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务运动

——清政府的图强尝试

19 世纪 40 年代开始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使中国由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向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沉沦下去，专制、腐朽的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根基更加动摇。日益衰弱的封建统治和列强坚船利炮的打击，惊醒了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部分先进分子，特别是一部分握有政治大权的官僚象奕

、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所谓的“洋务派”。

洋务派是一批新兴的地主阶级分子，他们在长期的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镇压国内人民起义过程中，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亲身体验：“洋枪炮，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正是基于这种对洋枪洋炮的朴素认识，使洋务派考虑到要维护清政府摇摇欲坠的统治，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改变中国武器的落后状况。为此，洋务派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倡导、参与、组织了一场图强自救的洋务运动。

以“求强”作为口号的前期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海陆军。

1861 年，曾国藩攻陷了太平军的安庆城，为了扩充军备、取得对太平军的军事优势，创办了安庆军械所，这是第一个具有近代化意义的军事工厂。从 1863 年至 1895 年 32 年间，洋务派先后建立了上海洋炮局、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 20 多家工厂。这些工厂由大部分依靠手工生产到采用机器生产，由单纯的生产枪炮发展到生产钢铁、轮船，规模、技术不断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这批军事企业把大批工人组织在机器周围，较普遍地采用雇佣劳动，大部分工人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这些企业的产品由开始的不计算价格到后来逐步向商品过渡，并受到国际军火市场影响，说明价值规律对它们也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因此，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其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近代军事工业。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对于洋务运动中、后期出现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一系列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创办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洋务派官僚在军事企业中罗致了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容闳等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对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传入、科技人才的培养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为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这类军事工业所表现的成绩，很不足观。因为技术机械，都仰给于外国，从事经营的人又是毫无能力的官僚，满清末年的腐败官僚，大都把这些厂所当做肥缺优差，搜刮敲剥，无所不至。不但对于事业的经营，毫无热心，即对于本国技术人才的养成一事，亦弃而不顾，一切操作都委之外国技师，本国人至多不过能充当下级职工而已。”近代军事工业属于官办企业，从创办经费到日常支出，都是由政府拨款。组织管理上类似封建衙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作为近代军事工厂应该是独立的企业单位，但是它们却上有总督、巡抚节制，下有提调、委员监督，机构臃肿，冗员充斥。招收的一部分工匠、工人，虽然具有较明显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但仍要受到沉旧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并且不准随意去留。因此，尽管这些厂局引进厂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但在生产关系方面，封建性仍然是主要的，并具有一定的买办性。这些厂局的技术、设备和原料都主要地依赖外

国进口，工厂的实际经营、管理大权操在外国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手里。洋务派官僚创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存在的封建性和一定程度的买办性是洋务运动中的消极因素。

建立近代军事工业的同时，洋务派也开始认识到编练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化国防的重要性。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摺》中说，列强通商传教，“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佯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因此，编制新式海陆军，建立近代国防成为当务之急。

首先，洋务派用或进口或自己工厂生产的枪炮换下了落后的刀、枪、弓、剑，聘用外籍教练，依照“洋人阵式”，编练新式陆军。如总理衙门大臣奕

等在直隶练的“练军”，李鸿章利用上海的便利条件重新装备训练的淮军，进军西北的左宗棠也购买外国枪炮弹药编练他的湘军。新式陆军的建立和训练对于当时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外御强敌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次，到 70 年代中期，海防又受到来自日本的威胁，“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我若早一日备豫水军，敌即早一日消弭衅端。”因此，洋务派开始筹建海军，建立新式海防。1885 年 10 月在北京建海军衙门，任命李鸿章为会办。到 90 年代中期，建成了拥有各类舰船六、七十艘的福建水师、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海防力量初具规模。特别是北洋水师由李鸿章亲自操办，到 1888 年已拥有大小舰只 20 余艘，其中大型舰只如“定远”、“镇远”、“济远”等多购自国外，还在旅顺口、威海卫修筑了炮台，建立了海军基地，具有一定的实力。李鸿章曾自我吹嘘说，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但是洋务派建立近代海防是在唯武器论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而且这时的军事力量就武器装备而言能否堪与外国相匹敌是值得怀疑；他们也不懂得武器装备的发展同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尤其是战争的胜负与国家制度、政府和决策者在特定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密切联系。再加上洋务派本身在对外关系上的妥协退让政策，这就使得洋务派和军事近代化在外御强敌时收效甚微，不可能成为一支真正的强有力的抵抗外侮的力量。

