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

明朝时，藏民以半农半牧为生，农产品有小麦、荞麦和青稞，上层僧侣和各地的部落首领构成封建领主阶级，拥有大量的田庄、财富和奴婢，而广大藏族人民则都是衣奴。洪武时，明政府在西藏等地设立乌斯藏都指挥使司以及宣慰司、招讨府、元帅府、万户府、千户所等地方行政机构，任命藏族

的封建领主力都指挥使、宣慰使、招讨使、万户、千户等官职，赐给他们诰命、印信，通过他们向所属藏民征收赋税。当时西藏喇嘛教的教派很多，有噶当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和本布派，每派又分为若干小派。而以噶举派帕木竹巴法王的权力为最大。明朝设帕木竹巴万户府，并封帕木竹巴法王为“国师”，明朝还在西藏封立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辅教王)， 此即西藏八王。八王各有封地。分别统辖一定地区，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

明初，宗喀巴在西藏创立格鲁派(黄教)，他在西藏进行宗教改革，主张“敬重戒律”，提倡苦行。宗喀巴第五弟子释迦也失作为他的代表曾两次到达北京，成祖封其为“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宗封其为“大慈法王”和“国师”。此后黄教在西藏的势力日大，信仰者日多。万历时，达赖三世索南坚错长期居留在西宁等地，与蒙古俺达汗相友好。与明朝首辅张居正也有书信往来，明朝封其为“大国师”。达赖三世使黄教在蒙古得到广泛的传播，在调和明朝皇帝和俺达汗的关系方面也有较大的贡献。达赖四世云舟坚错曾于万历四十四年得到神宗授予的“普持金刚佛”的封号，此后，格鲁派的首领达赖五世和班禅四世借青海蒙古固始汗的兵力，推翻噶玛派在西藏的统治， 黄教在西藏的政治地位日益巩固，得到青海、蒙古、东北各地喇嘛僧侣的支持。

明朝藏族人民与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来往更加频繁。永乐五年至十二年，在藏汉各族人民的艰苦劳作下，修通了四川雅州(今雅安)到乌斯藏的驿路。明朝在川、陇等地设茶马互市与藏民贸易，还准许西藏等地的僧俗官员派使来北京通贡，规定三年一贡，天顺年间一次贡使至二三千人。私人贸易被严格禁止，但汉藏两族人民主间的贸易关系始终不断，藏民经常以马匹、氆氇等物来内地换取盐、茶和布匹，汉族商人也从内地私自携茶与之易马， 有人且越山涉水，深入藏族地区从事贸易活动。当时的河州、秦州(甘肃天水)，洮州(甘肃临洮)、雅州和打箭炉(四川康定)等地，已经成为藏汉各族人民互市的场所，私营贸易与官营贸易同样繁盛。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在明朝称畏吾尔，亦作畏兀儿，是居住在新疆地区的主要民族。明代，除撒里畏吾儿仍从事游牧外，其他居住在于阗(今于田)、喀什噶尔(今喀什)、哈密、土鲁番(今吐鲁番)等地的畏吾儿人都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其手工业也很发达。其耕地和牧场大部分掌握在封建主(蒙古族或畏吾儿族)的手中，一般农户则少地或无地，遭受封建主苛重的剥削。元末明初，畏吾儿族地区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形成封建割据的形势。洪武、永乐、宣德间，与内地恢复关系的小国和地面，前后共有七八十个之多。明朝政府从太祖时起先后在甘肃西部到新疆东部地区设立赤斤蒙古、哈密、沙州、安定、曲先、阿端、罕东、罕东左等八卫，卫设指挥，一度还在柳城、火州(均在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等地设都指挥等官。明朝与哈密卫的关系最为密切。永乐二年明政府曾封哈密王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景泰时，土

鲁番势力强大，攻占哈密城，兵锋及于嘉峪关内的甘肃(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地。从此明朝对西域的控制日益松弛，不得不在嘉靖八年放弃哈密。

苗、瑶、彝、壮各族 居住在云贵、四川、两广、湖广等地的少数民族有苗、瑶、彝、僮(即壮)、黎、傣等族。各族之间以及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还都很不平衡。有的农业已有显著发展，并普遍使用犁耕。湖南一部分少数民族到明中期已蓄食甚富；云南一些民族在平坝种稻， 一年两熟，产量也在增加。但住在高寒山区的某些部落，生产力还很低下， 有些仍处刀耕火种阶段。从社会发展的阶段看，有些已由封建领主经济过渡到地主经济，或是地主经济已占统治地位；有的阶级分化不明显；有的则已有阶级分化，开始由原始公社制末期进入奴隶制，或已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

明朝政府沿袭元朝的统治制度，在云贵、两广地区设置土司，通过各族的首领统治各族人民。但各地的土司与明朝也有矛盾，经常发动叛乱。明朝政府在平定叛乱后，往往把这些地区的土司裁撤，改设流官，即改土归流。改土归流的目的是建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统治，但是在客观上打破了农奴制度，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加强了中央与地方的联系，对维护国家的统一有进步意义。

明朝统治时期，云贵各地经常爆发各族人民的起义。著名者有英宗正统十四年苗族农民的邛水十五洞司(今贵州三穗)起义、英宗正统七年至世宗嘉靖十八年的广西桂平大藤峡起义。明朝有很多汉族人民陆续迁至云贵、两广等地，他们不仅与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一起进行抗官斗争，还把先进的铁工具和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到了苗、瑶等族聚居的地区，并从事耕作、开矿、采茶、兴修水利，对这些地区的开发起了积极作用。

高山族 高山族是中国台湾的土著居民，长期以来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16 世纪，高山族已有发达的农业，甘蔗和棉花的种植也逐渐兴盛起来。在农业方面可能已用铁锄耕作，狩猎则已普遍使用铁工具。狩猎剩余产品已用于交换。高山族社会的基层组织是部落，若干部落结合成社。一社或千人，或五六百人，已有贫富差别和阶级分化。随着东南地区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汉族人民渡海到台湾。濒海之民每年都有数十百艘渔船在澎湖和北港之间打鱼，又有很多人到台湾与高山族进行贸易，或在山口设店，或径自入山，以玛瑙瓷器等换取鹿皮、鹿角，受到高山族的热情接待。

