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世纪末，由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导演的这场改良运动，最终伴随着维新志士的鲜血而落下了帷幕，但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在这场运动中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慨和这场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却将永载史册。

首先，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爱国运动，在此之前，曾有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也有过“求强”、“求富”的尝试。呐喊也好，尝试也罢，都不免带有维护本阶级和本阶层利益的时代烙印，但有一点是勿庸质疑的，即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物和一部分统治者中的有识之士，都是在中国殖民地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在民族炮火的洗礼中民族的自尊意识被唤醒，从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积弱不振所进行的富国强兵的艰辛探索，这种探索渗透着抵御外来压迫的积极因素。而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则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紧要关头对上述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其虽不能和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日而语，但也与封建统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丑恶嘴脸判然有别，代表着当时中国新兴阶级力量的时代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愿望相吻合。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它们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夺取铁路、矿山等的投资权或筑路、开采权，并通过贷款，掠夺控制中国。

面对着迫在眉睫的民族灾难，康有为及其他改良派领袖在上书、著作和演讲中都首先痛陈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形势并以此阐明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指出在民族危机严重之时，只有变法维新才是救亡的唯一出路，而变法维新就是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894 年 4 月，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保国会时，更明确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所有这些，无不透闪着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民族前途的忧患之情。

其次，这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改良派大量介绍了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写出了大量倡导新学的文章。由于改良派的积极鼓吹和倡导，中国当时出现了“举国若狂，人人竞言西学”的局面。西学开始渐入人心，使中国更多的知识分子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初步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

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社会是向前发展的，而不是亘古不变的。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一书中，附会公羊派的“三世说”，认为人类社会就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向前发展的，“据乱世”即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是君主共时时代。严复有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一书中，阐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并以此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改良派这种对社会发展的描述虽是不科学的，但他们主张社会向前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从而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中深深打下了“变”的烙印，客观上为以后的资产阶

级民主革命作了舆论和理论上的准备。

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中，最重要的就是“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对于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中国来说，不啻一声惊雷。改良派还通过大量的文章、译著，宣传西方的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神权观念，并对君民关系作了新的论述。

康有为在《新学伪经书》一书中，曾把历代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古文尚书》、《左氏春秋》、《逸礼》等统统论证为伪经。诚然，他的考证和论断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但在当时这些经典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情况下，这似一股飓风摇撼了整个社会，它引导人们去怀疑传统的经典，动摇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

这一切都旨在引导人们从“君权神授”的神话中苏醒过来，从而认识到：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封建专制制度。

改良派在运动中，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旧文化、旧教育以及其突出的表现形式——科举制度。他们认为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落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在指出科举取士的弊端后，提出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兴办学校的强烈要求。

严复对汉学、章辞学以及高扬理性的宋学都矛以猛烈抨击，指出它们“无用”、“无实”，无救于当前的民族危机，因此，“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切束高阁也”。从而向长期以来被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学士认定为天经地义的科举制度提出挑战。

正是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积极倡导和宣传，使更多的志士仁人加入到兴西学、图变法的行列中来，有些比较激进的人，跳出改良主义的圈子，最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由此看来，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客观上为其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培养了部分人才。

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并力图在中国付诸实践的一次尝试，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固有属性所决定，这场改良运动又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

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探索挽救民族危亡道路的实践中，不仅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而且介绍了一些在关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知识，而尤为注意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政治制度的阐述和宣传，以使人们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为变法求新寻找理论根据。

然而，他们的宣传和介绍谈不上系统，也谈不上科学的借鉴，而只能是一种简单的生搬硬套。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附会公羊派“三世说”的产物，而被改良派誉为“飓风”和“惊雷”；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曾有过阐述“物竟天择、适者生存”的危言深论。就是这“飓风”、“惊雷”和危言深论，最终也不免落入庸俗进化论的窠臼。他们虽然主张改变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但认为在中国只能走英日等国的道路，建立具有君主的资产阶级“民权”国家，给人民某些权力作为安抚，使其不起来革命；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即建立没有君主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他们只寄希望于清王朝的明君贤臣，而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为内扰和祸水。因此，从他们开始为变法进行宣传那时起，就已经决定了他们必定失败的悲惨结局，以致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不可避免地走向革命的反面，成为社会前

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第二，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纳领看，在政治上他们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以经济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学习西方行进的科学技术用以改造落后的中国，把中国由原来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在文化教育上反对科举制，要求废八股、倡新学。改革所涉及的内容比较全面，却唯独没有提到土地问题。而这正是当时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改良派也认为“天下百物皆出于农”、“亟以思良法以救之”，但由于他们是从地方、官僚、富商中转化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作为新兴阶级力量的代言人，虽然企图跻身统治机构中去分享政治权力并展开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斗争，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

第三，正是由于对庸俗进化论的深信不疑和由此而产生的错误的变法纲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运动的自始至终，表现出对光绪皇帝的忠心和对皇权的拥护，而对帝国主义入侵者又抱有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不可谓不激烈，他们认为“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衰之根源”，“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王”，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罗网”。然而，这种要“冲决君主之罗网”的勇气，在他们妥协的言论和行动中变得黯然失色。

