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德国其他各邦]

在前一篇中，我们几乎仅仅谈到 1840 年至 1848 年间在德国的运动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的那个邦，即普鲁士。现在我们则应该略微考察一下同一时期德国其他各邦。

自从 1830 年革命运动以后，各小邦完全处于联邦议会的独裁之下，也就是处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独裁之下。各邦制定的宪法既是用来抵御大邦的专横霸道，又是为了给制定宪法的君主们树立声望并把由维也纳会议不依任何指导原则建立的各色各样的省议会统一起来。这些宪法虽然虚有其名，但在1830 年和 1831 年的动荡时期，对各小邦君主的权力仍然是一种危险。所以它们几乎全部被废除，侥幸保存下来的则更加有名无实，只有像韦尔克尔、罗泰克和达尔曼这帮絮絮不休的自我陶醉的人才会设想，他们在这些小邦的不起作用的议会里被允许表明的那种掺和着可耻谄媚的、谦卑的反对立场，能够获得什么结果。

这些小邦里比较坚决的那一部分中间阶级，1840 年后很快就完全放弃了他们从前希望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这些附庸小邦里发展议会制度的一切想法。当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同它联合起来的各阶级郑重表示决心，要为在普鲁士实行议会制度而斗争时，它们便立即被公认为除奥地利以外的全德国的立宪运动的领袖。现在，已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260]并因单独召开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261] 的立宪派核心分子，在 1848 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1849 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他们打算把奥地利完全排除于德意志联邦之外，建立一个具有新的根本法和联邦议会的、在普鲁士保护之下的新的联邦，并且把小邦归并于大邦。只要普鲁士一实现立宪君主制，实行新闻出版自由，采取不依赖俄国和奥地利的独立政策，因而使各小邦的立宪派能够真正控制各该邦的政府，上述一切便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发明者是海德堡（巴登）的盖尔温努斯教授。这样一来，普鲁士资产阶级的解放，就预示着全德国中间阶级的解放，预示着一个对抗俄国和对抗奥地利的攻守同盟的建立，因为，奥地利，正如我们马上就会看到的那样，被认为是一个十分野蛮的国家，人们对它很少了解，而所了解的一点点，也不是奥地利人

的什么光彩的事。因此，当时奥地利不被认为是德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各小邦里的其他社会阶级，它们都或快或慢地跟着它们的普鲁士弟

兄跑。小商人阶级越来越不满意他们的政府，不满意加重捐税，不满意剥夺他们在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专制的奴隶”相比时常常借以自夸的那些政治上的虚假特权。但在他们的反对立场中还没有任何明确的东西，表明他们是与上层大资产阶级的立宪主义不同的一个独立的党派。农民中间的不满情绪也在增长，但大家都清楚地知道，这一部分人在安静的和平的时期，从不会维护自身的利益，从不会采取一个独立阶级的立场，除非在确立了普选权的国家。城市工业企业中的工人，已感染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毒素”。但是在除普鲁士以外的别的地方，重要城市很少，工业区更少，由于缺乏活动和宣传的中心，这个阶级的运动在各小邦发展得极为缓慢。

政治反对派所遇到的种种障碍，无论在普鲁士或各小邦都促成了宗教反对派，即平行地进行活动的德国天主教[262]和自由公理会[263]。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在那些享受国教的祝福而政治问题的讨论却受到束缚的国家里，与世俗权力相对抗的危险的世俗反对派，常常隐藏在更加神圣的、看来更加无意于世俗利益而一意反对精神专制的斗争后面。很多政府不允许对自己的任何行动进行讨论，但它们却不敢贸然制造殉教事件和激起群众的宗教狂热。所以，1845 年在德国的每一个邦里，或者是旧罗马天主教，或者是新教，或者是两者同时，被视为国家制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每一个邦，这两个教派中的一派的或两派的教士，都是官僚政府机构的重要因素。因此，攻击新教或天主教正统，攻击教士，就等于变相攻击政府本身。至于德国天主教派，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德国，尤其是对奥地利和巴伐利亚的天主教政府的攻击；而这些政府也正是这样理解这一点的。自由公理会的信徒，反对国教的新教徒，有点像是英国和美国的一位论派[264]，他们公开宣称反对普鲁士国王及其宠臣、宗教和教育事务大臣艾希霍恩先生的那种教权主义和严格的正统主义的倾向。两个新教派都曾一度得到迅速的发展，前者是在天主教国家，后者是在新教国家，二者除了起源不同而外，没有别的区别；至于教义，两派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一切已确定的教条是无效的。这种缺乏确定性便是它们的真正实质。它们自称要建筑一个伟大的神殿，使所有德国人都能在其屋顶下联合起来；这样它们就用宗教的形式表达了当时的另一种政治思想，即统一德国的思想。可是它们相互之间却无论如何也不能取得一致。

上述的教派企图发明一种适合于所有德国人的需要、习惯和趣味的特制的共同宗教，以便至少是在宗教方面实现德国的统一。这种思想的确传布很广，尤其是在各小邦中。自从德意志帝国被拿破仑灭亡以后，要求将德国的一切分散的成员联合起来的呼声，已成为对于现状不满的最普遍的表示，在各小邦尤其是这样。因为在小邦里维持宫廷、行政机关、军队等等的巨大开支，——简言之，沉重的捐税负担，——与各该邦的微小和贫弱成正比地增加着。但是，如果德国的统一得到实现的话，那么这种统一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在这一点上各党派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愿有严重革命动荡的资产阶级，满足于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他们认为“切实可行的”东西，即要求在普鲁士立宪政府的领导下建立除奥地利之外的全德联盟。的确，既然要避免危险的风暴，当时所能做的也只能到此为止。至于商人阶级和农民（如果说农民也愿意过问这类事情的话），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他们后来所大声疾呼要

求的德国统一有任何明确的观念；少数的梦想家，多半是封建的反动派，希望恢复德意志帝国；一些无知的所谓的激进派羡慕瑞士的制度（他们当时还没有实行那种制度的经验，后来这种经验才使他们十分滑稽地醒悟过来），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只有最极端的党派敢于在当时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265]。因此，德国统一问题本身就孕育着分歧、争执，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孕育着内战。

我们可以对 1847 年底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小邦的情况作如下的总结。中间阶级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决定不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用来束缚他们的商业事务、工业生产能力和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的共同行动的枷锁；一部分土地贵族已变成了纯粹市场商品的生产者，因而他们同中间阶级利害相同休戚与共；小生意人阶级很不满意，埋怨捐税，埋怨对他们的业务设置的种种障碍，但是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应保障他们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的改革方案；农民在一些地方饱受封建的苛捐杂税的盘剥，在另一些地方则备受放债人、高利贷者和律师们的压迫；城市工人普遍不满，他们对政府和大工业资本家同样憎恨，并且深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感染。总之，反对政府的群众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们的利益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受资产阶级领导，而走在资产阶级最前列的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尤其是莱茵省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各邦政府在许多问题上不一致，彼此互不信任，尤其不信任普鲁士政府，虽然它们不得不依靠它的保护。在普鲁士，政府已遭到舆论的唾弃，甚至遭到一部分贵族的唾弃，它所依赖的军队和官僚也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感染了反政府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越来越受它的影响；除了这一切，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赤字。有哪个国家的中间阶级在反对现存的政府、夺取政权时曾经处于比这更有利的地位呢？

1851 年 9 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