万历、天启间，颜思齐、郑芝龙等在台湾建立政权。他们称君主，有官职，有武装，与高山族保持和睦友好关系。郑芝龙在台湾练兵积粮，又在厦门、金门竖旗招兵，参加者都是贫苦的饥民，他们出没海上，走私贸易，也登陆与明军作战，他们还头裹红巾，号“郑家军”，军纪甚严，禁止掠捕妇女、放火杀人、强割稻谷等。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后，郑芝龙于崇祯元年接

受明朝的招抚，并在崇祯三年和十二年率领郑家军，以巧妙的海战击败荷兰殖民者。使荷兰“不敢窥内地者数年”。

满族的兴起及其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居住在中国东北的女真是满族的前身。明初居于东北的女真人分为海西、建州和“野人”三部。分布在松花江以东，东滨海，西接兀良哈，南邻朝鲜，北至奴儿干的广大地域内。其中海西、建州两部多居住在松花江、牡丹江、乌苏里江各流域，野人女真则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南北各地，东北到鞑靼海峡等广阔地区。女真三部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野人女真比较落后，不事耕稼，惟以狩猎为生。海西、建州两部虽然亦过渔猎生活，但已从事畜牧和农耕。

明朝政府在东北设置都司卫所，直接统辖女真三部和黑龙江流域的各个少数民族，建州女真部的建州是最早设立的卫。永乐时，明朝政府任命建州部首领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猛哥贴木儿为建州左卫都督。后龙江部力量强大，南下压迫建州，阿哈出孙李满住率众西走。英宗正统时，建州部众几经迁徙，相继来到浑河支流苏子河上游的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南)地方。明朝政府任命李满住为建州卫指挥使，董山为建州左卫指挥使，又设置建州右卫，以凡察为指挥使。此即著名的建州三卫。建州部众进入赫图阿拉后， 明政府在东北地区开设马市，专与建州部贸易。从 16 世纪后期至 17 世纪初， 建州部的社会生产力有显著发展。农业已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手工业也很发达，“银、铁、革、木，皆有其工，而惟铁匠极巧”。建州女真以人参、貂皮和松木等与汉族贸易，贸易地除原有的抚顺外，又增加了清河(今辽宁本溪东北)、宽莫(今辽宁宽甸)、叆阳(今宽甸西北)三处。与这一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组织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此制度反映了建州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发展，加强了建州部的军事实力。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采取又拉又打的办法，陆续把女真建州五部、长白三部、扈伦四部、东海诸部控制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二十七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以蒙古文字女真音创制满文颁行。四十四年，他正式与明朝断绝关系，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女真族政权，国号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设置官吏，制定法令。次年，包括库页岛及其附近的小岛在内的女真各地，都脱离明朝的统治，由后金政权管辖。女真各部的统一，客观符合历史发展，对加速中国东北地区的开发，对东北各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都有重大意义。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发兵大举攻明，烧毁抚顺城，次年，又在萨尔浒大败明军。以后六七年间，由于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明军连续败退，除山海关外极小地区，辽东大小七十余城，包括辽、沈在内，全部为后金占领。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后金一次掠获的辽东汉人达二十万口之多。二年， 后金以辽阳为都，五年迁都沈阳。六年努尔哈赤率兵攻宁远(今辽宁兴城)时受伤，死于沈阳，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时期后金的势力又有所扩展。不久，后金又扩充了八旗制度，先后建立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继续在关内虏

掠人口，分拨给八旗贵族或士兵之家为奴耕作。崇祯五年(1632)，皇太极联合蒙古喀尔喀、科尔沁等部，攻打受明册封并与后金为敌的蒙古察哈尔部， 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走死青海，后金攻占呼和浩特。至此，后金已占领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从东、西、北三面，对积弱已久的明朝形成包围。明崇祯九年，即清太宗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得到满族贵族、蒙古王公、各部部落首领以及东北地区一些汉族地主的支持，改后金为“清”。从这时起，清朝已成为一个与明朝相对立的封建王朝。

明朝的对外关系

明朝与南洋各国的关系 在明朝，中国和亚洲各国特别是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政治接触比以前更加频繁。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联系主要靠海上的交通。

当时人称南洋为东西洋，以婆罗洲的文莱为界，日本、吕宋为东洋，马来亚、苏门答腊及其以西以南为西洋。明朝商人把瓷器、丝绸、铁器和金属货币带到南洋，收买当地的胡椒、谷米和棉花，发展了中国和南洋的商业关系，明朝的湖丝、瓷器和糖品、果品最受南洋各国欢迎。留居南洋的中国人， 不仅从中国带去了铁锄、铁犁、制糖、采矿的工具，以及茶种和培植胡椒的方法，并且和南洋居民一起开发农场和矿场。中国人不断向南洋迁移，对南洋的开发作出了积极贡献。

明代的中国是当时亚洲的一个强大的国家，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对亚洲各国都有较深的影响。明朝政府在永乐、宣德时曾派遣大批使臣到亚、非各地，表示愿与各国交好，当时的朝鲜、日本，以及吕宋、暹罗(今泰

国)、文莱(今越南南部)、占城、满剌加(今马六甲)、爪哇、浡泥(今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等国都与明朝保持政治和外交关系，并通过朝贡形式来华贸易。永乐二十一年，各国使臣到南京一次就达一千二百多人，满剌加、浡泥两国的国王和王后也都抵南京，受到明成祖的款待，并派人护送归国。明朝政府又在广州、泉州、宁波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明成祖永乐三年到宣宗宣德八年(1433)前后二十八年间，中国著名的航海家郑和曾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前后到过亚非三十多个国家(见郑和下西洋)。

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虽然日渐增多，但是在朝贡形式下的贸易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明朝政府严格限制各国使臣来华的日期、人数和船数，并须呈验“勘合”和“金叶表文”，才能入境，明朝政府屡次颁布禁止人民私自下海的命令。使明朝和南洋各国之间的商业活动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东南沿海地区人民的抗倭斗争 明朝初年，中日两国的经济文化联系曾经有过正常的发展，相互间的贸易十分兴盛。日本向中国输出硫黄、铜、刀剑、扇、漆器，中国向日本输出大量铜钱以及丝、棉、绢帛、瓷器、书籍