洋务运动前期是以“求强”为口号的，随着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发展和新式海陆军的编练，经费开支越来越大，与近代军事工业相配套的大量煤铁供应以及电讯、运输等事业也没有保障。洋务派通过洋务运动前期的实践学习，也深切认识到，师夷“长技”并非仅在火器，军事工业和军队现代化仅是浅层次的，而非根本，本在求“富”，富才能“强”。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臣维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 因此，随着学习西方的层次深入和观念变革，洋务派开始了以“求富”为目的，以学习西方经济建设、建立民用企业为内容的运动，这是中、后期洋务运动的一个大发展。

从 70 年代初到 90 年代，洋务派在“求富”的口号下，陆举举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其中重要的有：1872 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轮船招商局，1876 年李鸿章办的开平煤矿，1880 年在天津设立的电报总局，1890 年建成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等 20 多个。这些民用企业大部分采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的政治环境决定的。19 世纪七、八十年代，封建统治阶层中与洋务派相对立的顽固保守势力如倭仁、徐桐等人唯祖宗之法是

尊，顽固守旧，因循保守，夜郎自大，盲目排斥一切新鲜事物，坚决反对引进。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认为那是奇巧淫技，于国无补。顽固派势力不小，影响很大，严重阻碍洋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因此，外国侵略者必然要对中国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排斥和打击，以达到其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目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在握有一定权力的封建官僚的保护和支持下，大型的近代化企业如航运、电报、采矿等才能建立和维持下去。比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 1872 年建立之初，就是依照李鸿章借官款创办起来的，后来，外国轮船公司为了保证自己的垄断地位，不惜采取削价竞争等手段来挤垮它，招商局债台高筑，处境困难。李鸿章采取筹借官款、增拨漕粮及承运官物、延期归还官款等措施，使招商局又起死回生，这正是官督商办的特殊历史作用。

当然，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洋务派建立的民用企业必然也存在着一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它们的买办性主要表现在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由于近代中国没大型机器设备的生产厂家，当时机器设备大部分依赖进口，使得机器的安装、运转到维修都依靠外国技术人员。工厂的创办人和经理，大部分都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的封建性主要表现在：经营、管理上的落后、腐败，人员安排中的任人唯亲，对一般商办企业的排斥、打击等方面。比如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在用人方面，“失之太滥”，有的官员引用亲朋好友“至二三十之多，以致船上好舱半为占去”。任人唯亲的后果，一方面，管理困难，人浮于事，贪污受贿；另一方面，拉帮结派，人事关系错综复杂，人浮于事，矛盾重重。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利用其与封建统治阶层有密切关系的特权独占近代企业某一部门的垄断地位，排挤同行一般商办企业。如上海织布局创办之初，李鸿章就上奏准予： “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 10 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

准另行设局。”这就保证了上海织布局 10 年的垄断地位。这种利用政治特权保证垄断地位的结果是排斥了自由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必需的竞争机制，不利于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刺激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一部分通过各种手段积累了一定数量货币财富的官僚、地主、商人、买办，鉴于连绵迭起的农民战争给农村带来的不稳定性，不愿再去购买土地；而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巨大的收入又强烈在吸引着他们，推动着他们把积累的钱财投资于近代企业，这就是洋务运动后期的商办企业。

近代商办企业从 19 世纪 70 年代产生之初到 90 年代中期的 20 多年里，

共创办过 100 多个企业，除开办不久即歇业和投资筹建未成的外，大约有 70 多个。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872 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建立的继昌隆丝厂，1881 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的公和水缫丝厂，1890 年在上海设立的燮昌火柴厂等。这些近代商办企业有的是由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国开始采用机器生产而转化为近代企业的。

