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记前仇，化敌为友

——在毛泽东的宴席上

郑洞国

大约是 1954 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原来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我⋯⋯。

我十分不安。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败军之将， 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

1948 年，我率部困守长春之际是何等迷惘！

当时，国民党的部队在东北的败局已定。蒋介石密令我突围，严词告诫说：“如不遵令突围，定以军法从事。”突围？谈何容易！城内军粮殆尽， 近郊飞机场已非我所有，长春周围全是人民解放军的雄兵猛将。我们插翅难逃呀！⋯⋯危在旦夕矣。部属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连我亲自召集的高级将领会议都开不起来了。新七军军长李鸿称病不出席。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虽然到会，神态却异乎寻常，听我说了几句话，他就借故匆匆辞去。我预感到凶多吉少。果然，当晚有人多次密报说：“六十军决定今晚起义！”旋即接曾泽生电话——我本想借机劝他心回意转，谁知不等我开口，他在电话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有人和你讲话。”接着，一位自称是解放军代表的人通过电话对我说：“现在长春的局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 可以保障你方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考虑，莫再作不必要的牺牲！”瞧，解放军代表已经成了六十军的座上客了！但我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反动立场， 当即答道：“我既已失败，只有战死，没有什么可说的。要我放下武器，办不到！”殊不知我越来越孤立。第二天一早，新七军参谋长来见我说，新七军也决定放下武器。劝我和他们一道行动。我仍不醒悟，严词拒绝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 我干我的！”

此刻，我明知人民拥护共产党。解放军官兵团结，打仗有办法，许多方面都优于国民党，心中不能不佩服，可我囿于正统观念，硬是不愿和共产党和谈，误认为共产党不会容我。故我誓与孤城共存亡。

这时，社聿明急电告我说，拟请蒋介石派直升飞机接我脱险，问我有无降落地点。我回电说：“来不及了。”同时电告蒋介石：“来生再见。”我坚持“宁可战死，决不投降”的顽固立场。

说实话，我已经顽而不固了。当晚，我的司令部附近枪声骤起，异常激烈。我以为巷战逼近，急忙到门外观望并问左右军情。哪知转眼之间，解放军神兵天降，竟踞于我的司令部内外了。再看身边，副参谋长和卫兵等人团团围着我，似乎都用眼神向我示意：“大势去矣，放下武器吧！”我只得勉强放下武器，听候处理。

事后才知道，那是由于共产党军威和政策的感召，我的一些高级幕僚和卫兵早已悄悄迎来解放军的代表及战士。他们计议，朝天放枪，假意抵抗， 造成猝不及防，兵临司令部的事实，促我与之共同走向光明。这样，避免弃我于不顾，又不叫我过于难堪，巧妙地从死亡线上把我救了出来。每忆及此事，我不能不感激解放军和我部属及卫兵们的安排。

虽然放下了武器，我思想仍甚顽固，心绪极为不佳。尤其是率部退出长

春之时，既惭愧又不服气。恰于此刻，解放军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肖华设便宴招待我。平素我就沉默寡言，何况“败军之将不言勇”，在小酌之中，我更少说话了。肖劲光和肖华二位将军见我不愉快，似有敌意，却还是给我斟酒夹菜，非常和气，并不视我为“败军之将”。饭后，他二位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生硬地说了两条：一不去广播，二不参加公开的宴会。两位将军爽然应之，只是又热情地希望我能为人民做点事。我断然拒绝说：“我只想当一个老百姓。”两位将军仍不介意，婉言提出：“你不愿工作，或者休息一段时间，或者学习一段时间。请任意选择。”我答道：“学习，让我学习一段时间！”

就这样，我住在军区招待所，关起门来，学习了一年半。

老实说，开始读毛泽东的著作，我读不进去。翻阅注释和人名，却引起了兴趣。因为其中提及的一些人，我非常熟悉。从这些人物身上我不由地想到自己跟着蒋介石打了 20 多年仗，为什么越走越歪？为什么失败到如此地步？当时，我还看了不少解放区的报纸，看到共产党强调抓生产，做了许多对人民群众有好处的事，对比之下，蒋管区却民不聊生。如果说，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是进步的话，那么蒋介石实行的是什么主义？他领着我们干了些什么？真是救国救民呜？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人民群众不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却风起云涌地热烈拥护共产党和毛泽东呢？我产生了许多疑问。这使我能够冷静下来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了。

越学我越感到毛泽东有学识，有理论，有思想，有办法，是真心实意运用马列主义来救中国的，再想想蒋介石。一比较，他在我心目中黯然失色， 他没有头脑，没有什么令人折服的理论，只会耍手腕，仰仗美国，以势压人， 大失民心，结果一败涂地。1952 年，我去上海参观，发现上海这个有名的“冒险家的乐园”，经共产党一整治，大变样！真是成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什么恶霸、流氓、娼妓等等污垢几乎涤荡净尽。正气浩然，人心向着共产党。看到这种盛世，我不禁自责：“郑洞国啊郑洞国，你过去跟错了人啊！”我的思想变了。

说到思想转化，我想起自己从东北去上海，路过北京，周总理请我吃饭。当时，聂荣臻元帅在座。总理一见面就拉着我的手说：“洞国，我曾经给你写过一封信⋯⋯”我愕然了。总理说，那封信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写的。总理还讲了信的内容。我听了非常感动，无比后悔他说：“总理呀！如果当时能见到您的信，我转变得可能快一些，不会那样顽固了！”幸好，我终于转变了。

那天，我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元帅和叶帅，还有鹿锺麟将军等早已在座。我刚到，毛主席即迎了过来，同我握手，寒喧，让座。

我本来有些拘谨，毛主席开始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我轻松多了。坐定之后，他一上来就问我抽不抽烟。我应声说：“抽。”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主席十分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我点烟。他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讨厌的傲慢派头。在国民党阵营里 20 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我的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这不能不使我感到共产党的领导人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毛主席问我全家的生活情况。我如实答道，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

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毛主席听了随即说道：“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 51 岁，还很年轻啊！” 我一惊，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情不自禁地连声答应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我突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不甚得体的问题： “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好像毛主席也感到我问的太突然，怔了怔，望着我，我有些不好意思了。毛主席爽朗地笑了，然后回答说，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 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毛主席又加重语气说，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在那天宴席上，毛主席讲了好些。许多话记不起来了，但我始终难忘的是，毛主席以其切身的体会开导我，鼓励我转变立场，为人民服务，走革命之路。

30 多年业已过去，回首往事，我深感共产党确实不记前仇，化敌为友， 说话算数，待人以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