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兴起

“大跃进”的提出，标志着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但是，1958 年提出“大跃进”，有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首先是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党认为这个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整风中，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毛泽东由此而更加相信 1956 年的反冒进是错误的。1957 年 9 月到 10 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除了讨论整风反右以外，农村工作是又一个议题。听到会上有的地方领导人重提多快好省，毛泽东很兴奋。他在会上的讲话，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 1956 年的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来了一个右倾，给右派进攻以口实。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决定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1957 年 11 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获得崇高的声誉。人类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由苏联发射到太空，这件事给全世界社会主义者以巨大鼓舞。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 12 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八大二次会议

1958 年 1 月和 3 月，毛泽东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

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联系到 1956 年经济工作估计和 1957 年经济计划制定的争论，更加严厉地批判反冒进，批评周恩来、陈云，说反冒进泄了六亿人民的气，犯了政治方向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不断革命”的思想，认为 1956 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1957 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

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固然可说是八大一次会议前后反复强调的从革命转变到建设的正确战略思想的继续，但是这种转移同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结合在一起，同“苦战三年”基本改变落后面貌的口号结合在一起，离开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不能不走偏方向。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学习要和独创相结合，批评过去八年经济工作（主要是重工业和计划工作）的教条主义，认为这是在外国经验的压力下，不能独立思想，没有吸取王明教条主义的教训，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 1956 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而本来是应该在这些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探索。完全抛弃这些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1958 年 5 月，在北京召开八大的第二次会议。刘少奇代表中

0 删：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是，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行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那时文化革命的含义是发展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还提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就这些解释来看，本来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加以在宣传中片面强调总路线的基本精神是“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于是，盲目求快，就压倒了一切。会议武断地认为 1956 年下半年的反冒进造成我国经济发展的“马鞍形”，即 1956 年的高潮，1957 年的低潮（实际上并不是低潮），1958 年更大的高潮；对反冒进负有责任的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在会上作了检讨。会上还指责当时许多比较实事求是，对高指标、大跃进抱怀疑观望态度的人是什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号召在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拔白旗、插红旗”。这些批评的压力，大大助长浮夸不实之风，

使急于求成的“左”的思想进一步膨胀起来。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八大一次会议建议的指标，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 20—50％。钢从 1200 万吨提高到 300O 万吨，粮从 5000 亿斤提高到 7000 亿斤。这样，第二个五年计划一开始就抛开了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建议》，转上了大跃进的道路。

会后接着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还增选了三名政治局委员。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要求七年、五年以至三年内提前实现原定的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 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4 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7、8 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

钢铁产量要当年翻番和人民公社的一哄而起

1958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对实际生活中已经严重为害的浮夸和混乱现象，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来加以纠正，反而正式加以支持。高估产造成农业大增产的假象。中央有关部门和许多地方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兴高采烈，对超乎寻常的大幅度增产的假象深信不疑，致使会议竟然预计 1958 年粮食产量可达 6000—7000 亿斤（1957 年为 3700 亿斤），

要求 1959 年达到 8000—10000 亿斤。会议正式决定 1958 年钢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达到 1070 万吨，1959 年达到 2700—3000 万吨。会议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比三个月前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又普遍翻了一番。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

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并说：“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 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会后，为了在余下的四个月时间里（前八个月只生产钢 400 万吨）完成

追加的钢铁产量当年翻番达到 1070 万吨的任务，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九千万）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到 1958 年底，共生产钢 1108 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 800 万吨。这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 54.8％，而农业由于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占用，总产值后来核实只比上年增长 2.4

％。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 87.7％，全国职工总数也比上年猛增 2/3 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到年底，全国七十四万个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二万六千个人民公社，全国农户的 99％以上参加了公社。人民公社的特点叫“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搞“一平二调”。所谓大，就是将原来一二百户的合作社合并成为四五千户以至一二万户的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将几十上百个经济条件、贫富水平不同的合作社合并后，一切财产上交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实行部分的供给制（包括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叫做共产主义因素），造成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合并后叫大队或小队）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同时，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也都被收归社有。在各种“大办”中，政府和公社还经常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土地、物资和劳动力，甚至调用社员的房屋、家俱。这些实际上都是对农民的剥夺，使农民惊恐和不满，纷纷杀猪宰羊，砍树伐木，造成生产力的很大破坏，给农业生产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还强调公社生产自给，努力扩大公社内部的产品分配。农村原有的小商小贩、集市贸易以至家庭副业都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如河北

徐水县和山东范县，甚至打算试验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这些情况表明，初期的人民公社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是有它的由来的。“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①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讲的这一番话，说出了全党的共同感受。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全党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大家都愿意相信，在迅速取得一连串伟大胜利的中国人民面前，似乎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既然已经建立起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既然已经在社会关系方面得到解放，做了主人，那么，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来进行经济建设，就能够取得我们所希望的、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高速度。这不只是哪一个人的愿望和情绪，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当时全党和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愿望和情绪。应当指出，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一些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只要党正确地领导和组织群众，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充分发挥符合于实际的主观能动性，从一个历史阶段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快一些的。因此，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反对冒进的同志）从原则上拥护大跃进，并且不辞劳苦地为实现大跃进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奋发努力，要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也取得一部分实际成果，比如那些修得合乎需要和标准的农田水利工程，那些新增的后来形成了生产能力的工业设备，等等。在全国许多从来没有工业的地方，普遍地办起了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当时没有能巩固，终究为后来各地区工业的发展播下了种子。但是，经济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我们全党还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许多同志有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当他们转向领导经济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如果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经济建设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对于许多同志既是美好的回忆，又影响着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大大加快和迅速完成，许多同志只看到它的胜利而没有看到它的急促粗糙所遗留的许多有待长期调整解决的问题，因而更加增强了靠反右倾、鼓干劲来加快建设和加速前进的自信心。群众运动中出现许多混乱和偏差，许多同志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

①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价。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那么一股干劲，担心纠偏就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懂得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切实取得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终将真正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总之，在一连串胜利面前，在党的许多干部包括许多领导干部中间，谦虚谨慎被逐渐忘却，骄傲自满在逐步发展。对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1956 年周恩来、陈云等许多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反急躁冒进的意见，毛泽东当时还能给予一定的尊重（或者妥协），而经过反右派斗争，毛泽东认为事情的发展完全证明反冒进的错误和他原来想法的正确。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不同的意见难以提出了，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这样，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