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党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行动纲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 1947 年 10 月 1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历史进程的发展速度，有时超出人们原来的预料。在日本投降后的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决不放松武装自卫的条件下，曾经想用和平的方法实现建立新中国的目的”① 。但蒋介石不顾一切地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有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强加到人民头上。全国内战爆发后，党最初提的仍然是“武装自卫”的口号，并曾尽力挽救和平。蒋介石却在不断扩大内战规模的同时，以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以至迫使中共代表撤离国民党统治区等办法，关死一切和平谈判之门。 1947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总动员”，以立法的形式表示同中国人民最后决裂。蒋介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给全国各阶层人民只留下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这一条路。到 1947 年下半年，战局发生了对蒋介石不利的根本变化。当时的情况，正如周恩来所说，“一方面，我们已用事实证明给老百姓看，我们有力量打倒蒋介石；另一方面，老百姓也不要蒋介石，就连上层分子（除了少数反动集团外）、中产阶级也不想给蒋介石抬轿了了，也要推翻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提出打倒蒋介石正合时宜。”①

新时期行动纲领的提出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 1947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报告一开始就鲜明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长期斗争，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才换来的胜利硕果。

报告发出号召：“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是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实践经验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巩固、发展并取得胜利。

为了把解放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72 页。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276 页。

了十大军事原则。这些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是人民军队在以往作战中一贯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此后消灭敌人必须继续坚持的主要作战方法。报告同时提出，为了适应转入战略进攻后的新形势，解放军的作战方法也应该有新的发展。比如，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又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重要据点和城市；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可能不给敌人获得休息时间；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使军队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这在部分解放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实行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尤其重要）。像这样在作战过程中公开地宣布自己的战略战术，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报告说，这些战略战术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是任何反人民的军队所不能利用也无法对付的。

由于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在望，中国共产党需要在全国人民面前鲜明地宣布新中国的基本经济纲领。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而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办法，都是错误的。”为了保证党的政治、军事、经济纲领的贯彻实施，报告强调，必须整顿党的队伍，解决在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中存在的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使党能够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起，并领导他们前进。

“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毛泽东以铿锵有力的十二个字结束他的报告。

党的十二月会议指出，毛泽东的“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

新形势下政策和策略的制订

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这是因为：第一，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迅速扩大，大批城市回到人民手中。对于如何适应新的原先不熟悉的情况，做好新区工作和城市工作，党还缺乏经验。第二，党和军队主要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他们中的一些人容易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工作，或者经验主义地将处理农村工作的方法照搬到城市工作中去，如不加以引导，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第三，历史经验表明，在同国民党分裂的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在革命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一些人容易滋长骄傲情绪，遇事采取不谨慎态度，就会助长“左”的偏向的

发展。

尽管中共中央的路线和基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向在“各解放区都或多或少地发生过，有时成了严重的冒险主义倾向”①。它的表现是：在农村工作方面，除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等外，还有在新解放区忽视缩小打击面（即忽视中立富农和小地主）的重要性，在工作步骤上存在急性病等；在城市工作方面，侵犯民族工商业，在职工运动中片面强调工人眼前福利而不注意城市的生产建设，破坏城市的生产设施等；在党与群众的关系方面，笼统提出“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口号，否定党的领导作用，助长尾巴主义倾向等。

针对上述情况，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他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②

为了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对待地主富农应有区别，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对待大中小地主和地主中的恶霸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必须严禁发生乱打乱杀的现象等等。中共中央还重新发布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使各地在处理有关问题时有所遵循。

1948 年 1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讲话根据十二月会议的精神，分析土地改革中发生“左”倾错误的原因，提出纠正的原则和方法。讲话中具体地说明划分农村阶级的正确标准；阐明坚固地团结全体中农的重要性；指出对知识分子应采取保护的政策，尽量争取他们为人民共和国服务；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并宣布共产党是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用肉刑的。中共中央把这个讲话转发全党，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走上正轨起了巨大作用。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关于土改中一些问题的报告》和中原局书记邓小平的《关于新区工作问题的报告》，也经毛泽东批示转发各地。经过全党的努力，到 1948 年春，土改中的“左”的错误基本上得到纠正，土改运动完全纳入正轨。

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由于农民中的基本群众尚未组织起来，社会秩序还有待稳定，立刻进行土地制度改革的条件一时还不具备。因此，中共中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297 页。

② 同上书，第 1286、1298 页。

央指出：新区农村可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先实行减租减息和酌量调剂种子、口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使农民得到实惠，让地主富农多负担；待到具备实施土地法的条件，再进行土改。土改时，又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第二阶段，平分土地，包括富农出租的多余土地在内。这种做法，既可以满足农民基本群众的要求，又可以缩小政治上的打击面，对迅速稳定新区的社会秩序、发展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

随着一些大中城市的先后解放，城市中许多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中国共产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时期生活和战斗在农村，许多干部不熟悉城市工作，造成过一些混乱。 1948 年 2 月，中共中央批发《中央工委关于收复石家庄的城市工作经验》，强调指出：我们在城市工作中的“方针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一切入城的干部和士兵，都不得自由夺取物资， “不准制新衣，大吃大喝，必须保持纯洁与艰苦的作风”；“除政府及公安局得依法逮捕与没收财产外，禁止任何团体和个人没收财产及逮捕殴打任何人”。同年 4 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指明应注意：“极谨慎地清理国民党统治机构，只逮捕其中主要反动分子，不要牵连太广”；“对于官僚资本要有明确界限，不要将国民党人经营的工商业都叫作官僚资本而加以没收”；“一切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的企业，严禁侵犯”；“禁止农民团体进城捉拿和斗争地主”；“入城之初，不要轻易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时的口号”，等等。6 月，中共中央又批发《东北局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强调，不能“还是以游击战争的观点，还是以农村的观点来看城市”。为此，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 12 月，中共中央批转陈云《接收沈阳的经验》。沈阳接管工作的经验，解决了对城市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两大难题。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如解决好恢复电力供应、稳定金融物价、收缴敌警枪支、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发放工资等问题。而“要保证接收得好，最重要的还必须入城部队有良好的纪律教育”。各项社会改革工作应在条件具备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要操之过急。由于党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秩序都很快趋于稳定。生产及时得到恢复和发展，同各阶层居民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些新解放城市，对支援解放战争、繁荣解放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严格地得到贯彻执行，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

“必须紧紧地掌握党的总路线”。“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如果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

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执行具体的工作路线利政策时，就会迷失方向，贻误工作。

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在贯彻中央规定的统一政策时，要结合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避免简单化。

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这种口号，取消党的领导作用，提倡尾巴主义，是完全错误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

为了保证中央的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必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这个问题在这时特别重要，因为革命形势已经有极大的发展，许多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或即将解放，战争的正规程度大为提高。这就要求迅速克服过去由于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产生的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严格遵守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建立定期向中央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及时批评党内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要求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

无产阶级政党在历史重大转折到来时，必须有预见地认真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及时制订正确的对策，采取有效的措施。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历史时刻制定了各项切合实际的政策并为增强全党同志的政策观念进行大量工作，使全党在正确路线和政策的基础上保持高度的统一，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