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和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

1931 年 9 月 18 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轻易地侵占了沈阳、长春等二十多座城市。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第二年 1 月 28 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战争。3 月

9 日，日方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伪“满洲国”。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觉醒浪潮的高涨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者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又是他们为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以往，中国曾多次痛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威胁；这次，亡国惨祸真已迫在眉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悲愤。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打进中国本土这个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积极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北平、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激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政府抗日。 1931 年 9 月 28 日，上海、南京的学生几千人前往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对日宣战，痛打外交部长王正廷。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这时也有明显变化，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上海《申报》和《新闻报》刊登学生的抗日宣言。上海、汉口、天津等地的商号抵制日货，要求“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在被日军占领的东北，兴起了为数众多的抗日义勇军，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声援。

南京政府在日本的大举侵略面前一再退让。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不过一万多人，中国东北军除在中原大战后期调进关内七万人外，仍有十六万五千人驻在东北。但蒋介石在这年 7 月已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坚持以主要兵力“围剿”主张抗日的工农红军。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①。南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

① 《民国日报》1931 年 9 月 27 日。

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和破裂。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给了日军沉重打击。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军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它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经过英、美等国调停，在 5 月 5 日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第二年，南京政府在热河沦陷和长城抗战失利后又同日军签订出让华北主权的《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南京政府的阻挠和破坏。

中国共产党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坚决主张对日抗战。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立刻撤退占领东三省的陆海空军！自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11 月 27 日，刚刚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反对日本的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各地党组织，加强同群众的抗日义勇军的联系，并组织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斗争。中共中央又先后派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赵一曼等到东北，加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力量。到 1933 年初，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巴彦、南满、海龙、东潢、宁安、汤原、海伦等游击队相继成立，逐渐成为东北的主要抗日武装力量。形势摆到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国内

阶级关系发生的深刻变动，把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那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已取得统治地位。中共临时中央不能正确地认识并处理这些问题。它作出的一系列决议，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得到具体运用和发展。

共产国际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主要是“向反苏战争又前进了一步”①。中共临时中央照搬共产国际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这种说法完全脱离实际情况，自然难以为中国人民所接受。

对日本侵略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中共临时中央也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看不到中间派因要求抗日而产生的积极变化，也看不到国民党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和破裂。相反，认为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他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②。这样做，只能把一些原来可以成为朋友的中间力量推向蒋介石一边去。

① 《反对日本侵占满洲》，《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29—1936）》第 2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67 页。

② 《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 年 1 月 9 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

文件选集》第八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1 页。

他们没有在新的形势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而是强调国民党政权同苏维埃政权两个政权之间的对立，作出这样的判断：“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③。

他们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要求上海等处“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工农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应该是党目前的中心鼓动口号”，拒绝采用合法形式来组织工人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

他们在作出这些武断的规定后还十分自信地写道：“中央坚决的相信：各级党部必定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百分之百的把这些紧急任务完成起来！”①

这样完全不顾客观实际情况，一味夸夸其谈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受到有实际经验的重要干部的批评和抵制，如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刘少奇和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铁夫等。刘少奇主张在群众工作中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聚积和加强力量，在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上发表文章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但他们的正确意见不但没有被接受，反而被无理指责为犯有“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而撤销了领导职务。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活动本来极为困难。“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这种主观的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变得更加困难。从 1931 年初到 1932 年底，中共河北省委接连遭到三次大的破坏。

全国赤色工会的会员，到 1932 年 1 月只剩下三千人。临时中央难以再在上

海立足，不得不在 1933 年初迁入中央苏区。这以后，党成立上海中央局，

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并负责同共产国际联系。上海中央局在 1934 年 3

月到 1935 年 2 月间接连遭到六次大破坏，到 1935 年 7 月停止活动。到这时候，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除少数地方外部已破坏殆尽。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一批共产党员和党外进步人士仍然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坚持斗争，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反对蒋介石独裁统

③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 年 9 月 20 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06 页。

①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1931 年 9 月 20 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 415 页。

治，传播马克思主义，通过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扩大党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能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而蒋介石统治集团却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这是极端不得人心的，不能不激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并促使中间派乃至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分化。尽管中共临时中央当时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但许多要求进步的人仍能从事实中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并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从而一步步地向党靠拢。

第二，中共临时中央那套“左”的指导思想在实际生活中是无法行得通的。它虽在许多地方用强制的手段加以贯彻，但不少共产党员以至有些党的组织，为了坚持并发展革命斗争，在客观现实的教育下，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左”的指导思想的某些束缚，在实际工作中逐步作出调整，采取了一些灵活而有效的做法。当中共临时中央迁往中央苏区和上海局屡遭破坏后，同中央失去联系的一些在上海的党组织（如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和后来成立的江苏省临时委员会等），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独立地进行探索，工作中有不少新的创造，实际上突破了少数领导人的主观主义错误指导。

