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人类与文化变迁第一节 文化是适应性的产物

一切动物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能够适应环境。低等动物依靠本能应付环境，大自然将对它们基因遗传的结果做出裁决，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人类这种高级动物与其它动物的本质区别是在于“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 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的本能。”①凭着天赐的丰富的大脑和自觉的意识，使人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向大自然学习，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以至于和学习后的行为相比，自然界似乎没给人类造就什么本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居住环境、食物及习俗等都是后天通过学习造就的。一个出生后的婴孩，通过学习可以变成部落民，或印第安农夫，或墨西哥乡民，或纽约曼哈顿公寓里的居民。人与动物相比，人自己决定自己，动物则由自然决定其命运，动物的器官是专门化的，啄木鸟不能选择不啄木取食，连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目动物——猩猩和猴子，也不能选择它们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方式。由于动物专门化的器官和本能，它们被限制在非常特殊的生活条件中，并且只有在这种生活条件中才能生存，一旦生活条件发生了变化，动物就将因不适应变化而灭绝，尽管动物也能从经验中学习，动物的本能也可以在后天形成或加强，如大雁对幼雁的领飞，猫教其幼仔捕鼠，人对警犬的训练等等， 说明本能和学习之间并无严格的区别，但从整个地球看，或从局部看，动物的灭绝仍然是因为不能改变生存习惯，不能应付环境的变化所致。

同动物相比，人类的器官是非专门化和“不完善”的，这使人类有极大的可塑性，同样一双手可以种地、做工或放牧等，同样一双脚可以在森林、沙漠或平原上行走，人类可以选择完全吃荤或吃素，能往在炎热的沙漠里或北极的冻原上，能生活在陆地上或海洋中。人可以向动物学习适应环境的本领并积累为经验，还可以进行前后代的继承性学习，接受传统，从人与动物对自然的适应来看，学习是一种比遗传演化更为灵活而较快的方法，学习可使人类这种高级动物在一代的时间里就适应并能利用新的环境，虽然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必须与环境维持适应的关系才能生存，但动物主要靠遗传基因决定其适应性，而人类则是以文化为煤介而达到这种适应。虽然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终将是自然所选择的对象，但这一过程如何进行却是人类自己可以主宰的。

人类文化最初在劳动中产生。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论述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能够从事生产劳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具有人类“历史的发源地”的意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劳动是人类所具有的适应自然、有效地开发环境的一种学习性行为，是人类文化的发源地，是劳动造成了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最本质的区别。首先，劳动表现为一定的协作关系，具有社会性，为相互学习奠定了条件。为了适应自然，动物往往采取群居的形式，对最接近人类的灵长目动物——黑猩猩的研究表明，群居的黑猩猩中存在着社会组织，其中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幼仔对长辈存在长期的依赖性等等，这表明动物的学习是在比较初级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动物如此，人类更是如此。人类劳动的社会性为文化的形成、交流和创造性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34 页

奠定了先决条件。其次，劳动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劳动使人类同自然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人类通过信息往来以了解自然、利用自然，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改变自然的活动。劳动的目的性区别于动物仅凭本能及其经验去适应自然，为自然所选择。而人类凭学习和文化去选择自然，适应环境。再次，劳动工具的出现表现出人对于自然的能动性。因为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是人类适应性行为的一个突出表现，表明人类可以有效地开发资源和改变其环境，创造自己的生存条件。最后，劳动中产生了语言——而语言则是文化得以深化的最重要形式之一。至此人类可以彼此交换复杂的信息，增强了社会性的学习，使人类的学习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由于文化是适应性的产物，所以使文化带上了明显的区域性特点。文化的区域性又表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人类的可塑性来自不确定性，也来自应变能力，可以根据生态环境选择生存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农业，渔业和畜牧业在不同地理自然环境出现的原因。例如，人们依靠畜牧业来适应某一特定的生态环境，在不适合或不可能进行农业的地方，畜牧业是一种可行的生产方式，它可以将人们无法直接利用的草和灌木的能量变成食物：肉、奶、血。另外，这些食物还可以存储在畜群身上被人们根据需要而动用。服饰文化也具有适应性特点：从中国历史上考查，袍式衣服和靴鞋基本上是各族人通用的服式，短衣服和系带鞋在中国的历史并不长，之所以袍式衣服和靴式鞋在少数民族特别是草地蒙古族那里得到了保留和发扬，就是因为这种服饰具有特殊自然环境的适应性。饮食文化也是这样，北方人对酒和肉的嗜好与寒带气候对热量的需要有关。