等物，宣德时，随贡舶来华的日本商船所携私物较明初增加十倍。景帝时， 中国铜钱一度成为日本占优势的货币。不久，中国采炼金银的技术也传入日本，日本开始制造金银币，这种接触，对中日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在这同一时期，日本九州等地的一部分诸侯组织一些武士、浪人和商人，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掠夺和骚扰，抢劫商船，杀掠沿海居民，侵犯中国的领土，他们乘坐的不是贡舶、商舶而是“寇舶”，史称倭寇。

倭寇的侵略不但阻碍了中日的正常贸易，而且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的灾害。明世宗嘉靖年间，日本进入战国时期。这时，日本分裂为更多的诸侯国，

各诸侯都争来通商，有限制的朝贡贸易已完全不能满足其要求。他们通商不遂，就用武力抢掠，还把被掠获的中国和日本人民当作奴隶卖给葡萄牙人。由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豪地主、大商人下海经商的也日益众多，其中有的人多与倭寇勾结，狼狈为奸，徽商汪直即倚仗倭人，自称岛主。此时明朝内政腐朽，海防松弛，于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倭患达到高潮。

嘉靖二十六年，明朝以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督备倭。朱纨重挫倭寇，并严厉实行海禁，对通番者坚决镇压。但因其作法侵犯了闽、浙大姓的利益， 被削巡抚权，而抑药自杀。此后，倭寇更加猖獗。他们所到之处焚烧房屋， 掳掠妇女财物，致使吴越中村落市井，半为废墟。

当倭寇入侵时，东南沿海的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城乡人民纷纷组织武装，保卫家乡。三十四年四月，一支由汉、壮、苗、瑶等民族组成的军队在总督南畿浙闽军务张经和总兵俞大猷、参将卢镗等指挥下，于王江泾镇斩杀倭寇一千九百多名，大获全胜。三十六年，倭掠福建长乐，城崩二十余丈，居民数千人拼死防守，终于击退倭寇。在同一时期，沿海一带的渔民、盐民、商民也都驾船出海迎战。崇明县沿海沙岛上的居民，纷起组成抗倭武装，称为“沙兵”。金华、汀、漳、惠州的流民也积极参加斗争，成为抗倭的一支主力。时值严嵩专权，其党羽把持防倭要职，对内陷害抗倭将领， 对外公然通倭，接受倭寇的贿赂。阻碍了抗倭斗争的发展。

嘉靖末年，明朝御倭将领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在粤、闽、浙等地的御倭战役中，领导军民，屡次击败倭寇。老将俞大猷在海上抗击倭寇达二十余年，所领“俞家军”名闻当世。戚继光所率的由矿工和农民组成的“戚家军”最为英勇。他们大小八十余战，战无不胜，前后杀倭万余人，基本上荡平了倭寇之患。穆宗隆庆元年，明朝政府重开广州和漳州为通商口岸，对外进行贸易，商业也日益繁荣起来。

万历时的援朝战争 在戚继光肃清倭寇的同时，日本国内也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化。日本的“关白”丰臣秀吉战胜其他诸侯，统一了日本，日本的封建经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尤为迅速。丰臣秀吉为满足封建主和商人的贪欲，积极对外扩张，万历二十年(1592)，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企图以朝鲜为根据地，侵略中国。同年五月，日军十五万从釜山登陆后，仅二十天便攻陷王京汉城，占领平壤，国王李昖逃往义州，遣使向明朝求援， 明朝鉴于朝鲜“为我藩篱必争之地”，决定出兵援朝抗日。年底，明朝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兵四万余援朝。明军与朝鲜军民配合作战，于次年正月进围平壤，打败日本最精锐的小西行长的军队，收复平壤， 继而又克复开城，共击毙日军万余，迫使日军放弃王京，退据釜山，汉江以南千余里之地复归朝鲜所有。

丰臣秀吉败后，假意与明朝讲和，诱明撤兵，孤立朝鲜，以待机发动新的军事侵略战争。明朝主和派亦主张对日本“封贡”，求得暂时的和平。二十五年二月，和议破裂，日军再度入侵朝鲜，明朝政府再派邢玠率兵援朝。在朝中军队的奋击和朝鲜人民的支持下，连续在稷山、珍岛、蔚山、泗州等地获得胜利，打破了敌人侵占全部朝鲜的迷梦。二十六年七月，丰臣秀吉死。同年冬，中朝海军在朝鲜南海与日军决战，日军几平全部被歼。丰臣秀吉发动的第二次侵朝战争失败。

两次援朝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日本侵朝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朝鲜军民的坚持抗战，明军的两次援助也起了重大作用。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 16 世纪时，欧洲的一部分国家，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主义者对东方的掠夺，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其次是荷兰。

葡萄牙于武宗正德六年(1511)攻占了当时南洋贸易集中地满剌加，随即侵犯中国东南海域，劫夺商旅，掠卖人口，贩运违禁物品，甚至武装袭击广东沿海地区。十二年，葡人强占珠江口的屯门岛，筑室屯寨，又以通商名义， 派使至北京，但被驱逐。嘉靖二年(1523)，明朝军民在广东新会海面击败葡船，缴获其佛郎机炮。此后，明朝政府即严禁与葡人贸易，并封锁了全部通商口岸。葡萄牙人在广东被逐后，又北窜浙江、福建，与倭寇勾结，强占双屿(今浙江象山港外)和浯屿(今金门)，在双屿修房屋，设官吏，居留葡人达一千二百人之多。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中国军民先后收复双屿、浯屿，给入侵者以沉重打击。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又改变手法，买通明朝海道副使汪柏，佯言商船遭风暴，请求准其在壕境澳(今澳门)居住，并晒晾货物。三十六年，更以租借为名，霸占不去。他们在此地建筑炮台、城垛，众至万人， 久居不走，以作为侵略中国的据点。

追随葡萄牙人来到东方的西班牙人于隆庆五年侵占吕宋岛，开始派舰队骚扰中国海面，并在吕宋多次屠杀华侨，引起华侨的坚决反抗。

万历二十九年，荷兰殖民主义者继葡、西之后派舰队来东方，于三十二年侵入澎湖屿(今澎湖列岛)，被击败后，又转而侵占台湾。天启四年(1624) 和六年，荷兰和西班牙分别侵占台湾岛的南北各半。此后，这两个侵略者在台湾北部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崇祯十五年(1642)，西班牙人战败，台湾遂被荷兰独霸、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的罪恶统治，遭到居住在台湾的高山族和汉族

