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技术战争卫勤保障的特点

高技术战争卫勤保障的特点，主要与战争使用武器装备高技术的含量、高技术作战样式和作战方法、高技术战争环境，对高技术优势的占有程度等方面密切相关。

（一）作战对抗性较强，战斗激烈程度上升，战斗减员率相对偏

高，且突发性更显著，对卫勤保障力量的准备和使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高技术战争，双方都拥有一定的高技术实力，使火力的猛烈程度，杀伤破坏的严重程度，打击目标的准确程度都将空前提高。在一定战场空间，某个作战阶段和某一特定的时间将会集中地造成大批战斗减员。笔者曾统计了 70 年代以后的 7 场中外局部战争日均战斗减员率，收集到交战 11 方的资

料，其中最高的是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方 6.98‰和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格方 8.17

‰，除此以外，9 方的均数为 0.85‰（标准差为 0.65‰，中位数为 0.64‰）。高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双方的日均战斗减员率的 0.51‰和 0.33‰。也高于第三次中东战争以方的 0.68‰。这种不规则的减员变化趋势，在很多战例中得到了证实。如在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战斗减员率很低，但是，2 月 25 日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击中在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的美军兵营，造成 125 人伤亡

（伤 97、亡 28），占美军战争伤亡总数的 20.6％。又如 2 月 26 日美第 4 骑兵中队闯入了伊军塔瓦卡尔那师的主要防御阵地，5 辆坦克被击中，伤亡 11 人。再如英阿马岛战争中，英“考文垂”号驱逐舰被阿军飞机击中起火，21 人阵亡，23 人烧伤，减员率达 15.71％。但由于作战时间短，大规模杀伤武器主要作为威慑力量，防护能力得到加强，以及部队配置密度下降，一些危险作业改由智能机器完成，总的战斗减员率不一定高。在计划准备卫勤保障力量的时候，既不能因日均战斗减员率高，而一昧地增加固定编制，那样不仅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还会影响后续动员。又不能因战斗减员不一定高而不做最困难的准备，那样必然造成关键时刻保障能力不足而贻误工作，因此，需要考虑基本卫勤保障力量应达到什么程度，机动支援的卫勤保障力量又应达到什么程度。可见，如何正确使用机动支援的卫勤力量更是一个新课题。

（二）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从指挥、组织、运作诸方面实现三军统分结合的保障体制已势在必行

高技术战争将从过去的单一军种作战为主转变为多军兵种联合作战。作战中的伤员除具有同军种相对集中分布的总体特征以外，还会在某些时间、地点出现三军伤员混合分布的情况。而且，三军的部（分）队及卫勤保障机构，在部署过程中和作战实施中都可能出现犬牙交错的情况，仍然沿袭以往三军自成体系的传统作法，势必使卫勤保障力量分散而又重叠使用，救治能力和保障效益得不到充分发挥。为适应这种联合作战趋势，各国军队都在摸

索联合保障的经验。如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三军救治力量互相衔接，紧密配合，形成连贯的保障体系。他们在海上作战是受伤地→直升机→卫生运输船→医院船；登陆后是受伤地→团救护所→直升机→登陆基地后送医院→医院船。之后便是远程空运后送。为了相互衔接紧密，还将医院船、卫生运输船、登陆基地后送医院和团救护所之间的距离都调整在直升机的飞行半径以内，使伤员在伤后 1 小时年即可得到较好的救治和后送，救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从中不难看出现代合成作战中，卫勤保障必须实行三军联合，统一组织，突破自成体系的屏障，发挥各军种保障力量的优势互补作用，取得整体最佳效果。而且，这种联合保障不能是松散的联合，必须从指挥、组织、运作诸方面融为一体。即在指挥上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实行统一部署、统一派遣、统一调度；在组织上统一建制、统一法规、统一序列；在运作上统一步调、统一操作、统一程序。对这一特点的认识我们还有相当差距，按照这个特点组织保障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抓紧进行，否则，将会使未来的卫勤保障效果大打折扣。

（三）战场广阔，情况多变，伤员分布、流向不规则，应急机动保障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