作为文化一部分内容的传统和习俗也是适应性的产物。牛在印度被视为不可侵犯的圣物，有神牛之美称，也是由于生态环境造成的：由于印度人口的增加，土地的数量只允许人们饲养最重要的家畜，牛就是这种不可或缺的家畜。人们要用牛来拖犁、整个靠天吃饭的农业运行离不开牛。杀牛意味着摧毁农业生产，而保护牛的最好作法不仅是禁食牛肉，而且是禁止杀牛，将牛神化。印度人崇拜牛还与印度瘤牛耐干旱的特点有关，在中国虽然也用牛拖犁，但对其它牲畜的使用也很多，是因地而异的，因此没有产生那种极端的爱牛心理。①习俗作为文化传统的形成，是某区域的人们在实际生活中逐步形成的，这一点更充分表明了文化的适应性。例如，印度人对牛肉的禁忌， 是多少年来日积月累形成的，并非是文化伟人个人或群体造成的。同样在中东地区禁食猪肉的原因也大体上是由于对环境的适应：古代以色列人为了防止用谷物喂猪以克服粮食的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停止养猪，禁食猪肉，长此以往，成为传统。

人类文化和动物本能的区别还在于人类文化的创造性，文化的创造性究其根源也来自人类对生态环境的机动灵活的适应。例如，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和气候设计住房，根据土壤的性质选择、培育或改良种植的品种；人们选择不能长庄稼的山坡种植果树，想出一系列嫁接的办法去改善果实的个头和味道；生活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南部边缘地区的图阿雷格人，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沙漠地带，所以非常善于物尽其用，特别是创造性利用了沙子，用沙子做“沙床”、“沙毯”、做沙烤的大饼以及用沙治疗关节炎，用沙作为重要的建筑材料等，而生活在北极圈的人却十分有效地利用了

① 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第 139—141 页

冰和雪，凡此种种说明文化作为人类对自然适应的手段，首先表现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适应，满足或达到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其次，表现为对环境也即资源的创造性利用和开发。第三，由于人的社会性，每个人都不是单枪匹马面对自然界的，所以人的适应行为还应包括对社会环境及社会组织、集团的适应。

适应性的文化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的，但适应性的文化又是自我限制的。由于人的社会性，人必须接受某一特定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和特定社会组织中的文化，才能生存。这个文化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它包括特定自然环境下谋生的方式、食物的内容、居住条件、技能、技巧、礼仪、风俗、信仰、观念、审美观、思维方式等，它是人类通过后天的学习逐步掌握、积累而成，并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当一个婴孩降生时，其将生存的社会就已布满了等待他去学会的一些东西，因此，新生的一代在其生长的环境中必然地、摆脱不了地要接受一种文化，通过与长辈生活、通过接受教育以及通过在社会组织中就业，使文化的东西根深蒂固地扎在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文化产生于人对自然的适应过程中，也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化活动中，而一旦产生，文化就作为社会进化的后动力发生作用，它加强了人的适应性、加强了人的社会性，以至于真正把人联系起来的不是遗传基因或血缘关系，而是文化。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一个社会就是占有一定领土，讲通用的语言、共同遵守一种习俗、具有共同的观念和标准的一个群体。文化的创造性增强了人对自然的适应性，也加强了人的社会性，原始部落的首领及其它社会组织的核心人物可以无限制地规定一些礼仪，如割礼、拨门牙的风俗，妇女不洁的禁忌等，究其根源可看出这些非经验的习俗以及非经验性信仰等适应于增强人的社会性，而且是通过控制、约束人的观念和行为来增强社会性，没有社会， 人不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