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笔从戎

蔡锷到日本后不久，进入大同高等学校学习日语，研究政治、哲学，并实习普通学科。在这里学习期间，他以孟博、奋翮生的笔名，投稿于梁启超

办的《清议报》；稍后，考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与刘百刚、吴禄贞创办“励志会”；后又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 年秋，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准备在汉口发动武装起义，蔡锷与 11 名同学随唐才常回国参加。后事机泄漏，唐才常等师友多数被杀。唐才常以为蔡锷年幼，不能担负重任，起义前半个月，派他联络革命同志黄泽生。黄泽生以为此次起义不易成功，料事必败，有志青年同时牺牲为可惜，便把蔡锷留在自己家中，不让赴难，蔡锷才得幸免。经此次事变，蔡锷改“艮寅”为“锷”，表示自己投笔从戎的决心。

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蔡锷重返日本横滨，与戢翼堐、王亮畴、沈虬斋、杨圃堂等创办《国民报》，宣传民族主义。同年，以私费入陆军成城学校，学费以译著自给。这时，梁启超在横滨出版《新民从报》，蔡锷以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积极写稿，其中《军国民篇》就是刊登于《新民从报》上的重要著作。

《军国民篇》是蔡锷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文章首先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贫弱到了极点，如果再不以坚强尚武的精神唤起国民，中华民族就要真的灭亡了。《军国民篇》还分析了中国缺乏军国民主义的 8 条原因，论述了军国民的要素，强调要给国民以军事教育、军事训练等，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军国民篇》中蔡锷还抽象地提出了“欲建造军国民必先陶冶国魂”的问题。在蔡锷看来，“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其于国民之关系也，如战阵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针，发枪炮之照星，如星辰之北斗。”而中国国魂则是“欲于四千年汉族历史中，搜索一吾种绝无仅有的特色，以认为吾族之国魂，盖杳乎其不可得矣！”

在辛亥革命前，国魂问题的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发展到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一个表征，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达到了新的水平，蔡锷把“军国民”与“国魂”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提倡具有民主内容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

1901 年，蔡锷又写了《致湖南士绅书》，文章以很大篇幅叙述了日本由于改革而强盛的历史过程，指出中国今天的现实是“一切授人以包办，任人以奴肉”，而统治者们却“日日酣嬉”。他幻想、希望和要求湖南的当权士绅们能够向日本学习，集巨款、开译局，进行改革。蔡锷认为，“只要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他这封给湖南巡抚及当地土绅的信，请其力行新政， 以为各省倡，在我国东南地区颇有影响。

蔡锷在留学日本期间，虽然年幼，却比较活跃。1901 年与杨笃生、梁鼎甫等旅日湘人创立湖南编译社及游学编译社，又倡议创立留学会馆，并在成城学校内设立校友会，以联络感情、交换学识，继而湖南、浙江之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为盟，以倾倒清廷”。后又与黄兴等人组织义勇队（即国民教育会）。1902 年，蔡锷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8 月，以候补生投日本仙台骑兵第二联队为入伍生；11 月，与蒋百里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不久便补为官费生。1903 年 11 月，蔡锷毕业于东京士官学校。在 100 多名毕业生中，蒋百里毕业成绩名列第一，蔡锷名列第五，被誉为“穷于资而富于学”。蔡、蒋二人与张孝准同时毕业，有“中国士官三杰”之称。蔡锷结束了留日生涯，于 1904 年初返回祖国。

由于蔡锷曾致书湖南巡抚赵尔巽及当地士绅，请其力行新政，不各省倡， 故在东南封疆大吏中，他的声望很高。江西巡抚夏时在蔡锷归国后，首先聘

请他担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后为材官学校总教习及监督。1904 年12 月，蔡锷因编译社事务亟须结束，乃辞职去日本，末了事务处理完毕，他便返回湖南绍阳省亲。

1905 年初，湖南巡抚端方聘请蔡锷任湖南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8 月，广西巡抚李经羲又聘蔡锷为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 又兼随营学堂总理官。蔡锷便带领雷飙、谭道源等 10 名学生赴桂就任。后来， 这些学生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蔡锷领导辛亥云南起义和反袁护国战争的得力助手。蔡锷相继又兼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官、巡抚部院总参谋官；他还曾在广西创办测绘学堂，自任堂长；创办广西陆军小学，自任总办，以雷飙为监督。广西陆军小学共办 4 期；先后毕业学生数百人。李宗仁、白崇禧等后来名噪一时的人物，就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

蔡锷创办的陆小为官费学堂。这所学校对学生要求严格，办事认真。李宗仁考上了陆小第二期，可是仅因报到时迟到了 10 分钟，就取消了他的入学资格，直到李宗仁次年考入第三期，才得以入学。由于广西陆小的教官多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故训练摹仿日本方式，十分认真。教官们身着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脚穿长筒皮靴，腰间佩带明亮的指挥刀，威风凛凛。李宗仁曾回亿说：“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更是对他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 30 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掠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 1906 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

会办大臣名义主持演习。蔡锷奉令观操，并派为秋操演习的中央评判官，雷飙为随员。秋操演习完毕，蔡锷又赴北京考察军事机构，即而返回广西。1910 年，他在广西还担任了兵备处总办（后改为参议官）、新编常备军第一标标统、龙州讲武堂监督、广州混成协协统、学兵营长、督练公所三处（参谋、兵备、教练）及干部学堂总办等职。

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在南方与革命党人的接触，蔡锷在广西任职期间，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原是梁启超的追随者，但与梁启超在思想上产生了很大分歧。蔡锷更倾向革命，他力图与革命派保持联系，对革命党人的活动，常给以同情和支持。1907 年，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和赵声在镇南关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前夕，曾改名换姓，密访蔡锷，有所计谋。可见蔡锷与革命派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1910 年 11 月，蔡锷应云贵总督李经羲电召，送母回湖南老家，遂赴云南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