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安国庆逢佳节”

黄炎培是 1949 年 2 月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

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的。他于当年 3 月 25 日平安到达解放了的北平，展开了他生命史上新的一页。

黄炎培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入北平。两位政治家从重庆握别，虽然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经发生了天翻地复的变化了。他们在解放后的北平机场重相见，其欢乐是无可言喻的。当天晚上，毛主席征衣未解，就设宴与沈钧儒、黄炎培等 20 多位民主人士会面欢叙。第二天晚上，毛主席又在百忙中设宴单独邀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午夜。一旦脱离黑暗的樊笼，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之下，黄炎培心潮澎湃。当第三天叶剑英（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和徐冰同志在国民大戏院为他开欢迎会时，他情不自禁地奋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随后，毛泽东同志几次邀集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分工问题，希望黄炎培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和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起来，迎接上海解放。

黄炎培既不是资本家，也从不经营工商业，而是一位一生清贫的教育家。但他毕生从事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为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培养了上万的技术人才，所以，他和我国的民族工商业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毛主席对他殷切的期望，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民主建国会的全体成员，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民族工商业者中发挥模范、带头和桥梁作用，将是他晚年的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

当时，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国革命的颠倒是非、捏造事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批驳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展望》周刊上发表，并以民主建国会的名义发表声明，予以驳斥。文章发表的当天，毛主席就亲笔写信给黄炎培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当是极大的。民建这一类文件（生动和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黄炎培怀着深深的知遇之情，立刻给毛主席写了回信，表达了他的感激和兴奋，“希望主席时时指教。”

毛主席接到黄炎培的复信后，隔天又第二次致书黄炎培，重加勖勉，信说：“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楚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路，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的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黄炎培随同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参加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黄炎培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他把激情即席抒发为一首题为《天安门》的诗篇，诗共八节，热烈地歌颂了党和革命人民的丰功伟绩，并亲笔恭书，呈献给毛主席。

建国以后，黄炎培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经工业部部长。本来，黄炎培是一生拒不做官的。早年，北洋政府曾两次发表他为教育总长，他都坚拒不就，他儿子黄大能曾问他：“恁地年过七十而做起官来了？”黄炎培详告以周恩来总理动员他任职的经过。这一方面说明他坚定地

遵从党的安排，同时，也说明他对历史使命有正确的认识。他说：“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他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作风，做亨认真、踏实，待人和气、虚心、厚道。我们读了几十年书，积下一些理想，所认识的道理，就是这些，所想象的世界就是这样，我们怎能不好好做呢？”黄炎培是一位富有强烈献身精神的爱国者。当他一旦寻找到了真理，他

就义无反顾地全力以赴，自觉地接受毛主席和政府交付给他的历史使命，尽忠职守，意气风发地努力工作。他是以自身的进步，去推动一个阶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和前进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使命。所以，他每前进一步，都是在党的帮助之下，经过自我搏斗，在自我批判中前进的。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把自己的认识和思想经常向党向毛主席和盘托出。他的正确意见，是对党的诚挚净言；不正确的观点，也能及时地得到党和毛主席的帮助，经过认真的自我剖析，扎扎实实地前进一步。

如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运动触动到了他们，不免怀着极大的恐惧和疑虑。一时间，一部分有土地的工商界人士，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了，“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黄炎培也收到不少此类的告状信件，由于不明真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向党中央毛主席转达了这些信件。毛主席并没有简单地对黄炎培加以批评和指责，而是诚恳地以各种方式用事实启发他的觉悟，帮助他前进。毛主席多次亲笔写信给黄炎培，把各地的土改材料送给他参阅，还介绍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与他见面恳谈。当黄炎培初步了解了基层情况之后，主动要求下乡考察，毛主席对他的愿望十分重视和支持，特地写信给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和陈丕显同志，关照他们说：“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 12 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

指示及 1 月 4 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区情况和他详谈。”临行前，毛主席又邀黄炎培面谈，告诉他：“苏南已土改地区，可择好者、坏者各看一二考察之。”

毛主席这样无微不至的关切和帮助，黄炎培是衷心感激的。他经半个月的实地考察，心里明亮了，他立刻在上海工商联举行的大会上，兴致勃勃地宣传土地改革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新中国人口中 80％的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真正扬眉吐气了，表明新中国的确站起来了！回到北京，他立刻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他在报告中首先肯定“苏南的土改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同时他也坦率而恳切他说：“由于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苏南的一些地区，短期曾出现过‘乱打乱杀’的现象，所幸的是政府发现后，立刻作了纠正。因此，‘有领导的放手发动群众’，我们应认定是一句名言。”最后，他还就考察所及，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建议说：“鉴于抗美援朝期间匪特猖狂横行，党中央纠正前一时期镇反运动中出现‘宽大无边’的右的偏向，镇压反革命这个严厉的趋向，是客观条件的要求，是合乎需要的。但需要将法令当作处理一切的根据，尤其要注意一个‘准’字，在镇反工作相当彻底的地方，今后不需要更严厉了。”

黄炎培的意见，并非完全正确，但他能坦率忠诚地对党提出谔谔诤言，

是十分可贵的，毛主席和党中央也是十分重视的。不久，党中央根据情况的变化，决定镇反工作中采取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纠正了新出现的“左”的偏向。

1952 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团拜会上号召开展“三反”运动，随后又展开了“五反”斗争。黄炎培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对民族工商业者又一次严峻的考验。他立刻和民建会的领导人一起认真学习并组织动员工商界中的民建会员，带头参加运动，清除自己身上的“五毒”行为，这个运动对工商界起到了去腐生新的作用，为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但在当时，有不少工商业者怀有严重的恐惧心理，耽心产业将被没收，对生产经营没有信心，抱着吃光花光拉倒的消极态度。于是，上海一度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建议党中央领导同志作一次鼓舞人心的报告，讲清政策，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毛主席阅信后，特地邀约黄炎培晤谈。黄炎培在当天（3 月 15 日）的日记上写道：“毛主席约谈，对民建会的方针、路线都有明确指示。如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选择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都有指示。”对民建会员的学习问题也指出：“马列主义要学习，但一般人首先应该学习并接受共同纲领。”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黄炎培很信服接受，并不折不扣地在民建会内部层层作了传达。并在当年 7 月，召开了民建会总会的第二次扩大会议，加以贯彻执行。这是民建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明确了民建会的性质、方针和今后任务，制定了民主建国会新的章程，调整了领导机构，黄炎培被选为民建总会的主任委员。

建国以来，黄炎培和民建会同志一起，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积极参加了历次运动，并主动地宣传党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者开展爱国守法和自我改造教育。当年的九月初，民建会北京市将举行会员大会，黄炎培将出席讲话，他先认真地亲自写出了讲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他特地把讲稿先送请毛主席审阅。毛主席立刻帮他仔细地修改了讲稿，并热情洋溢地回信说：“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毛主席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1）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家经济的领导”；（2）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

（3）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主席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挥好的方面”；（4）在讲稿最后一段，毛主席加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毛主席对于所以作这样的修改，还在信中诚恳他说：“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的‘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要求。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级，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那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们的高度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毛主席对黄炎培的帮助是赤诚的，同志式的。从现在来看，不仅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有现实意义。黄炎培反复读了毛主席的信和修改稿，思想豁然开朗，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明白呈现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