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商办企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兴办起来的，并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加深而发展，因此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西方列强在军事、政治上的优势延伸到经济领域中，必然在经济关系上也不平等，通过开辟通商口岸，把持中国海

关等一系列鲸吞措施，逐步把中国变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中国的商办企业无论就资金、技术、产品、销售、原料供应等诸方面，都无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竞争，很多商办企业为此破产。另一方面，近代商办企业还深受本国封建势力的摧残，地方官吏任意盘剥、敲诈勒索，使这些本来就底气不足的企业四面楚歌、举步维艰。由于这些历史因素的影响，近代商办企业很难按正常发展的道路独立成长起来。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它们不得不左依右附，不是乞求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保护，就是躲进本国封建主义的翅膀下。因此，近代商办企业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既有深刻矛盾的一面，又有依赖的一面，其力量从发展之初就是脆弱的。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一次巩固统治的图强尝试，它持续了 30 多年，创办

了 100 多个各种形式的近代化企业。洋务派作为地方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落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力图使清政府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是积极的。但其目的是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从主观愿望上说则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就其客观效果上看，它顺应了不断发展的世界形势，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洋务运动创办了一大批近代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引进了机器生产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新生产力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中国旧的经济结构，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大门。国家近代化就是由封闭的、落后的封建社会状态向逐步进步、富强、文明的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化不可能按正常渠道独立发展。正是历史把地方阶级性质的洋务派推上历史舞台，“求强”、“求富”，建立了 20 多个军事企业，20 多个民用企业，在它们的刺激和影响下，还创办了近百家民间商办企业。这些企业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一定的买办性，但就其性质来说属于资本主义近代企业。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促进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调整、解体和新的经济成分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它一方面破坏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冲击和重创，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基础起了解体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更加现实的客观条件。这种经济领域内的近代化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近代中国工业的基础，也为近代化本身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开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近代新式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洋务派举办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开办各种新式学校。如：京师同文馆；天津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天津军医学堂等。这些新式学校所学课程也不再是传统的私塾课程，而是数学、物理、化学、医学、英文、法学等具有实用价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因此，它们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再是八股士人，而是具有近代知识的专门人才。

注意翻译西方科技、历史、政治书籍的工作。如：上海江南制造总局于1868 年设立翻泽局，天津水师学堂、京师同文馆都设了翻译机构。通过大量的翻译工作，使近代中国开始了解和学习西方的科技、历史、地理、天文、外交、法典等实用科学知识。

注意留学教育。洋务派从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军事、机械制造开始，陆续派出留学生到英、法、美、德等国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等知识。这些赴欧美的留学生带回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思想观念，促进了国内教育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进步。

洋务派通过近代教育的实践，促进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义利观念的变革，使人们开始从封建社会那种落后、封闭的文化心理状态中挣脱出来，对整个社会思想、行为观念和物质文明的建设都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洋务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一批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无产阶级是随同资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诞生的，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的第一个阶级就是洋务运动 30 年，特别是在民间商办企业发展时间。随着洋务派建立的近代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民间商办企业的发展，大批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民和士兵成为受雇拥的劳动者，通过与先进的机器生产相联系，变为产业工人。虽然这个时期产业工人的规模还不是很大，到甲午战争前也只有六、七万人，还没有足够的觉悟和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但是它却已具备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点：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高度的集中性和沉重的政治、经济压迫。由于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是中国社会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是同洋务企业的创办、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中国资产阶级从产生之日起，就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人是洋务派官僚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是洋务运动的实际执行者，又由于他们在统治阶层中有着很大的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进行的经济活动集中表现在依靠政治特权，利用垄断方法，谋取本集团的利益。因此，他们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者，而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两个来源，一是由那些投资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及商办企业的官僚、地主和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在内）转化而来的；一是由于那些采用机器生产的手工场主上升而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队伍除少数下层分子外，一般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封建政府中有一官半职，或在农村中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决定了它虽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却又缺乏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勇气，这也是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造就的弱点。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了中国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之前，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是主要的革命力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为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壮大。科学技术的引进和思想观念的更新，一批新型的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也诞生了，主要代表人物有：薛福成、王韬、王建忠、郑观应、何启、陈炽等人。他们通过向西方学习，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

