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中国近代教育中，“中学”与“西学”的问题，自鸦片战争开始就提出来了，而且贯穿于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治派别对“西学”的理解、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目的各不相同罢了。

洋务派认为，凡一切封建主义的典章制度、伦理思想， 都属于“中学” 的范畴，凡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西文”、“西艺”，即为“西学”。

正如严复所指出的，洋务派只知道“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洋务派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教育的纲领和指导思想。

张之洞（1837～1909 年），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阐述者。自中法战争以后，成为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他办了许多洋务事业，既办枪炮厂、铁政局，又办布厂、纱厂、丝厂，而且也办了许多“洋学堂”。1907 年至 1909 年在中央任职兼管学部，主持全国教育工作。清末的教育改

革，特别是 1903 年的《奏定学堂章程》的制定，是在他直接参加下完成的， 对清末教育有一定影响。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系统地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他认为，当时新派提倡“西学”反对“中学”，旧派反对“西学”只要“中学”，两者都有片面性。“旧者因噎废食，新者歧多而详；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度之本；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在他看来，只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不偏不倚的正确思想。这里所说的“旧者”是指封建顽固派，“新者”是指资产阶级改良派。张之洞以为， 应该以“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事事”。若如此，既可改变旧者的“不知通”， 又可以纠正新者的“不知本”。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教育上影响很大。洋务派所谓的“中学为体” 就是以封建伦理思想、中国的经史之学作为一切学问的根本。所以，学生应该首先从经史子集中学到“圣人之心”，“圣人之行”。然后，才可以学习对于封建统治有用的“西学”。张之洞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识我中国历史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我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他认为，假如只讲“西学”，“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在为体的“中学”里他特别强调“明纲”，即以三纲五常封建伦理道德，去教育学生和人民，把“明纲”看作是“五伦之要五行之源”，甚至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因此，他主张把“忠孝”作为各级学校立学的根本，并且以“夫妻之纲”反对维新派提倡的男女平等的教育思想，说“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以“君臣之纲”，反对维新运动要求的有限民权，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甚至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 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由此可见，洋务派的“中学为体”的本质是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秩序。

洋务派的“西学为用”就是在尊孔读经坚守礼教、维护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教学一点西方的语言文字、法制规章和为半殖民地工业服务的自然科学知识。张之洞把这些归纳为“西艺”和“西政”，其条目为：“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他们的“西学”不包括那些动摇封建统治的资产阶段民主自由的政治学说。

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建文化的混合体。它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体现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需要，为在中国发展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提供了理论根据。

但是，也应该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

初始阶段，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主张“西学为用”，强调向西方学习，承认“西学”的“用”，就是对顽固派仇视新事物的一个否定，而“用”的推行也不可能不触动万古不变的“体”。所以，最初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捉倡和维护“西学”方面看，打开了向西方学习为门户，实行教育的初步改革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可是到了维新派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改变君主专制体制时，洋务派这个口号就具有抵抗维新运动的反动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