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但其所以是伟大的转折，决不仅限于此。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一贯倡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联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为争取中国的工业化做了许多努力，得到很大成绩。但是从 1958 年“大跃进”开始，在破除迷信，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党内“左”倾指导思想反复出现，使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正确的努力方向受到严重冲击，直到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动乱的十年。在 1957 年到 1966 年的曲折前进的期间，党中央和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和其他许多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各级领导干部、党员，提出过许多符合中国实际、有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好的主张、见解和方案，有的已通过实践初步见效，有的并未能比较广泛地付诸实践。但这一切在十年动乱中几乎全部被掩盖掉了。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本应该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吸取一切曾经提出过的好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能做到这些，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到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被载入党的历史。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纷纷提出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主张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且为一些历史的冤案（例如彭德怀）平反。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紧接着工作会议， 12 月 18 日到 22 日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全会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全会突破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邓小平的讲话着重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靠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在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他尖锐地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他说：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①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了邓小平讲话的内容，在公报中写道：“会议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33 页。

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就从根本思想上解除了“两个凡是” 的束缚，这就为克服多年来的“左”倾指导思想，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按正确方向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次中央全会认真讨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认为，全国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 1977 年的十一大虽然在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那时还有揭批林彪、“四人帮”的任务，而且十一大所继续加以肯定的“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是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相容的。只有在解放思想、破除“左”倾僵化思想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就是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至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是要改变的，但其改变必须适应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有利于提高生产力。这就从根本上破除了那种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肆意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实际上只是为革命而革命的“左”倾的有害的观点。

邓小平的讲话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他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所以，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加强民主，正确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在强调民主的同时，邓小平指出，我国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全会公报对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问题作了较详尽的论述。全会认为，由于还存在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决不能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必须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法去解决，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实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需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强调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保证

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除了政治上的民主外，邓小平还特别讲了经济民主的问题。他说，现在

我国经济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这样才有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而且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全会讨论经济问题时完全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全会肯定了权力下放的原则，并且指出：应该着手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应该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应该认真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等等。

全会十分重视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为调动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全会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经济措施，包括提高粮食统购价格和降低农用工业品的销售价格。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始清算农业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明确提出要“加强劳动组织，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并肯定了包工到组、联产计酬等形式。

邓小平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大政策”。他说：“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①。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政策符合于客观规律的要求，是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

总之，这次全会已经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必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鉴于当时经济领域内的实际情况，全会要求在几年中逐步地改变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消除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混乱现象，解决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些问题。针对“洋冒进”的错误，全会强调要做到综合平衡，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

全会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方针和重视科学、教育的方针。全会公报中说，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根据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全会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党法，严肃党纪；强调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集体领导，要求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全会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严守党纪；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义，打击邪气。这方面的决定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42 页。

对于克服“文化大革命”加于党组织的破坏，克服两年徘徊期间仍然存在的不正常现象有重要的意义。为了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搞好党风，全会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全会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以及“文化大革命”前遗留下来的某些历史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在 1976 年发出的有关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处理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提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

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会不会导致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曾是使一些人困扰的问题。全会在坚持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按照历史实际充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并且指出，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历来对自己的评价。这次全会把对“文化大革命”全面的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两年半后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了这件事）。全会郑重地指出：“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

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全会后，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胡耀邦不久被任命为秘书长，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是就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来说，邓小平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