策划了一整套十分周密的阴谋；但事实证明，它们的幸运胜过聪明才智，因为这个议会替各邦政府办事比它们自己办得还要好些。这些阴谋中主要的一招，就是召开地方的立法议会。结果，不仅各小邦召开了它们的立法议会，连普鲁士和奥地利也召开了制宪议会。在这些议会里，像在法兰克福议会里一样，也是自由派中间阶级或它的同盟者——自由派律师和官僚占据多数，而且所有这些议会的工作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德国国民议会是一个假想的国家的议会，因为它拒绝建立它自身赖以存在的首要条件——统一的德国；它讨论一些它自己创造出来的假想的政府的各种假想的永远不能实现的措施，它通过了一些谁也不感兴趣的假想的决议。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制宪议会至少还是真正的议会，它们推翻了旧内阁并且任命了真正的内阁，而且至少曾一度强迫它们与之进行斗争的各邦君主实行它们的决议。它们也是怯懦的，也缺乏作出革命决断的远大见识；它们也背叛了人民，把政权交还给了封建的、官僚的和军事的专制制度。但当时它们至少还是被迫讨论了一些有关目前利益的实际问题，被迫同别人一起生活在地上；而法兰克福的吹牛家们却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①里遨游为无上的快乐。因此，柏林和维也纳制宪议会的辩论构成德国革命史的重要的部分， 而法兰克福这群笨伯的苦心佳作，却只能使文献和古董收藏家感兴趣。

德国人民深深感到必须消除可恨的疆土分裂状态，因为这种状态分散和抵销了民族的集体力量，他们曾一度希望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至少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但这群自作聪明的蠢人的幼稚行为很快就使全国的热情冷却了。签订马尔默停战协定[270]方面的可耻行为（1848 年 9 月），使人民怒不可遏地起来反对这个议会；他们本希望它会给民族提供一个自由的活动场所， 但它却无比怯懦而不知所措，只是使现在的反革命制度借以建立的各种基础恢复了它们从前的稳固。

1852 年 1 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