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来信了”

我是溥仪的三妹，姓爱新觉罗，在汉语中称为“金”。名韫颖，蕊秀是我的号，后来用开了变成名字。1923 年与郭布罗润麒结婚，结婚后一同到日本东京。他住校，每周回来一次。我在家向家庭教师学日语，在此期间常和溥仪有信件来往。1945 年后，我写的这些信件不知被什么人得到，编入一本书——《满宫残照记》，现在读起来，觉得幼稚可笑。

听我七叔载涛说，章士钊先生（人称章行老）看过《满宫残照记》后， 认为我给溥仪写的信，写得很天真，很有意思，到处打听我的下落。后来开政协会，见到我七叔，才知道我就住在北京。那时我住在交道口北兵马司 10 号，正在做街道工作，在街道上曾担任过卫生组长、居民组长和治保委员。

1954 年有一天（月日记不清了），七叔载涛把我带到东四八条章行老家。他一见到我就高兴地说：“我很想见你，你给溥仪写的信很有意思，我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那本书《满宫残照记》，我把它呈给毛主席看了。”那天章行老还请我和七叔吃饭，在座的有章夫人，有朱启铃先生夫妇，有朱海北先生夫妇等。饭后，章行老说：“过些日子，你写个自传，我呈给毛主席。”

我写完自传后，请章行老帮助看一看，他看完后说：“写得太简单了， 这纸也不行。”又说：“明儿我给你改一改，你就到我这里来抄写吧。”

一天下午，3 点钟左右，章行老改好了，让我去看，完了再抄。但他改的，有的地方我不同意。譬如说，“溥仪记性好，人名记得很清楚，很聪明。”这样的句子我就不同意写。我说：“我心里没有那么想，不敢向毛主席说假话。”要求去掉。章行老像有点生气的样子说：“要是给别的人写东西，我就不改。你是个女同志，否则，我就不管了。”我央告说：“您还是管吧。” 好歹把老人说通了，按我的意思给改过来。说真的，至今我还坚持，溥仪的记性并不很好。记得 30 年代我在日本时，曾给溥仪写过信，告诉他，“香蕉和白薯不能一块吃，有毒。”过后他又来信告诉我，“听人说，香蕉和白薯一起吃，有毒。”这说明他的记性还是不好。所以我并不同意说溥仪聪明。

我的自传放在章行老家，经我们一老一少，改了写，写了又改，用了好些个半天，终于抄写好了。最后，自传是用旧时代的一种公文札子抄写的。札子的封面用花缎裱过，糊得很讲究。在札子里还贴着我两张过去的像片， 一张是我的结婚像，另一张是旗装像。

过了很久，我又一次去东四八条章行老家，老人很高兴地告诉我：“毛主席来信了。”他还把毛主席的亲笔信给我看，信上的意思是：信收到了， 那件事（章行老说就是关于我的事）已交给人处理了。过了一段时间，我被安排为北京市东四区政协委员。

1960 年，我第一次受到周总理接见时，总理对我说：“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一事，是毛主席交给我，我交给下边的。”我当时想，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还为我这样的人操心，使我由衷地感谢。当然，这与章行老的热情帮助和推荐也有关。否则，中央领导怎会知道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呢？真可

惜，章行老替我修改的一大卷自传材料，“文革”期间也都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