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全面夺权”引起全国动乱的升级

1967 年 1 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由此进入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这个阶段比前一阶段，造成更为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1967 年 1 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为头头的上海一批造反派组织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夺取了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毛泽东大力支持这个夺权行动，把它看作贯彻“文化大革命”方针而彻底改组各级领导的有效方式。1 月 16 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传达毛泽东的话，说“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1 月 22 日《人民日报》也在一篇社论中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接着，山西（l 月 14 日）、青岛（1 月 22 日）、贵州（1 月 25 日）、黑龙江（1 月 31 日）等地的造反派组织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省、市人委的党政财文领导权，得到中央的认可。在很短时间里，掀起从中央各部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在夺权者同倾向于支持原来的党政领导的群众之间，在这一派夺权者同那一派夺权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此引发了“打倒一切”的全面内乱的无政府主义狂潮。这一狂潮一经引发便不可收拾，使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但是对于这种严重混乱状况也不能不设法加以约束。当时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反复传达毛泽东关于夺权的指导方针，主要是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的“三结合”。在夺权后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为了实现这种“大联合”和“三结合”，要求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各造反派组织，各造反派组织要进行整顿，要反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为了稳定局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还发布一系列的通知、指示，要求学校师生停止大串连、复课闹革命；要求厂矿企业、农村生产队坚持业余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要求维护铁路、港口、交通运输秩序，保护电台、银行、仓库、监狱，等等。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决定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

按照毛泽东的估计，这种“全面夺权”在 1967 年 2、3、4 月就要看出眉目来。但是，事情远不像他所设想的那么简单。上述社论、指示中提出的许多要求、规定，几乎很少收到实效。“大联合”、“三结合”作为夺权的基本方针，不但未被贯彻执行，而且成为斗争的焦点。许多地方形成的互相对立的两个或几个大的造反派组织，有些虽然在政治倾向上有这样那样的差

别，但是总的都是在“左”倾方针和极左思潮影响下活动。一些造反派组织各自选择几个领导干部作为“三结合”的对象，力争由自己一派为核心来实行“大联合”，来夺权、掌权。许多原来的领导干部被打倒后，不愿或不能站出来。有的刚刚被这一派造反派组织“结合”，立刻又被那一派打倒。各派都从维护本派的利益出发，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通知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在“权”这个根本问题上，许多造反派寸步不让，争夺激烈。在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甚至酿成残酷的武斗。支左部队介入后，很难避免支持这一派或那一派，于是在造反派组织同支左部队之间也发生许多纠纷和冲突。不少地方出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并酿成流血惨案的事件。这种严重危害国家、社会和军队安全的动乱，引起人们普遍的不满。

面对这种局势，一些老一辈革命家挺身而出，进行抗争。1967 年 1 月 19 日在军委扩大的碰头会上，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主张军队要保持稳定，不能与地方一样开展所谓大鸣大放等“四大”。为这个问题，他们同江青、陈伯达、康生展开激烈的争论。2 月 11 日、16 日，在两次有许多政治局委员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种种错误行为提出激烈的批评。他们相继激愤地发言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叶剑英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谭震林说：“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些义正词严的批评，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表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毛泽东在听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这些老同志很不满意，因为这种抗争实际上是力图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也就是根本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套荒谬做法。他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严厉的指责。中央文革小组又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的罪名组织对他们的围攻。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基本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能。

这些老一辈革命家提出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究竟还要不要党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造成“打倒一切”的动乱局势的根本原因。“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方针，以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名义，否定建国十七年来党的基本政策和基本成就，把大多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中央领导人及其以下各级领导人都诬指为走资派，要把他们打倒，要把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推翻。这种混淆是非和混淆敌我的“全面夺权”是完全错误的，怎么谈得上正确地对待干部、要“革命干部的代表”站出来呢？ “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但是，在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被揪斗迫害，在党的领导机关和各级组织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广大党员和积极分子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在党纪国法被弃置不顾、国家的