等人民的激烈反抗，武装起义前仆后继。明末郑成功驱逐侵略者，收复台湾。与殖民主义者在沿海地区进行武装掠夺同时，不少天主教传教士也来到

中国。万历八年，一部分耶稣会士来到澳门，以后又陆续有教士来到中国。其中有利玛窦、庞狄我、熊三拔、龙华民等人。

利玛窦受到明神宗朱翊钧的优待，在北京建立教堂，后来一直居留在北京。这些人除为殖民主义者服务，传播宗教外，还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利玛窦等人带来的有关历法、水利、测量等技术和原理著作，曾经由徐光启、李之藻等翻译成中文，对当时中国接受西方较进步的科学技术起了积极的作用。

明末农民起义和明王朝的灭亡

明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 明末，社会矛盾继续加深，土地空前集中。神宗时，皇室的庄田达两万一千多顷，其中一部分已扩张到江南。神宗之弟潞王朱翊镠在湖广等地占田四万顷。神宗子福王朱常洵在山东、河南、湖广占田两万顷，三女占田共七千五百顷，以后桂、惠二王又占田一万顷。直隶、山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等省王庄密布。地主官绅也争相置产，这些人对田土的侵夺，比王庄、皇庄尤剧。河南的缙绅富室占田少者五七百顷， 多者千余顷。在土地肥沃的苏、松、杭、嘉、湖五府地区，已达到“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的程度。在拥有水利灌溉的成都平原地区，十分之七的土地是王公占田。在封建地主阶级兼并土地过程中，大量劳动人民沦为贵族、地主的佃农、雇工和奴仆。王公、勋戚向佃农征收高额银租，每亩地收租银三分、五分，甚至一钱。桂惠二王年收租银至三万两，福王每年收租银达四万六千余两。一般地主豪绅则主要征收实物租，江南一亩之收，多则三石，少者不过一石，私租却重至一石二三斗至两石。除正租外，还有各种附加租额和从地主那里转嫁来的差役、赋说和高利盘剥。

贵族、地主对佃农的人身束缚也很严重。河南等地的佃农不仅须无条件地替地主服各种杂役，而且未经地主给假不得自由行动。豪绅地主和王府亲随在各地私设公堂、吊拷租户、驾帖捕民、格杀庄佃，无所不为。沦为长工和奴婢的农民，无论在法律上和实际生活中都没有自由可言。神宗时，江南等地的地主士绅往往有役使奴仆千百人者。奴仆的身分比长工、佃农更为低贱，一经与主人立契，世代都不能脱籍，时称“世仆”。

封建国家的赋税徭役也极为苛重。一条鞭法在具体执行中弊窦滋生，难以减轻广大贫苦农民的负担。丁银(即分配到丁口中的差役银)苛重，分配不均。有的重至三分、五分，还有的重至一钱、三钱甚至五钱。地主富户往往买通官吏，躲避差徭，把丁银分派在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身上。在折银方面， 贫苦农民需卖粮食缴纳赋役银，又要遭受高利贷和商业资本的盘剥。许多人无银可纳，无粮可卖，无贷可借，只有流亡。

田赋加派不断增多。万历四十六年，明朝统治者因辽东的战争，在各地

加派赋税，称为“辽饷”。崇祯时又因镇压农民起义先后加派“剿饷”和“练饷”。旧饷加三饷每年要增赋银两千多万两。地方官吏还从中加征“火耗”， 甚至加二加三，以至一些中小地主也相继破产，农村经济日益凋敝。

为了攫取更多的货币，躲避差徭，官绅地主多兼营官店、牙行、囤房、典债、盐酤等。在北京的勋戚王公除霸占庄田外，又纷纷经营窑场(煤窑、灰窑)，开设店铺。他们利用封建特权在各地包揽商税，垄断市场，无所顾忌地掠夺城市贫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的财富。

与此同时，明朝政府也加强了对工商业城镇的掠夺。从万历二十四年起，神宗派出大批矿监税使，以征收矿税、商税为名，在各地大肆搜括各种珍宝和金银。这些宦官在各地公行抢掠，随意捕杀人民，还在城乡交通路口设置关卡，苛税极其杂多。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镇中，不断出现店铺倒闭、手工业工人失业的现象。在矿税监的横暴掠夺下，城市的工商业日趋凋敝。自二十七年后，各地纷纷爆发城市居民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参加斗争的基本群众是城市的下层居民，包括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较大规模的城市居民的反抗运动，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阶级矛盾的激烈和扩大(见城市民变)。

封建统治者更加穷奢极欲。明神宗除挥霍每年送入皇宫的一百二十万两金花银外，还觉用度不足，一次即向户部索银二千万两，皇太子和公主的婚礼费用银达九百三十四万两，皇帝修陵墓用银达八百万两，宫内奴役宫女九千人，宦官上万人。而贫苦农民在残酷的封建剥削下，却经常吃草根树皮， 在灾荒的年月甚至吃雁粪、白土和石粉，到处是饥馑和死亡。万历十五年前后，被统治者称为“饥民”、“叛民”、“山贼”、“流寇”的破产农民， 已经不断掀起聚众抗官的斗争；十六年，在今安徽、湖北、江西交界地区， 爆发了刘汝国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割富济贫”，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刘汝国自称“顺天安民王”、“划富济贫替天元帅”。次年春，刘汝国被俘牺牲，起义失败。明朝后期，各地农民也纷纷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其中主要的有熹宗天启二年五月，徐鸿儒、王好贤等于山东郓城一带领导的起义(见徐鸿儒起义)等。

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 明代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也十分复杂尖锐。以皇帝、宗室、宦官、勋威为主的皇家地主集团和包括权臣以及各地官绅在内的官绅地主集团是当时社会上主要的统治势力。中小地主、中下级官吏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一部分依附在大地主集团的周围，是大地主集团利益的维护者，在万历时分为浙、楚、齐、昆、宣各党，天启时大多合为阉党。另一部分则在经济上受排斥，政治上无势力，为了挽救明朝的统治危机，他们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与大地主集团展开激烈的冲突，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是大地主集团的反对派，代表了中小地主阶层的利益，他们的主张也部分地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要求。尽管非东林党之间也有矛盾，但它们都一致攻击东林党。在这些党派之中，以浙党声势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

