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的篇章。领导和组织这场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由此而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掌政权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生活的重任，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1949 年 10 月 1 日，首都三十万群众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的受阅部队。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城市，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了。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在新区工作中表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人们耳目一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满怀翻身的喜悦。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大批参加革命工作。华侨青年和留学生纷纷回国。许多中间力量，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力量，主动向人民靠拢。许多人要求重新学习，改变旧思想，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更有力地发挥核心作用。中华大地上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不单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是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世界历史中最重大的事件。它在一个人口占全人类近四分之一的大国里，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从而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个胜利，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很高的威信，被接受为人民共和国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也扩大了它的影响。

建国之初面临的考验

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这是当时形势的主流。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很多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

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虽已获得基本胜利，但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他们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战的干涉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妄图卷土重来。

在经济上，新中国所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特别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的既成局面。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没有能力制止恶性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使自己在经济上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跟，这在当时是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在国际上，新中国一成立，就得到苏联和欧亚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印度、缅甸、瑞典、瑞士等国也经过谈判，确认同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而同新中国建交。英国很早承认新中国，但它在同国民党政府断交和支持恢复新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上采取暧昧态度，建交谈判只能搁浅。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访问苏联， 1950 年 2 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中国是很重要的国际支持。但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是出乎苏联领导人意料之外的，他们在对这个胜利表示欢迎的同时，在政治上还有些疑虑。苏联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也不能很多。妄图称霸全球的美国，在其“扶蒋反共”政策失败之后，仍然不肯放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立场，拒绝承认新中国，并且竭力阻挠其他国家承认新中国，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企图在政治上孤立新中国，在经济上实行封锁，在军事上实行包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不能在同美帝国主义的较量中取得胜利，这是又一个严峻考验。

中国共产党自身的队伍，也面临着新的考验。这不仅是指在全新的任务面前要排除万难去学会全新的本领，更重要的是指在进入繁华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从事和平建设的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能不能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继续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被权力、地位和资产阶级的捧场所腐蚀。这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警告的，也是党的许多朋友所十分关切的。

总之，新中国已经成立，但是新生的人民政权是否能站得住脚，中国共产党是否能管好国家，这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仍然是一个疑问，要由实践来

作出回答。国际间的朋友和敌人，也在注视和等待这个回答。

面对建国初期的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中共中央保持清醒的头脑，满怀信心地迎接挑战，根据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各项基本方针，井井有条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巩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

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的后期作战，进展是很顺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由于敌军崩溃之势已成，我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以雷霆万钧之势，勇猛追击残敌，相继取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衡（阳）宝（庆）战役、广西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集团、宋希濂集团的贵阳战役、重庆战役和成都战役的胜利。在吸取进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基础上，1950 年 4 月取得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胜利。在席卷中国大陆的军事胜利的形势下，又相继用和平方式解放了云南、四川、西康的广大地区。到 1950 年 6 月，经过八个月的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一百三十万人，使整个解放战争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总数达到八百零七万人，完成了除西藏、台湾和少数海岛以外的全部中国领土的解放。1951 年 5 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0 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在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

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到 1950 年 6 月，共歼灭国民党土匪武装近百万人，使社会秩序得到初步稳定。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在各新解放地区，先是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镇压反革命的破坏活动，维护社会秩序，接管国民党的一切公共机关，组织恢复生产。在条件许可的时候，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讨论和决定当地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和重大应兴应革事宜，选举地方人民政府。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成为从军事管制制度过渡到正式选举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适当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是彻底打碎国民党反动统治机器之后在全新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府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人民解放军的干部、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和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领导层，以共产党员为主体，包括相当数量的各方面爱国民主人士。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是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在全国范围内从中央到最基层有效地行使权力的政权。

没收官僚资本是新解放城市军管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党在总结东北和华北解放战争期间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和对待国民党政权机关不同的办法，即不是打碎它们的机构，而是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这样，接管工作既做到了快，又防止了乱，基本上没有发生生产停顿或设备破坏的现象。到 1950 年初，合计接管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二千八百余家，金融企业二千四百余家。它们是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

人民政府还废除了帝国主义利用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中国的经济特权，收回长期被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国海关，实行对外贸易的管制和对外汇的管理，维护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经济等方面的利益。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

面对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党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

当时财政经济困难，是由于这样一些原因：战争还在进行，支援战争开支浩大；为了社会稳定，人民政府对旧政府留下来的几百万军政公教人员，只要他们不反抗新秩序，一律采取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由此而使政府供给或支付薪金的全国脱产人员突破九百万，在那时这个负担是很重的；为了恢复生产，恢复铁路交通，也需要大量资金。而那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基本上还没有正规的税收制度，人民政府的收入远远不敷支出，暂时还只能靠大量发行货币弥补财政亏空。在这种情况下，旧社会留下来的畸形发展的投机资本在新解放的城市中继续兴风作浪，物价继续飞速上涨。为制止由于投机资本操纵而加剧的市场混乱，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首先是“银元之战”。各大城市军管部门和人民政府，针对当时猖獗的银元投机，明令严禁金条、银元、外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银行挂牌收兑，规定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投机商对政府法令置若罔闻，继续扰乱金融市场。在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有人甚至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1949 年 6 月 10 日，上海解放才半个月，军管会断然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投机商二百余人逮捕法办，沉重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投机商又转而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哄抬价格，扰乱市场。国民党特务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米、棉）一黑（煤），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于是，又进行了“米棉之战”。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指出，稳定物价的关键是看我们掌握市场主要物资多少。他说：“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粮食、棉花、棉布、煤炭的大规模调运和集中。当 11 月 25 日物价上涨最猛的时候，全国各大城市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一致行动，敞开抛售，使物价迅速下跌。同时又收紧银根，投机商资金周转失灵，纷纷破产。对投机资本的沉重打击，是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我们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正常合法经营的资本家的广泛支持。事后，上海一位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给上海工商界一个教训。自此，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初步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要进一步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必须做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物资供求平衡。为此，必须改变建国前为适应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况而采取的各解放区分散管理的办法，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实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 1950 年 3 月，党中央就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办法去保障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决定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全国财政收入，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用于国家的主要开支；统一全国物资调度，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合理使用，以调剂余缺；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一切军政机关和公营企业的现金，除留若干近期使用者外，一律存入国家银行，统一调度。这个决定立即在全国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同时，政府还采取紧缩编制、清理仓库、加强税收、发行公债、节约开支等措施，都收到明显的效果。自 3 月以后，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膨胀停止，物价日趋稳定。下面几个数字是很能说明情况的：上海的批发物价指数，以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月即 1949 年 6 月为 100，到 1950 年 2 月猛增到 2097.9，上涨二

十多倍；打击投机和统一财经后，以 1950 年 3 月全国的批发物价指数为 100，

到 1950 年 12 月为 85.4，1951 年 12 月为 92.4， 1952 年 12 月为 92.6，保持稳定并略有回落。

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财政经济战线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赞佩、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

七届三中全会

1950 年 6 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向全会作书面报告，题目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也就是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的当前阶段的中心任务。会议指出，现在我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的一批胜利，表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开始好转，但这还不是根本的好转。要获得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创造三个条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

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以便

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会前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书记关于税收和失业问题的一份电报中，还提出这样一个策略思想：“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①当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再加上革命胜利引起的社会经济改组，使失业的工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暂时增多，农民负担还很重，工商资产阶级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惶惶不可终日。投机资本的破坏活动和打击投机资本的辉煌胜利，又使党内有的同志误以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针对这种情况，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的决议为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党的工作规定了明确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

① 1950 年 4 月 16 日给陈毅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