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救国思想的传播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是社会政治形势和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他们救民于水火，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责任感和爱国热情，使他们毅然走了上革命救国的道路。《辛丑条约》以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甚一日， 1902 年以后，《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

《中美通商行船续订条约》、《中日通商行船条约》相继签订，进一步便利了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这不仅造成了中国民穷财尽，而且严重压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夺取了中国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还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大权。帝国主义者争相抢占势力范围，即使边远省份也在他们争夺之中。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和外债，解决财政危机，推行“新政”，大兴苛捐杂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负担，整个社会处在激烈动荡之中。继义和团运动之后，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连绵不断。清政府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而讨好帝国主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列强的卵翼下，维持反动统治。清政府真正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时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这种社会政治形势，迅速地把这些资产阶级革命派推进到爱国运动和社会政治运动中。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充分表现出了他们高度的爱国热情。他们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理论，有着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特点。他们的爱国不再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也不再是忠于某一个封建的朝廷而寄希望于它。他

们认为，爱国必须革命，必须走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道路，建立崭新的中华共和国，他们把爱国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统一起来了。他们就是这样带着资产阶级改良者所没有的革命理想、革命纲领、革命组织发动了辛亥革命这一救国壮举。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很重要的原因是得力于这种革命爱国思想的传播。从 1900 年以后，鼓吹革命的言论开始活跃，随着革命形

势的迅速发展、自 1903 年，革命思潮进入广泛传播阶段，国内知识界和海外留学生，纷纷创办革命报刊，发行革命书籍，短短二、三年内，出版政治性刊物有 20 多种。如留学生中的《开智录》、《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

《浙江潮》，上海的《大陆》、《童子世界》，陈范接办的《办报》等倾向革命的刊物。拒俄运动后，《国民日报》、《觉民》、《女子世界》又相继问世，同时还有一些宣传革命的书籍，这些书刊大都以宣传爱国思想，揭露清政府腐朽黑暗和号召“排满革命”为中心内容。

在这些书刊里，爱国志士沉痛描述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酷掠夺，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们对中国的时局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号召人民要发扬爱国精神，“身家不足爱，土地财产不足恤，而惟‘爱国’ 二字，为国民无上之天职”。爱国志士还指出，清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希望它能够自强图存，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明确宣布：“欲立新国乎？则必自亡旧始。”同时他们摒弃了维新派追求的“明治维新”、“彼得变政的救国模式，转而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中寻求自己的救国理想，认为只有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才是救国之路。

在宣传这些革命思想的革命者中，孙中山可以说是最杰出也是最成熟的代表了。他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联合政府”的革命口号，他已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用暴力推翻清朝统治才能救中国。他在 1904 年的《中国问题之解决》中说，要“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 “把过时的满清君主的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面对保皇派的进攻，他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反击，在《敬告同乡书》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康有为的《最近政见书》的实质，是要人们“不可行革命、不可谈革命、不可思革命”。梁启超说的“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不过是一种骗术。号召人们要“大倡革命，毋惑保皇。”在《驳保皇报书》中指出保皇派侈谈的是爱清王朝，而不是“爱国华国”，所以是“非爱国，真害国”。这些旗帜鲜明的革命民主思想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

在传播民主爱国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和宣传家，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便是其杰出代表。

章炳麟在 1903 年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民智未开”，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谬论，指出：“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只在推翻清政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独立和自存。

邹容在 1903 年发表了脍炙人口的名篇《革命军》，他以满腔热情讴歌革命，指出：中国人民要想获得民族的独立和社会进步，必须打倒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的清王朝。《革命军》在知识界影响很大。

陈天华 1903 年写成了《猛回头》、《警世钟》两本宣传革命救国的小册子。他满怀爱国热情，揭露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

阐发了中国必须进行民主革命的道理。他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必须进行反清革命，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提出：“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他号召人民一致起来，“必须苦苦死战，才能救得中国。”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真正成熟，是 1905 年 10 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三民主义，这是对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的概括。民主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把中国变为民族独立的中国。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建立民国”，即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为“平均地权”，即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他们的这一纲领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体现了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上的要求，体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带着强烈的爱国色彩。

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传播革命思想的过程中，革命派与改良派在 1905 年进行了一场大论战，对传播革命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论战主要是围绕同盟会提出的三民主义纲领进行的，即：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改良派无视清政府对外卖国投降的罪行，竟然宣称“排满”革命是无的放矢，是种族复仇主义。并宣称革命将招致帝国主义干涉，不但不能救国，反而会导致亡国。革命派严厉批判了改良派的谬论，以大量事实，揭露了清政府所犯下的罪行，民族革命是必要的。他们指出：要爱国，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清王朝，革命才是救国良药。

革命派在论战中虽然有许多弱点，但论战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传播了革命救国的新的爱国思想，使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主张获得日益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革命派通过积极传播革命救国的爱国新思想，不仅为辛亥革命奠定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给这次救国创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