从哲还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地位十分显赫。

万历后期，党争以争国本为主线，先后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的事件也成为当时党争的中心。在党争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田土的掠夺，反对矿税监的横征暴敛。其斗争有一定正义性，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在东林党的反对下， 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势力受到一定的压抑。

熹宗天启年间，党争达到高潮。最初，东林党曾占上风，不久，反东林诸党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形成“阉党”，对东林党施以残酷的报复。天启五年，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被逮锦衣卫狱论死。六年，又先后逮捕高攀龙、周顺昌、黄尊素、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周起元等人，高攀龙在无锡自杀，其余皆入北京诏狱，蹂躏以死。各地群众为了保护蒙冤的东林党人，进行了反阉党的斗争。同年三月，魏阉缇骑到苏州逮捕周顺昌，苏州群众极为愤慨，方开读假诏时，群众即起而打击缇骑，当场击毙缇骑一人。后为首的颜佩韦、周文元、杨念如、马杰和沈杨五人被处死。这次事件即著名的“开读之变”(见五人墓)。

明末农民起义的兴起和发展 熹宗天启七年，陕西大饥，澄城知县张斗耀向农民勒逼租税，催征峻急，三月，贫苦农民王二率饥民冲入县城，杀张斗耀。此次起义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起义的烈火很快遍及陕西的中部和北部。崇祯元年，王二集聚饥民和一部分黄龙寨的回族人民转战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韩城等地。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安塞(今陕西安塞东南)高迎祥等响应王二，先后举行起义。他们劫县狱，败官军，声势日震， 有的并向陕南发展。起义的群众有饥民、难民、边兵和驿卒，但多各自为战， 彼此间还缺乏联络。崇祯三年又有神一元、不沾泥、红军友、点灯子、李老柴等“所在蜂起”。李自成即在此时参加起义，初在不沾泥部下，后归高迎祥。张献忠也在延安起兵，号“八大王”。同年，王嘉胤攻占山陕府谷、延安、庆阳等地，王自用、高迎祥、张献忠等拥其为盟主。次年，陕西的农民军纷纷向山西转移，号三十六营，部众至二十余万，农民军的声势也越战越强。

面对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局势，明统治者任命杨鹤为三边(延绥、宁夏、甘肃)总督，对农民军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但起义军却“视总督如儿戏”。次年明廷宣布招抚失败，下杨鹤于狱，起用洪承畴为总督， 专一主剿。而起义军势日炽，横扫山西各州县，一部分又向畿南、豫北挺进， 洪承畴的围剿遭惨败。

六年，代王嘉胤为盟主的王自用因劳成疾卒，高迎祥起而代之。同年冬， 他率领张献忠、马守应(老回回)、惠登相及闯将李自成等冲破明军包围，渡过黄河，兵十余万，连破渑池、伊阳(今河南汝阳)、卢氏，乘胜分别进入豫西、陕南、四川、湖广。八年，高迎祥率军由河南进入南直隶，攻占明中都凤阳烧毁明朝皇帝的祖陵——明皇陵。不久，高迎祥、李自成率兵经河南入

陕西，张献忠则继续南进，破庐州(今安徽合肥)，下麻城。在崇祯八、九年间，这两支农民军的主力部队，势如急风骤雨，纵横南北，联络其他起义军， 时分时合，兵锋所至，明军多望风逃窜，迫使洪承畴等从进攻转为分区防守。九年七月，高迎祥在盩(今陕西周至)遭明将孙传庭的伏击，不幸被俘，在北京就义。他的牺牲，给农民军带来极大损失。

次年，明兵部尚书杨嗣昌制定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以陕西、河南、湖北、江西为四正，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对农民军反扑。又命熊文灿总理南京、河南、山西、陕、川、湖北军务，专事招抚以解散农民军。在明军的剿抚二策之下，一部分农民军如闯塌天刘国能甘心投降；一部分则宣称接受招抚，但不交出军队，如张献忠和罗汝才；有的则隐蔽起来，休养生息，待机再起，如李自成。

十二、十三年，山东、河南、河北等地连续发生旱灾、蝗灾，赤地千里， 逃亡载道。王公和地主豪绅对农民的剥削更加沉重，明朝政府又于辽饷外先后加派剿饷和练饷。黄河南北的饥民不少已揭竿而起，其他各地也都蕴藏着一触即发的革命烈火。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再度起义。他联合驻军房县的罗汝才，西向四川，粉碎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同年，李自成也由湖广房县、陕西商雒(今商县、商南)等地区进入河南，众至数万人。十二月，连破鲁山、郏县、宜阳三县，并进攻永宁(今河南洛宁)，队伍不断扩大，此后，起义军又连克偃师、灵宝(今河南灵宝北)、新安、宝丰，为攻占洛阳做好了准备。十四年正月，农民军攻占洛阳，福王常洵被捉获。李自成杀之，宣布没收王府金银和粮食，赈济饥民。农民军攻占洛阳，使明朝朝野上下一片惊惶，极大地鼓舞了农民军的斗志。此后，农民军三次包围开封， 在项城(今河南项城南)、南阳、襄城、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汝宁(今河南汝南)等几次战役中，先后战败傅宗龙、汪乔年、丁启浚、左良玉等统率的明军，占领河南绝大部分地区，并连下湖北承天(今钟祥)及荆、襄各州县。

十六年，李自成被推举为顺天倡义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称新顺王，设官职，整顿军事组织，正式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十月，农民军从襄阳向豫西进军，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了以剽悍著称的孙传庭的部队，击毙孙传庭。乘胜破潼关，直入西安，此后迅速占领全陕，并以偏师攻入庆阳、兰州、西宁和宁夏。

