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895 年 4 月，正值京都进行举人会试时，传来甲午海战中国惨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一时间在京举人纷纷到督察院上书，掀起了反对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巨浪。康有为亲自起草了长达万余言的上皇帝书，发动参加会试的 1300 多名举人联合签名，于 5 月 2 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车”。在上书中，康有为首先指出割地赔款等必将导致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份上书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等诸方面，可说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初的一个政治纲领。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被批准签订为借口而拒绝接受。

上书的目的虽未达到，但上书的内容很快被传抄、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它呼唤许许多多的有志之士，使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康有为由此成为公认的变法领袖。

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把维新变法思想付诸行动的开始。此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运动的领袖围绕着如何进行改良变法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活动。

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改良派先后组织过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等等。他们定时集会，发表演说，宣传维新变法。

改良派还创办了各种报刊，象北京的《中外纪闻》、上海的《时务报》、湖南的《湘报》、天津的《国闻报》、《国闻汇编》等，都刊出过大量宣传变法的文章及著述，并经常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文章、译著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维新思想逐步深入人心，通过一些报刊，使得部分官员“亦渐知新法之益”。

据统计，至 1897 年底，全国成立、创办的学会、学堂报馆等已达 300 余所。改良维新运动已形成全国规模。

维新运动的高涨，激起了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仇恨。围绕着变法与否，维新派利用学会、学堂、报刊同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出现了 19 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与封建顽固思想的一次正面交锋。

改良派与顽固派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战。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祖宗之法是古圣先王遗留下的治国之道，“皇上为祖宗持守宗庙，无权更改祖宗大法”，要“恪守祖训”，否则将“敌”国家。

改良派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进行反驳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已旧”，故而祖宗之法亦不能不变。清代各项政策的变化如在朝廷增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闭关自守”变为“开埠通商”，由“刀矛弓石”变为“洋枪洋炮” 等几事即是绝好的说明。他们又列举俄国、日本变法致强的事实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危机说明变则强，不变则亡。

第二，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

康有为在其上清帝第四书中就提到“设议院以通下情”。改良派认为变法富强的根本在于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对此，顽固派极为恐惶。他们叫嚷：“若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此则亡且宜速，又焉能起而救之？” “民权一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兴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

维新派针锋相对。首先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论证君民关系：“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君末也，民本也”，既然君是由民“共举之”，亦可由民共废之，这是“天下之通议”，批驳了“君权神授”说。接着，又以日、俄等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强大的事实指出“吾国会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由此得出在中国也只有兴民权、设议院，才能使国家富强。维新派还为兴民权描绘出一副非常美妙的画面：“一乡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俗清；一国之大，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其国宁；环宇宙之内，人人有自主之权，则天下和。民权之说如此，民主之说如此。”

在这个问题的论战上，维新派以充分的理论根据和事实阐述了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使国民逐步看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

第三，要不要废科举。要想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必须有相应的人才，而在封建制度下诞生出来的科举制度是不能培养出求新求异，具有维新思想人才的。因此，维新派主张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提倡

兴办新式学校，学习西学。

顽固派极力反对。他们认为：“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么也。”“若废制义取士，人将弃四子书而不读，其害有甚于洪水猛兽。”维新派反驳指出，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使

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他们嘲讽科举制度下培养的人才，只会死记硬背，“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可笑可悲。

这场论战给顽固的封建势力以有力的冲击，“能变则存，不变则亡”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变法的思想更加深入人心。

从 1888 年到 1898 年康有为曾先后 7 次上书光绪帝，陈述变法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光绪帝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颇感兴趣，认为其有利于挽救民族危机，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同时，也希望通过改革，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当时的光绪受制于慈禧太后，处于有名无实的地位，而以慈禧为代表的“后党”势力很强大，他们仇视并极力反对变法。朝廷内以支持变法的光绪帝所代表的“帝党”与后党的矛盾随着维新运动的逐步高涨，亦日益激化。光绪帝决心推行变法，试图以改良派的力量与“后党”势力抗衡。

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根据

康有为等人的建议，从 6 月 11 日到 9 月，光绪先后颂布了几十条新政诏令，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诸方面，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 运动。

政治方面：裁撤冗员，取消闲散、重叠机构，澄清吏治，允许百姓上书等。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在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设立铁路矿务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等。

文教方面：废八股，改革科举制度，改试策论；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各地设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游历；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等。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裁减旧军，改用西法操练等。

从新政内容看，除设议院、国会等没有出现，基本上反映了维新派变法维新的主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文化经济的发展。

被触及到切身利益的顽固派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开始了血腥的反扑。因为顽固派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特权，光绪帝的新政颁布后，除湖南巡

抚陈宝箴还能认真执行外，其它各地都拒不执行。在中央，慈禧首先迫使光绪帝革去翁同龢的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籍，剪除了光绪的得力臂膀；其次，迫使光绪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统率董福祥、聂土城、袁世凯三军，控制了京田地区；接着把二品以上官员的安排大权抓到自己手中。

这期间光绪帝也曾抗争过。如把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硝等 6 人一同革职，又委任谭嗣同等维新派以官职等。但这激起慈禧更大的仇恨，她指使荣禄频频调军，加紧策划政变。

因为维新派依靠的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所以在“山雨欲来风满楼” 的危机时刻惊惶失措，而最终把希望寄托在阴险毒辣的两面派袁世凯身上，导致了政变的加速到来。9 月 21 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进而在全国捕

杀改良派。康、梁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逃亡国外，谭嗣同决心为变法流血，于9 月 28 日同刘光第、杨锐、杨深秀、林旭、康广仁等 6 人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变法失败。

从 6 月 11 日到 9 月 21 日，前后正好 103 天，历史上称之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既是这场改良运动的高潮，也是其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