司法公安机关无法行使职权的情况下，正好为一小撮野心分子、冒险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以及各种破坏成性的社会渣滓提供不受任何约束的纠合、滋长和活动的条件。这一小股打着最“革命”的旗帜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也就成为林彪、江青一伙野心家制造动乱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许多在初期被卷入运动的群众，是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他们并不赞成那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左行为，后来经过不同的途径逐步提高觉悟，纷纷离开造反队伍。许多人反过来以种种形式抵制和反对“文化大革命”，因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迫害，有些人甚至牺牲了生命。这样，这场“大革命”实际上是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所以也谈不上什么实现群众的“大联合”。事实表明，既要在总体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局部问题上纠正某些过火的作法，扭转动乱局势，这种两难的矛盾是很难解决的。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被压下去之后，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更加高涨。江青一伙将二月抗争诬指为“二月逆流”，向社会上散布，煽动群众掀起所谓“反击自上而下复辟逆流”的活动。由此出现更大规模的揪斗、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领导机关，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不断升级的局面。从 1967 年 4 月起，以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实际上等于点名批判刘少奇的文章为开端，又制造了一个从多方面攻击“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所谓“革命大批判”高潮。这种大批判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混淆是非，混淆敌我，传播和助长“左”倾思潮，造成很坏的影响。毛泽东原想以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结果却促进了大动乱。许多地方的革命委员会长时间不能成立。5 月，一些地方发生武斗事件。6 月到 8 月初，在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围困中南海（号称“揪刘火线”），冲击国家最高领导机关。7 月 22 日江青向造反派组织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公然煽动武斗。投入林彪、江青一伙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8 月 7 日发表讲话，公开煽动“砸烂公检法”。同日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8 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郑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全国的公安、检察、司法机关遭到更大的冲击。造反派以外交部名义向我国驻外机构滥发造反指示，并制造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严重涉外事件。在 7 月下旬林彪提出“砸烂总政阎王殿”之后，报纸上发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不少地方的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同支左部队发生冲突的事件急剧增加。许多地方连续发生抢劫银行、仓库、车船、档案机要文件，破坏铁路交通等违法事件，发生大批人员伤亡的武斗流血事件。特别是 7 月 20 日武汉发生围困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王力和数十万军民示威游行事件（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反映了广大群众和军队官兵对中央文革小组“左”倾错误的强烈不满。局势的发展，已到了几乎失去控制的地步。

面对这种严重的动乱局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8 月底，他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中央

连续发布维护社会治安、确保国家物资设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命令，采取保护外国使馆和外国侨民的措施。还决定对一些最乱的省、市和党政部门实行军事管制。 10 月，中央发出毛泽东在这年 7 月至 9 月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记录。这个谈话记录针对造反派山头林立、冲突不已的情况，重申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并批评红卫兵说，“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对他们进行教育。针对大批干部被打倒的情况，毛泽东重申要“正确地对待干部”，“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和各省、市分期分批举办轮训干部的学习班。有一批干部从受审查中解脱出来。报刊上加强了对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某些过左的作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1968

年 1 月又对戚本禹实行隔离审查。毛泽东领导采取的这些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制止局势继续恶化，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 1967 年冬到 1968 年春，社会动乱局势相对地趋于缓和。在极左思潮和极左分子受到一定程度抑制的情况下，干部和群众中怀疑“文化大革命” 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情绪有所增长，不时出现否定“一月夺权”、否定反“二月逆流”、为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鸣不平的高论。上海、北京出现批判陈伯达、康生，打倒张春桥、谢富治的大字报。外交部 91 名领导干部（多数是驻外大使和司局长）贴出彻底批判“打倒陈毅”反动口号的大字报，要求陈毅回部主持工作。这些动向，使林彪、江青等人深感恐慌。从 1968 年 3 月下旬以后，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文章。林彪与江青合伙又制造一桩诬陷军队领导干部杨成武（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案件，罗织一些罪名说他们“犯有极严重错误”，撤销他们在军内的所有职务。同时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不久，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军委常委会。这使林彪一伙在军内控制了更大的权力。在反对“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个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若干地区的局势再度恶化。一些地方又连续发生冲击部队和抢劫、破坏国家物资和公共设施、杀伤解放军指战员和群众等恶性事件。一些高等学校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升级，造成人员伤亡的惨案。毛泽东不得不再一次采取紧急措施加以制止。除对一些问题严重的省市实行军管以外，他指示有关部门组织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领导学校。毛泽东在这时同几个造反派头头的谈话中，批评他们大搞武斗的错误说：“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脱离了部队，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学生的大多数。”经过两年的实践，毛泽东逐渐发现，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并不是忠实贯彻执行他的思想和主张的可靠力量。两年前派工作组是被根本否定的，但是过一次对学校和某些部门派“工宣队”、“军宣队”，

却被说成是实现“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革命措施。两年来，全国的大学和许多中学，虽然经中央三令五申要复课闹革命，但是始终不能实现。工人和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后，开始进行恢复学校教学秩序的工作。