对“左”的指导思想的突破，主要表现在开始注意团结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和尽量利用各种合法阵地开展工作。虽然当时这样做的人未必已从根本上分清路线是非，但实践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在临时中央有些领导人中，也多少出现这种变化的征兆。张闻天 1932 年 10 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和《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他指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并且强调：“要使中国目前的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坚决的打击这种‘左’倾空谈与关门主义，是绝对必要的。只有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才能使我们的活动，从狭窄的、秘密的，走向广泛的、半公开与公开的方面去。”①

宋庆龄在 1931 年 6 月因母亲病重而从欧洲归国。她回国后，立刻投入营救被捕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牛兰的活动。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后，她悲愤地发表宣言，公开宣布：“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我坚决地相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②她先后发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宋庆

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发起组织的，后来杨杏佛因此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并任主要领导人，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反响。有

①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8、12—13 页。

② 宋庆龄：《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见《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第 25、27

页。

一些共产党员同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同党一直有着亲密关系的鲁迅，所写的大量杂文，无情地揭穿了大地主大买办集团的媚外独裁的面貌、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他也尖锐地批评当时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左”的倾向。 1930 年 3 月，他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讲话中说：“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在团结广大爱国者、发展进步力量方面一个十分成功的例子，是共产党人对《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帮助。《生活周刊》原来的内容主要是谈论个人修养问题，进行一些“职业指导”，其政治思想倾向属于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九一八事变使邹韬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生活周刊》从此办得有声有色，发行数量达到十多万份。邹韬奋的言论在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影响。1932 年 7 月，他又创办生活书店，出版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

在国民党政府残酷的文化“围剿”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利用合法阵地开展工作。1929 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国民党元老、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由蔡元培兼任，实际工作由陈翰笙主持）。在六年时间内，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 1933 年，他和薛暮桥等人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和论文，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左翼文化、文艺工作者们还努力和中间派合作，共同进行战斗。鲁迅、瞿秋白、茅盾、周扬等的一些文章，分别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傅东华等主编的《文学》月刊上发表。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 1933 年 2 月由开明书店出版，三个月内重版四次，这在当时是少见的。共产党员夏衍、阳翰笙、田汉等通过明星、联华等影片公司拍摄了一大批进步影片，在国民党统治区拥有大量观众。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中的主题歌。这首歌迅速传遍祖国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救亡起了巨大的作用。

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最早的中文全译本都是在三十年代前期问世的。他们参加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流亡日本的郭沫若所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愈来愈注意联系中国和世界的具体实际介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且用青年群众易于接受的多种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宣传。

当时的左联、社联等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的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也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以这些组织为核心的文化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发展进程做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它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革命文化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骨干力量。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在三十年代初还留在国民党统治区，他们的“左”倾错误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1931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在四中全会后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主持下，中央苏区的党组织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同月 7 日至 20 日，在瑞金举行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随后，选出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当时各个苏区仍处于被分割的状态。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各苏区和各部分红军的统一指挥。然而，中共临时中央的着眼点，是基于共产国际的指示，片面地强调苏维埃政权同国民党政权的对立，急于要求“把分散的苏区打成一片”，“联系成整个苏区”，似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近在眼前，这种估计是不切实际的。中共临时中央起草并为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中，规定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对根据地的发展是有害的。从 1930 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 AB 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1932 年夏，国民党当局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调集大批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们的战略部署分两步走：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得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首先调集三十多万军队，在 1932 年 7 月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攻，自任总司令。那里的红军主力是以徐向前为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经过

长期的艰苦战斗，已发展到约四万五千人，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如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主动诱敌，避强击弱，包围迂回，围点打援，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在特殊条件下，主动进攻作战，打破敌人的“围剿”计划。但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一到鄂豫皖边区，就从个人野心出发，排除异己，撤销原边区领导人曾中生的职务，不久又在肃反斗争中杀害了忠实于革命的红军优秀将领许继慎和大批干部与战士（曾中生后来也被杀害），造成严重的混乱。当国民党准备大举进攻时，张国焘又盲目轻敌，不作对付“围剿”的准备，反而命令红军远道向南出击。红四方面军英勇作战，给国民党军队以重创，但自己也遭到重大伤亡，并在连续作战中打得十分疲劳。这时，国民党军队已重兵压境，使红军一开始就处在被动地位，数战不利。张国焘张皇失措，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二万多人越过平汉铁路向西转移。历时两个多月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革命根据地。

