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为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七届三中全会向全党全国提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总口号和总任务，是因为那时除西藏、台湾尚待解放以外，战争已经结束。党的工作重心由军事向经济转移，从我们进入大城市就开始了。早在建国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建国之初，他郑重宣告：“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①。七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央电示各地，要求：“各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紧财政金融经济工作，各中央局会议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得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各分局大市委省委区党委亦是如此。中央政治局现在几乎每次会议都要讨论财经工作。”② 从全力领导革命战争到全力领导和平建设，这是党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深刻转变。

旧中国经济本来极其落后，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和三年多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战争更使它遭到严重的破坏。 1949 年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减少 70％，轻工业减少 30％。这一年钢产量仅 15.8 万吨，减少 80％，煤仅 3243 万吨，减少 48％，粮食为 11318 万吨，减少约 25％，棉花为 44. 4 万吨，减少约 48％。 194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产值只占 17％。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社会委员会”统计，1949 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 27 美元，不足整个亚洲平均 44 美元的 2/3，不足印度 57 美元的一半。这种情况使集中力量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紧迫。

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我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支持战争和国防建设。但是，由于战争始终局限在国外的朝鲜战场，党中央决定“边打、边稳、边建”。稳是稳定物价，这一点在战争仍在进行的艰难条件下做到了。经济建设则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推迟两项方针。

抗美援朝战争影响经济工作的另一个方面，是美国政府悍然宣布管制中国在美国的公私财产，禁止一切美国货物和船只进入中国，还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新中国实行国际性的、全面的封锁禁运。在对外贸易中，我们原本决定“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① 。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阻碍了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政府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对美国政府和企业在华一切财产实行管制，对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92 页。

② 毛泽东 1950 年 5 月 20 日关于财经工作给饶漱石等的电报。

① 毛泽东 l949 年 12 月 22 日关于准备对苏贸易条约问题给中央的电报。

美国在华公私存款立即冻结。随后，又对美国在华公私企业采取征用、代管、征购、加强管制等办法进行处置，并且接管了接受美国津贴的各种文化教育救济机构。对其他国家在华的经济文化事业，攻府根据区别对待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按照国籍、行业等不同情况，分别作了处理。封锁禁运造成的困难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激励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加倍努力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奋斗。

农业、交通、工商业的恢复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

法。”②实行土改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土改集中在冬春农闲时进行，是为了不误生产。土改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个体性质。由于摆脱了封建枷锁，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在发扬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的同时，要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逐步发展个体农民之间的劳动互助。国家还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等各方面，特别是从动员群众兴修水利方面，大力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在财政仍很困难的情况下，拨出大笔资金用于水利建设。三年间，全国直接参加水利建设的总人数达二千万，完成的土方约十七亿立方米，相当于二十三条苏伊士运河。这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规模水利建设。著名的根治淮河工程、官厅水库工程、荆江分洪工程，都是这时开始动工和加紧进行的。

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的恢复，也是摆在优先地位的。到 1950 年，全国原有的铁路网基本修复，中断铁路交通十几年的华北和华南连接了起来。成渝（成都到重庆）铁路在清朝末年就筹款准备兴修，四川人民保护路权的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但是在整个民国时代，四川全省一寸铁路也没有建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成渝铁路工程从 1950 年 6 月开工，到 1952 年 7 月

1 日建成。通车这一天，聚集在成渝两地车站的数十万群众热烈欢呼，许多人禁不住流下热泪。通往世界屋脊上的拉萨的工程艰巨的康藏公路、青藏公路也开始兴修了。

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党强调两条：一是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一是要主要依靠国营经济。翻身作了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工人，劳动积极性大大高涨，涌现出大批的劳动模范，开展了广泛的劳动竞赛。在重点建设方面，除首先恢复和改造东北等地原有的企业外，还兴建一批骨干企业，如阜新海州露天煤矿，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和大型轧钢厂，山西重型机械厂，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棉纺厂，哈尔滨亚麻厂等。成渝铁路所用的钢轨，治淮工程中的整套钢铁闸门，都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贸易的恢复和发展，是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环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 页。

节。党认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要逐步发展壮大，成为流通领域的主渠道。经过几年的努力，到 1952 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包括各种门类的统一的国营商业体系。国营商业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 1950 年的 14.9％增加到 34.4％。合作社商业作为国营商业联系群众特别是联系农民的重要助手， 1952 年全年商品零售额达到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 19.6％。