大顺政权的建立和明王朝的灭亡 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号大顺，改元永昌。二月，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经河南入山西，从太原分兵两路，直捣北京。沿途农民扶老携幼，欢迎起义军。三月十六日，李自成率农民军从柳沟(今北京延庆居庸关东)入昌平，焚烧定陵享殿，居庸关守将唐通投降。次日，农民军击溃明朝三大营的军队。十八日，李自成驻沙河， 农民军进占外城。十九日晨，明思宗朱由检走投无路，缢死于煤山(今北京景山)，农民军主力入内城，明朝的封建统治被推翻。农民军占领北京后， 为了巩固农民政权，李自成颁行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措施；加强军纪；完善职官制度，在京设置内阁，吏、户、礼、乒、刑、工六政府和比饷镇抚司，任命官职，铸造印契；委派节度使、防御使、府尹、州牧、县令等地方官；开科取士，延揽英才。当李自成从河南、湖北入陕西并长驱直迫北京之时，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也正在胜利进军，有力地牵制了明军。崇祯十六年五月， 张献忠军攻占武昌。他在武昌建官制，称大西王。后又放弃武昌，席卷湘、赣，杀官吏，诛豪绅，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十七年，张献忠率军再度入川， 同年六月攻占重庆，杀瑞王。八月攻克成都，蜀王自杀。张献忠在成都正式建立大西农民政权，设内阁、六都，立都督府以统率全军，还派人联络四川西部羌、彝各少数民族土司，稳固了在四川的统治。

明末农民起义的失败 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后驻防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先受招抚，继而起兵反叛，并向清军求援。永昌元年(1644)四月，李自成亲率大军东征吴三桂，但因受三桂与清军夹击而失败，退回北京，寻又放弃北京南下，经晋入陕。在清军进逼下，自陕西经河南退至湖北。九月李自成在九宫山(另有他说)受地主乡团袭击而牺牲，起义军失败，余部由刘宗敏、李过率领，退至西南，联合南明，抗击清军。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 分兵南下。顺治二年(1645)入川招降张献忠，被拒绝。次年，清军自剑阁入川，献忠率军迎击。但因敌兵猝至，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会合李自成余部，联南明抗清军，最后于清康熙元年(1662) 失败。

明末农民起义提出了“贵贱均田”的纲领并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起义还进一步推动了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广和南直隶等地区佃农抗租斗争和奴婢索契斗争，使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了一定的松弛。

明朝的文化和科学技术

哲学 明初，巩固封建统治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程朱理学，仍然占有支配的地位，封建帝王对它也大为提倡。洪武、建文时的御用学者宋濂和他的门人方孝孺，被称为“程朱复出”。在明成祖主持下所编的《四书大全》、

《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等都以程朱理学为依据，考试者不能离开攻读朱熹注解的《四书集注》和他对《五经》的见解，否则就会造成“鸣鼓而攻之”的局面。英宗正统以来，明朝的政治统治有所动摇，农民起义四起，明王朝受到威胁。正统时，著名理学大师薛瑄、吴与弼等在学术思想上认为程朱之学已无发展余地，但在政治上，薛瑄见于谦之死而不论救，吴与弼则投入石亨门下，他们的作为又为士大夫所不齿。这使得封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寻找新的理论，以挽救地主阶级面临的社会危机。于是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主观唯心的王学。

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体系十分庞杂，他继承南宋大儒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又受到佛教的禅宗影响，称自己的著述是“孔门正法眼藏”。他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原，但又反对程朱理学的作为封建道德准则的心外之理，认为理是在心内的。他在晚年还提出“致良知”的学说，认为只要通过内心的反省，就能“去人欲，存天理”，使心中固有的天赋观念更多地发挥出来。根据这个理论，他还提出“知行合一”的学说，要劳动人民接着儒家的封建道德去思维和行动，甘心受封建剥削阶级的统治。但作为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家人物，王守仁的思想脱离程朱理学的派系，对解除士子思想束缚， 大胆进行思考，还是有积极作用的。

与王守仁同时，有两位具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哲学家。一是罗钦顺，曾任翰林院编修。一是王廷相，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他们受北宋张载“气论” 的影响，都以“气”的理论来反对“理”与“心”，主张物质的气是世界的本原。理在气中，气有变化，附属于气的理也有变化。这是对程朱主客观唯心论的批判。他们反对王守仁的“心外无物”论，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正德九年罗钦顺在南京与王守仁进行当面争辩，以后又在泰和争辩或通信争辩，强调天地万物绝非心的产物。罗钦顺、王廷相和王守仁主观唯心论的斗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是有所贡献的。

明嘉靖、隆庆、万历之际，王学大盛。隆庆以后，王学逐步向下层转移， 开始出现左派和右派。王学左派以王艮、颜钧(山农)、梁汝元、何心隐、李贽为代表，他们不仅更加反对程朱理学，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礼教也有微词。王艮等比较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们的学说已经多少改变了原来巩固封建统治的性质，被视为异端，特别是李贽，被人称为“异端之尤”。

明后期，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东林人物并非只坐谈心性，他们要求搞实学，要经世致用，有所作为。在学术上，他们还主张调和程朱理学和王学，是程朱和王学的调和派。

明末清初之际，社会动荡激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反映在思想上，出现了许多有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他们大都反对空谈，倾向于

讲习经世致用之学，并具有反对专制主义统治和民族压迫的思想。当时著名的学者有工夫之、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唐甄、傅山、陈确等人。王夫之从哲学上系统地驳斥了王守仁的“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 说，揭露其心学“阳儒阴释”的本质。他主张从进化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 反对君主的过分专制，要求改革政治，还提出土地不是帝王的私产，而应当归耕者所有的主张。黄宗羲接受王守仁心外无理的哲学，但又肯定了“理在气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他对专制的暴君政治和现存的封建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顾炎武在哲学上继承二程和朱熹的思想，也宣传张载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对王学空谈心性道德的弊病给予严厉的批判，为矫正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恶习，他在治学方面力求考订经史，养成实事求是踏实钻研的学风，反对当时专制主义的政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子要做到“博学于文”和“行已有耻”，还提倡要有民族气节。

文学 文学方面，比较有特色的，表现在诗文、小说、戏曲三方面。诗文 明初开国时，刘基、宋濂等多以文名世，诗人高启所著古诗更是

脍炙人口，永乐北迁后，诗文大都趋向文笔工整，词章藻丽，内容多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为解缙、三杨所提倡，帝王宫廷所支持，称“台阁体”。正统时，大儒薛瑄等仍以台阁体相标榜。但台阁体大都为应制、应酬之作，缺乏活力，逐步为一部分士大夫所不满，至弘治时，被称为拟古派的复古运动遂应运而起。

