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合作建立后革命新局面的形成

国共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全国各地积极创立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这以前，国民党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地区和海外存在，工作大多停留在狭小的上层社会中，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一些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虽想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对下层的群众工作并不熟悉，而这方面的工作是共产党员所注重并且已经积累了初步经验的。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在许多处在军阀统治下的地区，对群众进行了艰苦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把他们吸引到拥护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来。周恩来说过，“当时，国民党不但思想上依靠我们，复活和发展它的三民主义，而且组织上也依靠我们，在各省普遍建立党部，发展组织。”“当时各省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党把革命青年吸引到国民党中，是我们党使国民党与工农发生关系。国民党左派在各地的国民党组织中都占优势。国民党组织得到最大发展的地方，就是左派最占优势的地方，也是共产党员最多的地方。”①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经过两年的努力，到 1926 年 1 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国民党已经建立起正式省党部十二处，特别市党部四处，临时省党部九处。许多省市党部的实际负责人，如北京执行部的李大钊，汉口执行部的林祖涵，湖北省党部的董用威（必武）、陈潭秋，湖南省党部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省党部的宣中华，河北省党部的于方舟、李永声，江苏省党部的侯绍裘等，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领导的职工运动，如开办工人补习学校等，有些也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做的。所以，国民党内部情况虽依然相当复杂，但确已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这主要是在共产党人领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在广东革命政府统辖的地区内，工农运动取得合法存在的权利，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24 年 7 月，在外国人集中居住的广州沙面租界，数千名中国工人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华人警察也参加罢岗。斗争持续一个多月，终于取得胜利。党的早期职工运动著名领袖邓中夏对这次罢工作过很高的评价。他说：“自‘二七’失败后，消沉状态直到一九二四年上半年还未改变，七月广州沙面发生大罢工，才表示着这种消沉状态应该中止了。” “此次罢工确哄动了广州与香港，并且影响还及于中部与北方。”①农民运动也在逐步发展。早在 1922 年，彭湃已开始在广东海丰地区组织农会，发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12—113 页。

① 《邓中夏文集》，第 526 页。

动农民进行减租斗争。这时，广东各县农民纷纷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向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开展斗争。为了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经共产党人提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自 1924 年 7 月起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

在国共合作下，还着手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力量。过去，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而屡遭失败，这给他留下痛苦的教训。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一大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这所学校设在广州附近的黄埔岛上，所以通常被称为黄埔军校。1924 年 5 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亲自兼任总理，任命曾被派往苏联考察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为校长，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为党代表，先后聘请布留赫尔（在中国化名加伦）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这年 11 月，刚从欧洲归国不久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中国共产党还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生中有徐象谦（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许继慎等。这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有 56 人，占学生总数的 1/10。

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这是它同一切旧式军校根本不同的地方。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这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种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以后逐步推广到广州革命政府统辖的其他军队中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不久说过：“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①

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思想由南向北，在全国范围内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1924 年 10 月，北方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时控制了北京、天津一带，并把所部改编为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冯玉祥发动政变后，内外处境仍很困难，又请北洋军阀元老段祺瑞出山主持大计。段祺瑞和准备从东北入关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也分别致电孙中山，欢迎他北上。11 月，孙中山离广州北行，沿途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主张。上海、浙江、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先后成立国民会议促进会，各地民众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国民会议，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

那时候，国内的政治气象是好的。到处热气腾腾，出现了一股向帝国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380 页。

义和军阀势力猛烈冲击的革命洪流。但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

国民党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在它内部，也有一批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1924 年 6 月，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邓泽如、张继、谢持首先发难，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借口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有党团，主张国民党内“绝对不宜党中有党”，也就是要同共产党人分手。为了反击这种进攻，中共中央在 7 月 21 日发出党内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坚决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活动。陈独秀、恽代英、瞿秋白、蔡和森等连续发表文章，坚决维护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痛斥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队伍内部团结的言行。孙中山在北上以前，于 8 月 20 日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个决议案，明确指出：“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主义遂以变更者，匡谬极戾，无待于辩。”“谓本党因有共产党员之加入，而本党团体将以分裂者，亦有类于杞忧”① 。由于孙中山在国民党内享有崇高威望，他这种坚决维护国共合作的态度，使国民党右派的反共分裂活动一时不能不有所收敛。

随着革命的发展，国民党内部的左右派进一步分化，国共关系逐步复杂化。中国革命面对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给以回答。1925 年 1 月 11 日至 22 日，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时它有党员 994 人。这次大会的历史功绩在于：一是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二是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指出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其中农民是“重要成分”，他们“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无产阶级领导地位是不可能取得的。三是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还要“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党以来尤其是国共合作一年来的历史经验后，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重大进展。这表明，党在这时已经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要点提出来了。四大的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这些弱点，在以后革命运动发展中逐步明显地表现出来。

四大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在北京因肝病逝世。他在遗嘱中写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按他的遗嘱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自然首先要联

①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颁发有关容纳共产分子问题之训令》，1924 年 8 月。“匡”字疑有误。

俄；要“唤起民众”，自然要联共和扶助农工。这是孙中山这位伟大的爱国者和革命家在总结自己毕生的政治经验之后得出的两条根本结论。孙中山去世，在全国人民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国共两党组织各界人民举行哀悼活动，广泛传播孙中山的遗嘱和革命精神，形成一次规模巨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国民革命的呼声，在各地更加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