经过二十个月社会大动乱的几次反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才先后勉强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委会在人员构成上说是实行“军、干、群”三结合，实际上大多是军队干部主持工作。军队干部在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下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做了大量工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维护社会秩序、减少动乱造成的损失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总的“左”倾方针影响下，在工作中也不可能不产生许多缺点错误，带来消极后果。军队干部参加地方行政工作，他们对那些工作并不都熟悉。参加革委会的少数原来的领导干部，其中有能力的好干部受条件限制难以发挥作用。参加进去的一些坏干部和造反派组织的坏头头则互相结合或互相对立，在革委会内外继续兴风作浪，成为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许多革委会经常处于纷争和动荡之中，无法正常行使议事办事的职能。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上的一次重大倒退。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毛泽东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给九大召开作准备，于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在北京召开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的，占总数的 52.7％。他们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允许出席的中央委员中许多人是刚刚从“牛棚”（关押“牛鬼蛇神” 的地方）中解放出来的。八大一次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总数为 97 人，除十

一中全会以来去世 10 人外，到会者只有 40 人，不足半数。开会时决定从被

允许出席的候补中央委员中增补 10 人为中央委员，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

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98 人，除增补为中央委员 10 人和

去世 12 人外，只有 9 人出席会议。而被扩大吸收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的总数达 74 人，占出席会议人员总数的 55％以上。

毛泽东主持这次会议。为了坚持把“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方向说成是正确的，他在讲话中继续不顾事实地赞扬“文化大革命”，并要会议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林彪、江青等人趁机组织围攻参加过二月抗争的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还组织攻击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陈云、邓子恢等。

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没有经过核实和认真讨论，错误

地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中央委员陈少敏在通过决议时拒绝举手。刘少奇在被审查期间，完全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利。他受尽折磨，于 1969 年 11 月 12 日在开封含冤病逝。后来经过认真复查弄清楚，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党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件冤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1980 年 9 月前的统计，因这个冤案受株连被判刑的达二万八

千多人。还在 1967 年 3 月，康生、江青就煽动所谓“抓叛徒”活动。各地造反派竞相组织各种各样的专案组，把许多干部已有正确结论的历史问题翻腾出来进行追查，甚至无中生有，栽赃陷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如所谓“六十一人案件”、“新疆叛徒集团案件”、“东北叛徒集团案件”、“南方叛徒集团案件”，等等。许多过去在敌人统治下英勇斗争、坚贞不屈的老党员，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作了特殊贡献的党外人士，被加上所谓“叛徒”、“特务”等罪名惨遭迫害，有些人被摧残致死。此外，在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中，还有许多无辜的干部、群众以“反革命”等罪名受到诬陷和迫害，有些人也被摧残致死。这是党的历史上继三十年代苏区肃反扩大化之后，又一次极为沉痛的教训。

1969 年 4 月 1 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

表共 1512 人。当时，全国总共有党员 2200 万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都还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从这种情况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条件并不成熟。九大的代表不可能从选举中产生，而是由中央和各地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协商推选出来的。这使林彪、江青等人得以乘机把他们帮派体系的许多人塞进代表行列中，造成九大在组织上的严重不纯。

林彪代表党中央在这次大会上作政治报告。贯串这篇报告的基本思想，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被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发展。“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一语，有它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所确立的特定的含义。它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左”倾错误观点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总概括，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的指导思想。它同“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这篇报告论述了这个理论的形成和意义，回顾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实施过程，极力鼓吹这个“革命理论”的“伟大贡献”，鼓吹这场“革命” 的“丰功伟绩”。对于党应该怎样去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却根本不作论述。这次大会通过的党章，对八大党章的正确内容作了错误的修改。把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也写进总纲，而只字不提发展生产力，不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取消了有关党员权利的规定。党章还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

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是从来未有的。

九大开幕前夕的 3 月间，发生苏联军队多次侵入我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边境武装冲突事件。毛泽东在九大前的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的问题。还在 1965 年，党中央就根据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形势，对发生战争的危险性作了严峻的估计。这时，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更为紧迫和夸大的估计。九大的政治报告写上准备同苏联美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内容。备战不仅成为九大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稍后，即开始全国性的挖防空洞和加紧三线建设的许多备战工作。

这次大会选举 170 名中央委员和 109 名候补中央委员。重新被选入的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仅占原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已去世者不计）总数的约 32％。许多功勋卓著、在广大党员中很有威信的革命老干部被排除在外。林彪、江青帮派体系中的一批骨干和亲信进入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唯一的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 5 人组成：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在新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集团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虽然仍被选为中央委员，却被排斥在中央政治局之外。

九大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为“左”倾思潮和个人崇拜的狂热气氛所笼罩。毛泽东的一个简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的口号打断数十次。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它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作用。

毛泽东曾经多次预计，“文化大革命”能在一两年、两三年内有一个好的结束。但局势的发展，即使对他这样的领袖人物来说，也感到难以驾驭，多次的预计都流于落空。九大的召开，也没有像他所预计的那样，使这场“大革命”以胜利的姿态趋向结束，恰恰相反，由于思想上、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加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实际上是潜伏着更深的危机，酝酿着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