拟古派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掀起两次高潮，时间达百余年之久。第一次高潮称为前七子时期，从弘治时开始。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而以李、何为首。他们树起“复古大旗”， “文称左迁，赋尚屈宋，古诗体尚汉魏，近律则法李杜”，理论上以“文必秦汉，诗比盛唐”相号召。第二次高潮从嘉靖时起，称为后七子时期，代表人物是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而以李、王为首。李文所作至“一字一句摹拟古人”，王世贞影响更大，天下无不争效其体。在政治上，“前后七子”，大都是反权贵的，他们在官僚地主中属于中、小地主阶层。在文体上，拟古派反对台阁体，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的改革运动，但随着时间的转移，他们则成为保守派，阻滞了文学的发展。明中期的文学领域中，从沈周开始，直至正德时的唐寅、文徵明、祝允明，都是中小地主阶层的在野派，他们不仅精于诗文，且擅长诗、画，唐寅才华横溢， 其狂放不羁在封建社会中也是罕见的。他们受商品经济发展新兴市民的阶层勃兴的影响，企图摆脱传统文学框架的束缚，颇有朦胧的个性解放的特点。

在嘉靖时极力反对拟古派而又独来独往的文士在江浙有徐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在四川还有杨慎等。

万历时，坚决反对拟古派复古运动的公安派、竟陵派又在文坛兴起。后两派都是湖广的文学流派。公安派有袁中道、袁宏道、袁宗道三兄弟，而以袁宏道最为突出；竟陵派有钟惺和谭元春。公安派是拟古派的死敌，此派一

洗学人追尚拟古派的局面，为文为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公安派与李贽、汤显祖为至友，习性、好尚皆有相同相通之处，也都具有一定的叛逆意味。

小说 明代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其中最著名的为《水浒传》、

《三国志演义》、《西游记》和《金瓶梅》。《水浒传》是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创作的，是根据宋元以来有关宋江三十六人故事的话本和杂剧编写而成。作者塑造了各种不同性格的反抗者的典型形象，歌颂了农民战争和农民英雄，同情他们“逼上梁山”的悲愤的遭遇。此书对长期受地主剥削压迫的农民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特别是对明末农民起义有深远的影响。水浒的故事在各地广泛流传，有的演为戏文，或从说书人的口中传播开来。罗贯中根据长期流传于民间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编写成的《三国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根据历史编成的小说。书中描写了魏蜀吴三国之间复杂错综的军事和政治斗争，塑造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的形象。吴承恩作的《西游记》通过各种神化的故事和人物，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明统治者的腐朽以及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同时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坚决向一切灾害困难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品质。但作者还不能摆脱“佛法无边”和“轮回”、“报应”等宿命论的思想。署名兰陵笑笑生撰的《金瓶梅》，较深刻地刻画了封建社会中大商人、土豪劣绅家庭的骄奢淫侈生活以及他们勾结地方官僚和最高权贵宦官的罪恶活动。所写还有世俗的风土人情。但淫秽行为和变态心理的描绘使该书减色不少。明代长篇小说比较著名的还有《封神榜》、《东周列国志》、《三遂平妖传》、《禅真逸史》等。此外，明代的短篇白话小说“三言两拍”，即冯梦龙的《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和《喻世明言》，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更为脍炙人口。“三言两拍”中有很多封建糟粕，但其中某些篇章却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面，反对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对男女之间的自由爱慕寄予充分的同情，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卖油郎独占花魁娘》、《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这些小说后被改编为戏曲，几百年来，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

戏曲 在明代，杂剧已日益衰落，来自民间的南戏却不减昔时之盛。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士人的提倡，戏剧已成为城市居民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

江南各地的地方戏非常流行，有余姚、海盐、弋阳诸腔。嘉靖时，昆山乐工魏良辅和剧作家梁辰鱼合作创成昆曲，用笛管笙琶合奏，以后传入北京，也成为北京流行的戏曲。传奇方面，经明初文人的改编润色，宋元时的南戏《荆钗记》、《拜月记》、《白兔记》(即《刘知远》)、《杀狗记》等，被称为荆、刘、拜、杀，即明初的四大传奇。其后，汤显祖有《还魂记》(即《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被称为“临川四梦”， 以《还魂记》最著名。明朝的传奇打破传统规格，情节也更加复杂。汤显祖

是万历时期著名的戏剧作家。他反对在传奇的写作上过分讲求音韵和格律， 所创作的剧本也打破了音韵、格律的限制，而注意其结构和思想内容。代表作《牡丹亭》是明代传奇艺术的高峰。晚明的作家高濂的《玉簪记》和周朝俊的《红梅记》都是仅次于《牡丹亭》的写情的出色作品。另一戏剧家李玉所写的传奇《一捧雪》和《清忠谱》(即《五人义》)，直接揭露严嵩、严世藩父子和宦官魏忠贤的罪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史学 明前期官修史籍多，后期私纂史籍多，这与明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强弱以及王学的兴起有一定的关联。明后期著名的史学家有郑晓、高岱、王世贞、李贽、焦竑、严衍、谈迁、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把史籍分为国史、野史和家乘三类，比较全面地概括了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有助于对史料更客观地进行对比研究和探索。

国史 包括实录、会典和正史等书。正史中的《元史》二百一十卷，是太祖洪武二年至三年修纂的，总裁官是宋濂和王祎。此书虽有缺点，但完整保存至今，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官修的《明实录》和建文、景泰两帝的附录，几乎囊括了明代的全部历史。实录除皇家诏谕外，还引用和记载了大量的大臣奏疏和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各方面活动的材料。但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有所偏护和隐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评价也不公允。《大明会典》是记载明章国典的，今存两种。一是正德《大明会典》， 共一百八十卷，截止于孝宗弘治十五年，正德四年刊行。一是万历《大明会典》，共二百二十八卷，新补了嘉隆等朝的条例，万历十五年刊行。两书可相互参考。会典类今存者还有洪武时的《诸司职掌》和嘉靖时戴金所辑《皇明条法事类纂》等。

