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教育革命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沉重打击，中国处于强敌环伺，民族危亡的危险局面。中国紧紧关闭的封建大门已经洞开。所谓“华夷混一局势已成”，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一些官僚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被迫认真对待中国胜败存亡的问题。以曾国藩（1811～1872 年）、李鸿章

（1823～1901 年）、左宗棠（1812～1885 年）、张之洞（1837～1909 年）等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为了维持清朝的封建统治，提倡所谓“自强”“求富” 的洋务活动，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某些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枝节性的改革，以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这种活动史称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中，教育活动是重要方面。洋务派主张兴“西学”，提倡“新教育”，以培养洋务人才。洋务派认为，当时“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所恃。”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他们提出，一、变通“考试功令”。李鸿章说：“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养人才之道。”二、设立“洋学局”，学习近代科学技术。他们认为，“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所以应该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他们本着“变器不通道”的原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指导下，提倡“西学”学习西人所擅长的“测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以及“一切轮船、火器等巧技”。而且认为“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士所及。”所以仿照西方学校在上海、天津等相继办起了新式学校。洋务派的“新教育”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创建新型学校

洋务派建立的新型学校有外国语学校、工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外交活动中，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所受损失极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急需培养中国的翻译人员。这是清政府决定建立外国语学校的主要原因。外国语教育当时叫方言教育。主要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洋务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看到，中国的军备武装远不及西方先进，他们主张：“师其所长，夺其所恃”，改变那种“制于人而不思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的懦夫思想。他们所

说的“制人之法与御寇之方”，就是购买和制造轮船、枪炮，从而建立制造军火的兵工厂，如上海机器制造厂，福建马尾造船厂。为了培养技术人员，在工厂里附设了工业技术学校。洋务派认为，要想“靖内患，御外侮，非讲求兵制不可”，“整顿陆营则内患不作，整顿水师则外寇不兴。”从这里可以看出，洋务派军事教育的目的，既有“靖内患”镇压人民革命的一面，也有“御外寇”，反对外国侵略的一面。但由于种种原因，结果是“攘内”有功，“制夷”无力。

上述各类新型学校的建立，是中国新教育的萌芽，是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先声，为中国以后建立新学制奠定了初步基础，也是有一定影响和历史意义的。

第二、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洋务派“新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要熟悉西方情况，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只在国内办学还不够，需要到外国去耳闻目见。曾国藩、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上书清廷，奏请派“志趣远大，品质朴实、不牵于家累、不役于纷华”的聪颖子弟去美国留学。按照他们的计划，自 1872

年至 1875 年每年派 30 名幼童出国，4 年共 120 名，15 年后逐年回国。学习的科目主要是军政、船政、步操、制造。我国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就是这一批留学生中的一员。这是中国近代派留学生的开始。

1881 年，留美学生监督吴子登以学生沾染洋气，“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将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为理由，几乎将全部学生召回，留下继续学习的仅 10 人而已。

光绪二年沈葆桢、李鸿章又请求派学生到欧洲留学。他们在《闽广学生出洋学习析》中提出：“清于闽广前后堂选派学生分赴英法两国学制造驾驶之方及推陈出新练兵制胜之理。”按照规划派 30 名学生出国，去法国学造船，

去英国学驾驶，学习 3 年，期满回国任用。

洋务派派遣留学生的目的是培养办洋力的人才，用以巩固清朝的统治，但出乎封建统治者的意料，除出现少数洋奴外，大多数成为爱国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洋务派的“新教育”自同文馆建立以来，虽然创办了一些新型学校，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学校系统，所有学校也都是半新半旧的过渡形式，只能称作“新教育”的萌芽。虽有影响，但成效不大。

洋务派的教育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特权，培养洋务人才。本质上是封建性的，并带有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烙印，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然而，从整个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来看，洋务派的教育改革，在封建教育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第一次建立了新型学校，第一次将“西学”付诸教育实践，培养了中国第一代科学技术人才，这些都起过积极作用，应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