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国民党反动政权既被推翻,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条件已经成熟。1949 年 6 月,在北平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政权的工作。
早在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途径的规划。这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重要文章,指出:历史的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要经过人民共和国,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文章强调,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 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力量;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发展中国的经济,需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但它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毛泽东的报告和文章,构成了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的政治基础。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豪迈地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 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人民政协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政协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出由毛泽东任主席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政协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国体和政体,《共
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关于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共同纲领》规定,“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
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于民族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关于外交政策,《共同纲领》规定,它的原则为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 它在一个时期内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随后,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当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草的碑文是:“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怀着崇敬的心情,纪念在长期斗争中为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基本胜利,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中国人民革命是怎样发生和胜利的呢?
列宁说过:“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即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危机和历史转折中发展起来的”①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 1927 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 1927 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
① 《列宁全集》第二十六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7 页。
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是十分英勇的。但在 1840 年鸦片战争到 1919 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是由于它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方向。这是党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的,在于它能够在实践中为人们认识真理开辟道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艰苦、复杂、曲折的斗争过程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使它具有易于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
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这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旦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就转化成对中国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伟大的物质力量。正因为如此,连坚决反共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 年底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是,在中国不存在抵制共产主义的基础。”①虽然他对此并不甘心,仍幻想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民主个人主义者会再显身手,以便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遵循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毛泽东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 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有力地表明,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可以指导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而且可以指导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解放斗争。
在 1949 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八周年时,毛泽东说:在过去二十八年的长时期中,“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要继续领导人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更长更艰难的道路。
①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 年第 9 卷,华盛顿政府出版局 1974 年版,第 46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80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8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