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学术问题上，周谷城与毛泽东意见相左。

70 年代，周谷城独树一帜，提出“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差别境界” 等学术观点时，引起轩然大波。“四人帮”之流说什么“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全国上下，口号标语铺天盖地。周谷城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提出：“说革命精神是时代精神是对的，但硬归结时代精神就是革命精神则不对了，那是机械论。这正如说人是动物，千真万确；说动物就是人，则荒谬绝顶一样。”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境况里，周谷城敢于站出来批驳“丑类”，敢于逆“时代潮流”而动，这应该说正是“人间正道”、“天地正气”。

当然，周谷城也往往有与毛泽东意见不合的时候，但这些只是学术问题上的争执，并不关乎“大道理”等宏旨。

谁都知道，中国史学界将中国封建制开始年代定在公元前 480 年的春秋战国之交。分期的主要代表是郭沫若。毛泽东对此说大加推崇，多次在讲话中引用此说。有次他还说：

“中国封建有 3000 年。从周武王克商的那一年算起，也就是公元前 11

世纪以后开始‘封建亲戚’的时候起，到鸦片战争的那一年，也就是公元 1840

年，约 3000 年。”

周谷城不同意此说。他不认为“中国封建时代特别长”。他把中国封建制的最早分期推到东汉后半期，这样，封建时代从此到 1840 年一共只有 1600 年左右。

他说：“中国奴隶制时代约 2400 年，比 1600 年的封建时代长，这样比例就相称了。因为社会发展史上各阶段的长短，有一定的比例：前一段必比后一段长，后一段必比前一段短。这大概是生产进步的迟速决定的。”

如果把中国封建时代的上限或奴隶时代的下限移到公元 2 世纪下半期

（东汉末年），则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种种特征，可以同世界古史上其他文明古国一样。否则，奴隶制变得既短促又空虚，在世界古史上就成了一种反常现象。

周谷城不顾与老友毛泽东相左的“风险”，一直在“孤独”的阵营中坚持着自己的观点，尽管这微弱的声音当时简直就听不到。

80 年代，周谷城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彭冲同志的直接催促下，即将重新出版发行。重版时周谷城依然坚持已见，丝毫不改。他说：“在这种时候，

我更要把那个主张搬出来，不怕人家反对。” 周谷城的禀性和情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