高技术战争战场范围扩大，前后方界限淡化，敌对双方将广泛进行人力和兵力相结合的机动作战，以致使战场处于一种多变的运动状态。从而造成战役、战术行动突然性增加，伤员时空分布的不确定性也增加，并且，由于战线的不规则，伤员流向也极不规则。我军后方卫勤以往线式部署，以固定保障为主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不适应这种复杂多变的非线式立体作战，这是因为编制内的固定保障机构力量十分有限，在集中发生大批伤员的时候，无力承担过于繁重的救治工作。而大批伤员将会集中发生在哪里很难预料，预先加强的办法也无济于事。只有准备强有力的机动卫勤保障力量，使它们具有快速的应急机动保障能力，力求与现代军事作战机动相适应，一旦需要，可以作为“拳头”支援保障范围内的任何方向和地域。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军队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以美军为例，他们一方面采用大量高技术装备，建立机动能力强、救治能力高的各种医疗单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号称“世界最大创伤中心”的海军“仁慈”号、“舒适”号医院船；由C—5 运输机改装的空中医院；以及不同类型的可部署的医疗系统等。另一方面，还在许多卫勤机构内组建“处于待机状态的机动医疗队”，可以作为战术机动卫勤力量快速展开，一有突发事件，可在极短时间内到达世界各地的出事地点。以色列军队在侵黎战争中，用装甲运兵车载运外科机动医疗队深入前线，在车里进行战伤外科救治。可以看出高技术战争中，应急机动保障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保障方式。

（四）高技术武器特殊的杀伤效果、高技术作战的特殊战场环境，提出了许多需要军事医学研究解决的特定问题

由于常规武器高能化，非常规武器特殊效应化，超常武器不断涌现，导致致伤因素增加，损伤程度严重。常常是多因素作用于机体，空腔效应、远达效应明显，复合伤、多发伤、烧伤、冲击伤增多。爆炸损伤征候显著，全身反应剧烈，使机体内环境紊乱，神经体液因子指标比普通创伤变化早，消长幅度大几倍乃至几十倍，局部损伤与机体内环境紊乱两者相互作用，伤势变化快。造成不少伤员体表损伤的程度与其功能丧失程度不一致，损伤不限于局部，而扩展到全身。应用重组 DNA 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研制生产的第

二代生物战剂“基因武器”可改变人体细胞的 DNA 结构，使基因断裂、重组、变异，所造成的损伤不是一般解剖层次问题，而是分子层次的问题。另外由于作战强度空前激烈，战场气氛异常紧张，还将使参战人员在生理和心理上承受更大的负荷，战场心身疾病发生的机会更多。并且，高技术战争往往准备时间长，作战时间短，恶劣环境造成的疾病减员可能在战斗减员发生之前就大量发生。这将使军事医学面临许多难题。在军队卫生学方面，既有一般常规作战问题，又有高技术条件下作战的特殊问题，热环境疾病、高空缺氧、肠道传染病、皮肤病、海水浸泡低温症的防治问题更为突出；长期在海上作战、生活，将遇到供水不足、营养不良、晕动症等海上生存的诸多威胁。在战伤救治方面，需要积极吸取医学科研成果，把新的救治技术、装备运用到战伤救治上，并且，要针对新武器、新致伤因素及其造成的新的损伤情况，研究具体有效的救治措施，特别是急救和早期治疗的救治措施，以便使这些复杂伤病及早得到合理有效的救治，为后续救治力量更好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五）战时卫勤保障技术复杂、难度高、时效性强，要在频繁机动中完成大批伤员救治和疾病防治，对卫生装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医学技术的发挥对卫生装备的依赖程度更大了，尤其是对复杂的战伤救治，甚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卫生装备水平反映着卫勤保障的能力和水平。目前，发达国家军队运用现代科技提高卫生装备水平的速度十分惊人。美军从朝鲜战争，经越南战争到海湾战争，40 年间从平面保障到立体保障，从一般技术保障达到高技术保障。现在已经拥有设备先进的超大型医院船、空中医院、可部署的医院、装甲救护手术车等一批机动性很强、救治能力很高的医疗单元。还拥有卫生直升机、卫生运输机、系列救护车等大量的快速后送工具。许多现代诊疗设备如 CT、B 超、监护仪等已装备到野战医疗单元，针对伊拉克发出核、化、生袭击的威胁，使用了一系列防护装备，包括单兵 I 型神经解毒包，“狐”式“三防”轮武装甲车等，使野战救治能力有了明显的增强。事实证明，不占有技术优势、卫生装备水平低的一方，阵亡比例明显高于技术优势强的一方。如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军大量使用直升机救护伤员，其阵亡率仅为 0.69％，而阿拉伯联盟则高达3.72％。在马岛战争中，英方使用了大量高技术卫生装备，包括“乌干达” 号医院船，阵亡率仅为 0.72％，而阿根廷方面则为 1.51％。由此可以看到，在高技术条件下作战，卫勤保障需要力求运用高技术手段，谁能更多更成功地把高技术和高技术装备用于野战救治，谁就会在卫勤保障中取得更多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