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教育家

——蔡元培

1917 年 1 月，正是北京的隆冬季节，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在前门外的一家旅馆里，新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会见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蔡元培刚千里迢迢从法国回归北京，顾不得旅途的疲劳，就到处拜访教育界的知名人士，商讨整顿北京大学的方法。经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的推荐，蔡元培又专程前往陈独秀的住处，热情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共同办好北大。陈独秀欣然接受。这是蔡元培为改造北京大学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

蔡元培（1868～1940 后），字鹤卿，号子民，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民主主义者。早年，他曾经是清末的翰林。1898 年从北京回到家乡——浙江绍兴，担任绍西学堂监督（即校长），这是他在新式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1902 年，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又与蒋智由等创办“爱国女学”，蔡元培并在“爱国学社”任教，积极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04 年与章炳麟、陶所章等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次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投身于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还参加过秘密研制炸弹的活动。辛亥革命后，蔡元培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这是他力图把清朝留下来的封建教育变革成为资产阶级教育的一个纲领。

在这个“意见”里，蔡元培批判了“忠君”、“尊孔”等封建教育思想， 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删去，“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他主张进行军国民教育（即体育），实利主义教育（即智育），为建立“强兵富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服务；主张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所提倡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进行公民道德教育。这些在当时都具有反封建的现实意义。他同时提出的关于世界教育与美感教育的主张，虽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其指导思想是唯心主义的，是为了追求一个无时间空间的形态，其实并不存在的“观念世界”。蔡元培主持教育部期间， 还提倡成人教育，增设社会教育司；特别注重改革高等教育，发布“大学令” 等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辛亥革命果实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中华民国”名存实亡，蔡元培流亡国外，他的教育制度的方案也被束之高阁了。

1917 年 11 月 4 日，蔡元培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到校视事。当时的北京大学十分腐败。在新文化运动迅猛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派变革现状的要求日益强烈、反动军阀黑暗统治的形势下，蔡元培艰难地实行着他的教育改革的主张。

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自文科开始，因为文科中封建势力最为严重，而改革文科的又“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建立一支具有真才实学而又热心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这是办好学校的关键。陈独秀任文科学长后，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也先后到北大任教，这样在北大的文科教员中就形成了一个以陈独秀为首的革新派的阵营。蔡元培把大学看成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因此他广罗人材，不少知名教授，新派人物在北大文、理、法科担任教学工作，同时辞退了几名无学问，专门混饭吃的外籍教员，这使得北大的教师队伍更为充实提高，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教员

人数也有很大增加，1918 年有教员 217 人，为 1912 年的 4 倍。

蔡元培十分重视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并在管理体制上作了些改革。这以前，学校的一切校务都由校长及学监主任庶务主任等少数官员决定。蔡元培到任后，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中选举产生的评议员组成，校长是评议会的议长，学校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评议会通过。各系设立教授会，“由各教授系所公举的教授会主任， 分任教务”，负责全系的教学工作。同时设立各种委员会，负责学校的各项行政事务。蔡元培实行让懂教育的专家、学者参与学校的管理的办法后，一扫封建社会那种腐朽、没落、专制的“官学”风气，在教育史上是有进步作用的。

在教学思想方面，蔡元培主张百家争鸣，兼容并包（把内容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思想，学派都包念进来），他说：“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的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能达到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 蔡元培还认为，众家学说“若相反而实相成。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现实派⋯⋯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北京大学不仅有许多进步的教员，在宣传革新，倡导新思想新文化；也有不少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教员在讲台上讲课。如“筹安会”发起人之一，拥护袁世凯称帝的顽固派刘师培也被聘来当文科的教员，他极力反对科学和民主，宣扬封建文化。这样，革新和守旧针锋相对。各种思潮，如马列主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封建复古主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的本意是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开拓道路。他说：“我素来不赞成董钟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对立。”这种思想自由的原则，促进了科学、民主的新文化的传播，同时在客观上也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创设了条件。

蔡元培对学生的要求，是“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他在就任北京大学的校长的演说中，要求学生必须抱定求学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要“爱憎分明，孜孜求学”。为此，他首先要求教员认真地教授，以提高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蔡元培认为，大学生学习的知识不应太狭窄，因为许多学科的内容是相互联系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的最后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的心理学附于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因此大学生“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各派的学说，要让学生独立思考， 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而不是用强制灌输的办法，去束缚学生的思想。

为了活跃学术思想，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发扬学生的自动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蔡元培在北大发起或赞助创办各种团体，如进德会、新闻研究会、消费公社等等，如雨后的春笋一般。每周几乎都有学术讲座， 自由讨论的空气很浓。

蔡元培重视图书馆和各种实验室的建设，认为这是办好学校，提高教学水平的重要条件。当他到校任职仅数日，工作千头万绪之际，就把“改良讲

义”、“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列入自己的工作计划之内。他任用名流学者如章士钊、李大钊等为图书馆主任，“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

从 1917 年到 1923 年，蔡元培当了 6 年的北大校长，成绩显著，名望极高。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如提倡学术研究，主张对新旧思想“兼容并包”， 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等，在北大，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在军阀统治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再度出国。1927 年，他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救国，同情中国共产党，与宋庆龄、鲁迅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1940 年 3 月 5 日逝世于香港。著作编有《蔡元培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