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革命战争年代，李振翩曾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开展工作，为中国革命作了有益的贡献。我原名李振穆，是李振翩教授的堂弟。解放前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我曾在云南、贵州、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下，贵州地下党的组织连续遭到重大破坏，不少党的干部先后被逮捕杀害。1941 年“皖南事变”后，贵州地下党组织和南方局失去了联系。1942 年春，党组织派我和赖卫民同志去贵州重建党的组织，要求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社会关系，找到适当职业，取得合法身分，站稳脚跟，再开展工作。我当即给在贵州安顺的军医大学任细菌系主任兼血清疫苗研究所所长的堂兄李振翩写信，说明我在重庆失业，可否到安顺找个工作。他很快就回信说，欢迎我到安顺。我到安顺后，住在李振翩的家里，借助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很快就把我安置在血清疫苗研究所任技佐，日常工作是制作生理食盐水。作为所长的堂弟，大家对我都很关照，国民党也没对我找什么麻烦。我在这一合法身份的掩护下，开始了重新建立贵州党组织的工作。此间，李振翩和他的夫人在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他们知道我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时，参加过学生运动，也知道我时常出去活动，但从来不问也不干预我的活动。1943 年， 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的方便，我化名李振铭，考取了浙江大学（因抗日战争搬迁到贵州遵义），离开了李振翩的家。

1946 年夏，我转到南京梅园新村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共代表团工作。这时军医大学也迁到南京，李振翩自己有一所别致的寓所。我以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的身份去看望过李振翩，那时，他才明白了我原是共产党，他不但毫不讳忌，而且表示高兴。他当时曾多次见过周恩来、董必武和李维汉等同志， 交谈他同马歇尔将军的接触，试图为国共和谈出些力。不久，国民党反动派

在美国帮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事实彻底打破了他的“调停”幻想。1946 年6 月发生了“下关惨案”，接着国民党特务准备假冒“苏北难民”的名义袭击中共代表团。为保障代表团人员的安全，周恩来等同志决定代表团人员尽可能通过社会关系暂时疏散出去。于是我就搬到李振翩的家里隐蔽了 10 几天。他那时已是中将军阶，在他家里自然安全无恙。这是他和他的夫人第二次掩护我。1946 年 10 月，国共谈判破裂，组织上安排我撤回延安。

1973 年李振翩回国访问。周总理会见他时，首先感谢他和他的夫人掩护我党地下工作同志一事，就是指的上述经过，这在我的一生中是永远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