康有为早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体、方正直言之士”，“准其随时清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并主张凡内外兴革或筹饷等事，均经议会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即可，这是设议院、开国会的先声，在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中，又一次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但到变法前，当需要把一些政治主张付诸实施的时候，康有为却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向光绪帝建议道：“民智不开，遽用民权，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梁启超亦在《古议院考》一文中说：“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开设议院，取乱之道也。”他们既然把广大人民群众视为愚，那么开设议院之举则变得遥遥无期，宛若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可望而不可及。也唯有如此，才能使“龙颜大悦”。

康有为曾标示维新变法的宗旨是“满汉不分、君民同治。”梁启超对其进一步发挥，劝告满州贵族不要过份压抑汉人，“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美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对皇帝的愚忠，对皇权的维护之情显露无遗。就连思想、言论最为激进的谭嗣同，在临死之前还说：“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因此，当我们为谭嗣同立志变法所表现出的“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英雄气概所折报的时候，也不容忽略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忠君思想在这位民族资产阶级志士身上所留下的以身“酬圣主”的悲剧色彩。

可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护、依靠光绪皇帝，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幻想凭皇帝的权威，在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以达到实现资产阶级参与政权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改良派的变法主张确实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但是这种支持并不是说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种子可以在封建专制的土壤中生根发芽，而只是一种历史的表象。

光绪皇帝之所以支持变法，是基于甲午战后清政府的内外交困，他不甘

心帝国主义列强的任意宰割，更重要的是为了摆脱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势力的控制，亲掌朝政，改变自己有名无实的处境，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某些主张与光绪帝的意图不谋而合，又鉴于当时“帝党”集团力量微弱，改良派也就成为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开展斗争的主要依靠力量，由此可见，在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去向和目的这些关键问题上，光绪帝与改良派之间存着严重的分歧。

下面再简要谈一下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正是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瓜分，才加速了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正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爱国运动，其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倾向才显而易见。康有为在《强学会叙》中曾大声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瞬，日东耽，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号召变法维新。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赶走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但是，在整个维新运动中，改良派始终没有敢于正面提出彻底反对外来侵略的主张，而只希望通过变法以自强，然后通过谈判来修订不平等条约。这显然是空想。在整个改良过程中一直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中国的维新变法能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如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是亲俄的；而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和沙俄争夺在华的霸权，曾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的维新变法。岂不知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变法的支持，只是在寻找他们掠夺、统治中国的代理人，一旦改良运动的失败已成定局，维新派向他们求援时，他们便原形毕露了。

第四，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广泛接触南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后，其思想意识上就抛弃了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就在他们为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进行宣传的时候，却又不得不把封建正统思想的祖师爷——孔子作为挡箭牌，这在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一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这本书中，康有为把孔子尊奉为“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宣称《六经》全是孔子所作，其中所记载的有关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人的言化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的。而自己的变法主张是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显然，康有为是有意利用孔子的权戚来为变法寻找历史根据，以减轻变法的阻力。这在封建专制思想阴云笼罩的当时，不失为一种巧妙的斗争策略，而这也恰恰说明中国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从千余年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窠臼中脱胎而出。

综上所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局限性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对本国封建统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妥协以及由此而在变法维新中所表现出的不彻底性。

当然，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绝非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由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本身的弱点和当时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这也正是这场运动必然失败的最主要的原因。

首先，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来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诞生、成长起来的，它主要是由封建官僚、地主及买办商人转化而来，只有小部分是由市民阶层分化出来的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场场主上升而来的。故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像西方资产阶级那样独立地，自由自在地发展，只能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缓慢而艰难地行进，所以缺少本阶级的独立意识。这就决定了他们同外国帝国主义及本国封建势力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革命性与软弱、妥协性集于一身，正表明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在他们身上打下的深深烙印。

其次，封建顽固势力的过分强大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它根深蒂固地植于人们的思想中，并不是一朝一夕即能废除的。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正是这种专制制度的利益既得者和极力维护者，他们把持着朝中一切大权。在整个变法运动中，他们百般阻挠、恶毒攻击、伺机破坏。一些投机分子在维新运动高潮时混迹于其中，当运动出现波折时又釜底抽薪；地方上，除湖南巡府陈宝箴尚能支持、参与变法外，其他的或坚决反对拒不执行光绪帝的新政诏令，或见风使舵，最后仍破坏镇压维新运动。

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虽然表面支持变法，但光绪本身是一个傀儡，自己尚处在朝不保夕地地位，其追随者更是自不待言，因此，光绪皇帝所颁布的一系列变法诏令，遭到顽固派自上而下的反对，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总之，光绪皇帝的支持并无损于以慈禧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所处的主宰地位。

当时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虽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它无论在产品销售和原料收购方面，都遭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还要受本国封建势力的严重束缚，所以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力量薄弱，阶级力量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弱小。到 1898 年，近代民族资本工商业只有 100

家，资本总额为 1781 万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只占很小比例，而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加之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先驱者们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小圈子里，这不仅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在民族资产阶级本已弱小的阶级力量中，参与变法者也不在多数。因此，改良运动的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当然，变法维新运动中一些具体措施的失误，如没能争取军队的支持，在全国尚未形成变革大气候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等，也应当视为导致这场运动失败的不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