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包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 9 月 25 及 26 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德1949 年 9 月 28 日

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在报刊上公布后，全军将士及全疆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庆贺新生活的开始。

为了落实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指示。10 月份，陶将军为安定军心，发布了《告全疆将士书》，宣传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宣传这次和平起义的意义，并对全疆将士提出严守岗位，遵守纪律；免除恐惧心理，改变态度； 和人民解放军合作，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三点”要求，及时处理了骚乱事件。陶将军每当谈及这次起义的情况，必里感到无比兴奋。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陶峙岳将军于 10 月 5 日亲赴酒泉。7 日，会见了彭德怀副总司令。当陶将军谈及工作情况时，彭德怀副总司令非常诚恳地对陶将军说：“陶将军， 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当时王震将军也在场，他犹如老朋友一样与陶峙岳将军亲切交谈，并向陶将军介绍了全国革命形势胜利发展的情况，畅谈了新中国无限美好的前景⋯⋯

陶老说，这次他在酒泉 3 天，参观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容，了解了解放军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观察了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使他深受感动。特别令他惊异而感激的是，在他通电起义之前，彭总不知从哪里得知陶老的家属寄寓重庆，已指示入川部队找到他们，并妥善采取了保护措施。

在酒泉停留期间，陶峙岳将军与彭总、王震将军彻夜交谈，谈部队整编和改造问题，派解放军入疆和组建军政委员会等问题。当王震将军指挥部队进疆时，塞外军民载歌载舞欢迎。陶老还挥笔写了《迎王震将军入疆》一诗： “将军谈笑指天山，便引春风度玉关。绝漠红旗招展处，壶浆相迓尽开颜。1949 年 12 月 30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成立，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在共产党的关怀下，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在部队里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 对官兵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使部队充满生机。他和王震同志相处共事 20 来年。王震同志待人诚恳，说话非常坦率，是非分明，公私有别。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诚恳帮助，热情关心陶将军并鼓励和放手让陶将军工作。陶老深深感到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真诚无私，亲密无间，互相支持。这一切都使他终生铭记。1970 年陶峙岳将军住在长沙时，王震同志每次来湖南，都要去看望陶峙岳将军。

使陶者难以忘怀的还有和毛主席的交往。1950 年 2 月间，陶老赴北京向毛主席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并请示机宜，受到热情的接待，使他感到兴奋和荣幸。

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陶老，与他亲切握手交谈，态度极其诚恳，平易近人。这使他想起了 1930 年蒋介石在蚌埠火车上接见他时的情景。蒋介石只是略一点头，鼻子里哼哼几下，那不可一世的态度，与毛主席成为鲜明的对照。

他向毛主席简要汇报了新疆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听得认真，频频点头表示满意。对新疆的问题，毛主席向他讲了三点指示：（1）改造起义部队，使他们真正成为人民的部队；（2）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必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以加强民族团结；（3）积极建设祖国边疆和保卫边疆。

陶老激动地说：出乎我意料之外，毛主席在听完汇报后竟然留我共进晚餐。席间虽无山珍海味，但那几色湖南家乡口味的菜肴，令人感到亲切。好像对待老朋友一样，边吃边谈，垂询备至。和毛主席一直谈到深夜，而毛主席毫无倦怠之容。我们谈话的内容涉猎甚广，不仅谈及国家大事，而且也谈到我的家庭情况等细节。陶老还告诉我，这次接见使他历历在目、记忆犹新的是，毛主席非常关心他的进步问题，希望他过好三关。毛主席诚恳地对他说，要好好学习，不断进步，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解放战争关，现已过去， 过得很好。第二是土地改革关，不久就要过去。第三是社会主义关，现在还没有开始，要有思想准备。陶老说：“对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当时并不完全理解。特别是社会主义关，究竟如何解释，我又不便询问。但有一个信念， 无论什么事情，跟共产党走，什么关都不难度过。现在回想起来，三关都过去了，但这三关的确也是不太容易过的。以后，每到北京开会，毛主席总是春风满面走过来握住陶老的手，称他‘陶将军’。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经常和陶将军交谈，征求意见。周总理、贺龙同志还在陶峙岳将军陪同下参观了新疆石河子农场的建设。陶老觉得，共产党人真诚待人，肝胆相照，自己为人民的事业更应荣辱与共，否则能对得起人吗？ 1949 年，党和政府任命陶峙岳将军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授予上将军衔，一级解放勋章。

陶将军有三子二女。其次子解放前因在商船上工作，往返于上海、台湾之间，遂滞留在台湾，长女在解放前夕，被挟持赴台，以致音书隔绝。如今他们也是儿孙满堂了。现在每当与大陆儿孙共乐的时候，陶老怎能不思念远在台湾的子女呢？这分裂之苦，离别之痛，陶老常萦挂在心。但他相信，党的“一国两制”政策圆满地解决了香港、澳门问题，洗雪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耻辱。香港和澳门是中国与英国，葡萄牙两个国家的问题，尚且能够圆满解决。台湾问题，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内部的事务，理应更好办。况且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已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两党都有只承认一个中国的共同语言。他相信，国共两党一定会实现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他迫切希望台湾回归祖国，并望在有生之年能与台湾的故旧和家人见上一面。

陶老深情地告诉我：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时开始逐步加深的。首先，是在酒泉会见彭德怀副总司令和王震司令员，发现他们襟怀坦白，不谋私利，生活俭朴，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德。他们统率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令人无限敬佩。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推心置腹的谈话，诚挚动人。与王震同志的长期相处，他是上级，又是诤友。他在工作上支持我，在思想上帮助我，使我逐步认识到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是合情合理，光明正确的。1950 年，王震同志和我谈过组织问题，我自惭形秽，不敢启齿。1952 年，我和王震赴石河子，途中王震同志又问我对党的看法。我当时答复‘是所愿也，不敢请也。’在长期工作实践中，我亲身经历了战争和生产战线上艰苦的战斗历程，亲眼看到戈壁滩成为绿洲，看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方面发生了飞跃的变化。全国各条战线也都是成绩辉煌，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使我对中国共产党更加

钦佩不已。中国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如果没有共产党，不知何时才能摆脱三座大山的重压。因此，我从实践中确认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也感到做一个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意义的，是无限光荣的。这是我数十年曲折、迷误和辗转反侧中，在革命先行者们的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的结合下认定的真理。1965 年，我排除自卑心理，向党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请。由于十年动乱，这事情自然就被搁下来了。1982 年 5 月，我再次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同年 9 月 28 日，我终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陶老从内心喊出了“伟哉共产党，追随幸有缘”的心里话。陶老长期要求入党的愿望实现了，他感到万分激动，好像自己又年轻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