在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同一个月，国民党军队十万多人向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湘鄂西的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邓中夏相继任政治委员），从 1930 年冬起，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多次胜利。洪湖地区的红军，利用湖泊水网的有利地形，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重大杀伤。但四中全会后被派去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兼红三军（红二军团在1931 年 3 月改编为红军第三军）政委的夏曦同样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针，在肃反斗争中错误地杀害了段德昌等大批优秀将领，在作战中，先是轻敌冒进，后又转为消极防御，使部队遭到重大伤亡，只得退出湘鄂西（夏曦后来在行军中牺牲）。经过长期转战后，开辟了黔东革命根据地。随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委）前来会合。红三军也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由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使他们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共同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还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提出要求：“目前应该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的武力，扩大苏区夺取一二中心城市，来发展革命的一省数省的胜利。”1932 年 8 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指挥下，连克乐安、宜黄，取得歼敌三个旅的胜利。这时，苏区中央局前线同后方的负责人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后方负责人要求红一方面军在敌军大举进攻前主动出击，攻城打援，取得速胜。在前线负责指挥的周、毛、朱、王在 9 月下旬连电苏区中央局表示：“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10 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严厉批评前线的部署是“纯粹防御路线”，是“以准备为中心的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方针。对毛泽东是否仍留在前方的问题，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朱、王坚持将毛留在前方，

但多数人不同意。会后，以要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随即撤销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1932 年底，国民党调集三十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以陈诚指挥的十二个师约十六万人为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这时，红一方面军兵力约七万余人。苏区中央局连电前线，要求红一方面军主动出击，迅速攻占南丰、南城。周恩来从实际情况出发，复电说明目前条件不利于攻城，红军应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这个正确的意见遭到苏区中央局的拒绝。周恩来、朱德在率部强攻南丰不克后，迅速下决心将主力秘密转移，寻机歼敌。在黄陂、草台岗两次伏击，歼灭前来追击的陈诚部精锐主力近三个师，缴枪一万余支，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并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正当第四次反“围剿”战争进行时，中共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临时中央早在一年多前便已提出：“取得中国革命在几个主要省份（湘鄂赣皖）的首先胜利。这一任务已经不是将来革命发展的前途，而是目前所要实现的摆在议事日程上的斗争任务。一切我们工作的布置，就要拿这一任务的完成为中心！”① 临时中央在进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地贯彻执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为了排除障碍，他们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把抱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看作“机会主义者”，开展“残酷斗争” 和“无情打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江西省委宣传部长邓小平等，根据实际情况，反对这种“左”倾的“进攻路线”，被指责为“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临时中央在福建开展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接着又在江西开展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毛泽东的各项正确主张。对不同意见的压制，造成人心惶惶，使中央苏区内的政治空气变得极不正常。

1933 年下半年，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笔五次大规模“围剿”，自任总司令。他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行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对中央苏区在经济上严密封锁，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策略，步步推进。他先后调集一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五十万军队从 9 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这时，中央苏区的红军兵力已有八万多人，比过去有很大增强。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依靠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负责军事指挥。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战争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目前时局告同志书》，1931 年 12 月 11 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

件选集》第七册，第 547 页。

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提出“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结果是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他们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就使战争的发展对红军日益不利。

当时出现过一次对红军粉碎“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坚持抗日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将领等 1933 年 11 月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派代表同红军谈判合作，双方草签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曾在 1933 年 1 月 17 日发表宣言，愿意在下列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抗日作战协定：“（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是个有重要意义的宣言。但博古等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最危险的敌人”，拒不接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提出的正确意见，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军事进攻和政治分化下于1934 年 1 月很快失败。由于红军坐失了这次良机，蒋介石便得以在打败福建人民政府后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包围。

1934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会议继续认定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即是争取苏维埃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并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等口号下，继续发展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当强大敌人进攻时，在土地问题上，进一步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政策，结果是扩大打击面，造成社会混乱。“左”倾冒险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 战争中的失败，并且导致只能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

4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博古、李德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修筑工事坚守广昌，并亲赴前线指挥。经过十八天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10 月初，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 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八万六千多人撤离中央苏区，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

这年 7 月，红七军团奉命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他们同方志敏部红十军会合后，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分两路北上抗日。但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终因众寡悬殊，在 1935 年 1 月失败。方志敏

被俘，英勇牺牲。

在大革命失败后那样极端严酷的形势下，由于党吸取了用鲜血换来的教训，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曾经使革命重新走上复兴的道路。当国民党政府最初对苏区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围剿”时，尽管敌我力量那样悬殊，由于党和红军采取了正确的方针，依然取得多次反“围剿”战争的巨大胜利。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情况本来十分有利于党和红军去团结全国绝大多数人民，把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推向前进。可是，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中，结果，几乎导致革命的失败。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