想和主张。

他们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仅在经济方面发展是徒劳的，必须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知识、生产技术和某些社会政治、经济制度，这种认识又比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民主思想，对当时社会的顽固守旧思想进行了较严厉的批判，指出“闭关自守”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必须发愤图强，改革自救；他们揭露顽固派拒绝接受新事物，反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落后、保守思想；批判他们好事不为，无恶不作的行径。为此，他们依据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思想，提出改革封建专制制度，要求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思想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参加政权的愿望。

这批新型知识分子还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思想。他们一方面痛斥外强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等平条约给中国带来的无穷灾难，另一方面却又主张通过谈判逐步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被帝国主义列强夺去的权利，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这些新型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有很大进步，而且在实践中还积极主张洋务运动，有的不直接参加洋务运动的实践，比如郑观应，他早年在太古洋行任买办，1882 年进入上海的轮船招商局任会办，嗣后又经营织布局。在此期间，由于参与新式企业的实践，使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洋务运动有了更深切的体验，他指责“官”对近代企业的态度是唯利是图，期望清政府能改弦更张，顺应商情，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争取社会地位的要求。

早期新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缘附于民族资产阶级，他们的一些意见和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要求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是爱国主义的体现，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他们的思想也打上了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妥协性的烙印。他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却主张用谈判方式去解决；他们批判封建主义，却又不要求打乱封建政治制度，只要求在承认封建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一些改良；他们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却对帝国主义的本质、封建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楚，提不出革命的主张。这正是历史的局限和阶级的局限。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必然受到近代社会各种因素、各种条件的制约，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首先，从国际环境看，虽然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西方列强对华推行所谓的“合作政策”，但其实质仍然是用有限度地支持清政府以达到全面控制中国的目的。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无论变换什么手法都不可能给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和平的国际环境。

其次，从国内环境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城乡还基本上占统治地位；政治上，封建统治阶层中的“顽固派”时刻都在阻碍着新生产关系的建立和新的生产力的发展。顽固派代表了近代中国生关系中最落后、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他们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反映了中国封建生产力的停滞性及个体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封建经济的牢固性，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最严重的障碍。

中国近代化的道路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因此，按社会发展规律来说，这个任务应该由资产阶级来完成。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再加上超稳定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使得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形成。这样，近代化的任务一开始便落到了封建统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洋务派身上。由于洋务派的组织领导，使得封建地主阶级落后、保守、愚昧、妥协的特点一直伴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体现在洋务派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中，并最后导致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正体现了洋务派作为地方阶级官僚在向西方学习上的局限性。封建主义是地方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创办一系列近代企业的目的不是破坏这个根基而在于强化它，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当然，客观效果并不是洋务派官僚所希望看到的，随着洋务运动的步步深入，随着人们向西方学习的深入，逐步认识到：要想“富”、“强”，必须建立与新的经济形式相适应的政治制度，这也就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成熟的时候。当洋务派意识到洋务运动要触及到他们封建统治的根基时，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本能，也必然站到历史进步的反面，这正是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派不仅具有浓厚的封建性，而且在对待外国帝国主义的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人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作为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是与人民对立的，因此，它必然是软弱的，软弱产生妥协。在对外关系上，千方百计地避免与外国兵戎相见，“须力保和局”，“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这种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只能加剧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加深近代中国的殖民地化程度，与洋务运动“求强”的口号是相违背的。当然，这与洋务派对“内忧”和“外患”的认识不无关系，“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而俄、英等国不过是“肢体之患也”。这种反人民的立场与历史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一脉相承。

因此，洋务运动是在外国侵略者打击下被迫提出来的。它缺乏必需的经济基础、阶级力量和思想准备。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经过社会实践的检验，宣告了它最终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促使社会各阶级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独立、富强、文明之路应该怎样走？洋务运动的失败告诉人们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此后的中国历史也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从反面开了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人民大革命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