野史 包括非官书的别史、杂史和笔记等。明后期私人所编历史极多， 不仅可正国史之是非，还可补国史之不足。以明代论，属于纪传体的有郑晓

《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邓元锡《皇明书》，李贽《续藏书》和尹守衡《明史窃》等；属于编年体的有薛应旂《宪章录》，黄光昇《昭代典则》， 陈建《皇明从信录》和《皇明通纪辑要》、谈迁《国榷》。属于纪事本末体的有高岱《宏猷录》；属于杂史类的有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朱国桢《皇明史概》；属于典制类的有徐学聚《国朝典汇》、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属于笔记类的有叶盛《水东日记》、王锜《寓圃杂记》、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谢肇淛《五杂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

家乘 包括私纂的碑传、行状、年谱、家谱等书。碑传总集著名的有徐纮撰《明名臣琬琰录》及《续录》，还有焦竑《国朝献徵录》，有的年谱、行状是单行的，如戚国祚《戚少保年谱耆编》、《李东阳年谱》、《霍韬年谱》、《顾亭林年谱》等；有的则附录在文集中，如张居正《张江陵文集》附录行状，周顺昌《烬余集》附录年谱，《海瑞集》则行状、碑传、年谱皆有附录，此外，还有大量抄本的家谱出现，以供研究之资。家乘每多腴词， 须与国史和野史相互参照。

明人重当代史，对古史的研究亦有成绩。如张溥对《通鉴纪事本末》的论评，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冯琦和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等。

地理学 明代地理学著作与史学近似，前期多官修，后期多私修，方志的纂修在明后期也成为一种风尚。

《寰宇通志》系景泰时陈循等奉敕纂，《大明一统志》系天顺时李贤等奉敕纂。

这两部书勾划了明朝的疆域全貌，是今天保存下来的研究明前期地理形势的绝好资料。罗洪先《广舆图》是明朝的一部著名的地图集，是以元朝朱思本

《舆地图》为底本，改编为明朝内容创制而成的，有十三布政司图、九边图和漕运图等。西洋传教士利玛窦也在北京绘制了若干中国地图，其中最著名的是《坤舆万国全图》。这是一本世界地图，但把中国摆放在图中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采集史料丰富，重在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以及对各地形险要的叙述，考证翔实。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方志资料汇编，书中保存了各地大量的经济风俗资料。他还著有《肇域志》， 无刻，有抄本。

明朝末年，南直隶江阴人徐弘祖周游全国，考察山川地形，编有《徐霞客游记》。书中极为详细地考察了云、贵、川、广等十余省的地理状况，还揭示了中国西南石灰岩地区溶蚀地貌的特征。他是世界上在溶蚀地貌方面进行考察的第一人。

军事学 明代的军事技术、装备和作战方法有较显著的变化，军事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发展。洪武年间，各地卫所驻军已有百分之十装备火铳。永乐前期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部队神机营。

明中期戚继光编练的水、步、骑、车、辎重等营，使用枪炮等火器的士兵已占编制总数的一半左右，车营平均每十二名士兵装备一门火炮，骑兵装配六十门虎蹲炮。明后期由于倭寇侵扰，北边警繁，欧洲殖民者的寻衅，促使一些学者提出经武练兵和充实边防海防的许多新观点、新措施。各具特色的军事著作纷纷问世，主要有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和绘测沿海地图、海防图的《筹海图编》；以练兵、教战、用器、布阵见长的名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阵记》；精于火药、火器研究的《兵录》；茅元仪辑的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汇集了历代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用物资等方面的重要史料，实际上是一部资料丰富的军事学史。此外还有传播西方火器制造和使用技术的《神器谱》、《西法神机》、《火攻挈要》等。

文献学 明代编辑了大量的类书和丛书。其中类书《永乐大典》世界驰名，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包括目录凡例)，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辑入

经、史、子、集、释藏、道经、戏剧、平话、工艺、农艺等图书七八千种， 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

随着民间刻书业的发展和封建地主知识分子的要求，江南地区刊刻丛书者很多，有关各代历史特别是明代历史的有《今献汇言》、《历代小史》、

《纪录汇编》、《百陵学

山》、《盐邑志林》、《国朝典故》等。这些书的问世，开清代丛书大盛之先，但是搜书求种类多而非全本，刻字亦多有讹误。

检阅有关明代存储的图书资料，官修的以杨士奇等奉敕纂修的《文渊阁书目》和万历时焦竑奉敕纂修的《国史经籍志》最著名。私纂者至明代中后期也越来越多，如叶盛《菉竹堂书目》。朱睦■《万卷堂书目》、祁彪佳《淡生堂书目》、钱谦益《绛云楼书目》等。

科学技术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明代继续发展，农学、医药学、金属冶炼等方面都居世界领先地位。

医药学 代表明代医药学最高水平的是李时珍。他是生活在明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最著名的医学家。其名著《本草纲目》是中国医药宝库的极为珍贵的科学遗产。他在此书中对前人鉴定过的一千五百五十八种药物重新作了精密的审查，更增添了新药三百七十四种，并对新加的药物加以科学分类，对它们的名称、形态、性质、功能和制作方法都做了详细的解释，且绘制成图。《本草纲目》具有初期植物形态分类学的内容，把中国药物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阶段。

农学 明代的农学研究有长足发展，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集中总结了这些发展成果。他对天文、历算、水利、农桑、测量、物理都有所研究，著述丰富。《农政全书》保存了历代以来的农业科学资料，同时也反映了当代深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水平。书中还体现了徐光启对科学技术革新思想和当时经营地主的思想。他反对传统的“风土论”，强调“人力定能胜天”的说法， 认为北方也可种稻，薄地也能植棉，关键在如何钻研选种和种植的技术。这些比较开明的思想，都是与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一历史条件相适应的。

其他 明代科学家宋应星编写的《天工开物》也是驰名中外的科学巨著。此书除介绍一般的农业生产经验之外，更着重介绍了纺织、染色、制盐、造纸、烧瓷、冶铜、炼铁、炼钢、采煤、制糖、酿酒、制造军器火药等等生产技术，还附有许多画图。

明代后期的科学著作还有潘季驯的《河防一览》、王征的《泰西奇器图说》、徐光启的《崇祯历书》以及他和西洋传教士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理》、方以智的《物理小识》等，这些书在水利测量、天文历算、机械原理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贡献，其中大部分受到西方科学知识影响。

(许大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