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脱离农业独立发展的趋势，比以前更加明显，手工业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更加复杂，出现了采矿工业和加工业的分工，原料产地和手工业地区彼此互为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除苏、杭等城市发展起来的丝织业外，在江南五府的各个镇市中，以织

绢为生的机户愈来愈多，有的人已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如嘉兴王江泾镇“多织绸收丝缟之利，义务耕绩”，濮院镇人“以机为田，以梭为耒”，苏州的盛泽、震泽、黄溪等市镇更是“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

另一些地区的农民，不少人专门从事农业经济作物的生产，以供应丝织手工业的需要。如湖州(今属浙江)的农民专植桑养蚕，以至桑麻万顷。湖丝成为苏、杭、福州、成都以及其他新兴丝织业各城镇的主要原料。仅次于湖丝的还有四川保宁(今阆中)的阆茧。阆茧不仅为本地所需，而且销售到吴越和以织潞著名的山西潞安。

棉纺织业亦然。在松江城郊，有些农民以织布为专业，在这里有专以织布为生的机户，有从事棉花加工的弹花和轧花作坊，有从事棉布加工的踹坊(踏布、压布的作坊)，还有新兴的棉布再制品的行业如制袜业等。有的商人把松江的棉布运往芜湖浆染，当时“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芜湖已成为浆染棉布的中心(见芜湖浆染)。为了供应松江等地棉纺织业的需要，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一部分农田，大量种植棉花。

制铁业方面，广东佛山镇的制铁业已分为“炒铸七行”，拥有大量的耳锅匠和锯柴工，其所需原料铁板多来自广东西部的罗定、阳春、阳江各县， 说明了制铁业和冶铁业的分工。

某些手工业内部的专业分工，也比过去更加细密。明朝中叶以后，苏州的丝织业有织工数千人，染工亦数千人。在织工中，又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帛工和挽丝工的分工。织绸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工序。景德镇的制瓷工业有淘土、制坯、满窑、烧窑、开窑等一系列的分工。石塘镇的造纸业有纸工两千余人，在一座槽房内，就有扶头、舂碓、检择、焙干等分工。徽州的冶铁业，“煽者、看者、上矿者、取钩(矿)砂者、炼生者而各有其任， 昼夜轮番四五十人，若取炭之夫、造炭之夫又不止是”。这一切都反映了当时一部分手工作坊或工场的生产规模和专业分工，这些作坊和手工工场都是民营的，无一不与商品市场相联系。

在明朝，社会分工虽有一定的扩大，但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还很顽强。农村的基本分工主要是“男耕女织”或“以织助耕”。丝织和棉纺织业，以及制糖、染色、炼铁、造纸等，大部分还是家庭的副业。在城市内尽管也存在着各种手工业作坊，但商铺与作坊往往合在一起，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还不很明显。封建国家的压榨、勒索和行会对小商品生产者的排斥，严重阻碍着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