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中，如何对待私营工商业，是一个极关紧要的大问题。1950 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51％，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 85％。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增加工业产品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以促进城乡交流、吸收职工就业、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增加国家税收和社会积累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作用。资本家当中有一批代表人物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并在资本家中进行工作，发挥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必须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限制其消极作用。如前所述，1949 年 11 月，人民政府打击投机资本，在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取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1950 年初物价稳定以后，由于因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发生商品滞销、工厂关门、商店歇业、职工失业增加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政府采取扩大对私营工厂的加工订货、大量收购农副产品以提高农村购买力、调整税收负担、适当收缩国营商业、教育私营企业工人努力完成生产任务等措施，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调整工作到 1950 年秋完成。这次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困难，而且使他们得到很大的发展。 1951 年同 1950 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 11％，生产总值增加 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 11.9％，零售总额增加 36.6％。这一年，民族资产阶级获得的利润超过在国民党统治下二十二年中的任何一年。

“三反”和“五反”

党和政府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党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主要是反对贪污）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一场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干部贪污案件，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时有发现并作过处理。1951 年 11 月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揭露出一些干部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后，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党中央随即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

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为了在全党范围内实现七届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这场斗争是必要的。斗争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以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斗争中抓住典型重大案件，加以处理，以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堕落成为大贪污犯，尽管他们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功劳，党也决不姑息，经法院判处死刑，执行枪决。历时半年多的“三反”斗争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人和国家干部的廉洁，是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胜利的初战。“三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决定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运动中间在追查贪污犯的“打老虎”阶段，发生过一些过火的偏差，随即作了纠正。总的说来，这次运动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恶习和资产阶级的腐蚀，对于形成健康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作用。

1952 年 1 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运动中揭露出的“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地存在。少数资本家“五毒”严重，情况惊人，甚至有用废棉烂棉制造急救包卖给志愿军，使受伤战士致残致死这样的激起全民公愤的事件。“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成为全国上下当时强烈的呼声。运动进入高潮后，党及时指示各大城市必须“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①，“生产、运输、金融、贸易均不能停顿”②，限制受处罚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不超过全体资本家的 5％，并对“五反” 定案、补交漏税和退回违法所得的工作规定了一系列合理的从宽的政策。中央指出：这样结束斗争，“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③。针对运动高潮中党内露头的否认资产阶级仍有积极一面的思想，党中央强调：“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所应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仍然没有改变”④。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半年结束。它打击了不法资本家严重的“五毒”行为，在工商业者中普遍进行了一次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工人监督和实行民主改革，使我们党在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中取得又一个回合的胜利。运动过后，党和政府针对新出现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的情况，进一步采取措施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关系，扩大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保证合理利润，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继续有所发展。以 1952 年同 1949 年相比，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增长 54

① 中央 1952 年 2 月 15 日关于“五反”中对守法和半违法半守法及严重违法的资本家处理的指示。

② 毛泽东 1952 年 2 月 17 日转发中南局打虎新计划的批语。

③ 中央 1952 年 5 月 9 日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④ 中央 1952 年 1 月 21 日批转的薄一波关于中央一级各机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

％。

三年经济恢复的成就

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 1952 年，工农

业总产值 810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 77.5％，比建国前最高水平的 1936 年增长 20％，三年中平均年递增率为 21.1％；其中工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145.1％，年递增率为 34.8％，农业总产值比 1949 年增长 53.5％，年递增率为 15.3％。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结构改善。文教卫生事业得到相应发展。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 1952 年同 1949 年相比，全国职工总数由八百万增加到一千六百万，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 70％。先后在企业中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在公教人员中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据调查，解放前职工生活水平最高的 1936 年，全国职工家庭每人每年平均消费额为 140 元（按1957 年价格计算），1952 年达到 189.5 元，增长 35％。农民收入 1952 年同

1949 年相比，一般增长 30％以上。

在经济恢复的同时，国民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都得到发展。由于国家的支持和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国营经济发展更为迅速。 1949

年，社会主义工业在全国工业（不包括手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34.7

％， 1952 年上升为 56％。另一方面的变化是，工业（包括手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 1949 年的 30％上升为 41.5％。其中现代工业产值由 17％上升为 26.6％。在工业总产值中，重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 年 26.4％上升为 1952 年的 35.5％。这表明我国经济的恢复，不仅有数量的发展，而且有性质上的变化和质量上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