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江青集团的覆灭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党的十大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作了充分肯定，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对“文化大革命”厌倦、怀疑和责难的情绪仍然在增长。周恩来试图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虽然被打断，但是干部和群众仍然对这种努力表示广泛的赞同和支持。毛泽东这时一方面希望结束长期的不正常局面，也对已经认识到的一些具体错误进行纠正，以实现安定团结，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又担心出现“复辟倒退”，担心否定“文化大革命”。因而他在思想上不能不陷入深刻的矛盾。

动乱的再起和围绕四届人大的斗争

十大前后，毛泽东在多次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 1973 年 7 月，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

话中认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 1974 年 1 月，中共中央将供批判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转发全党，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开展起来。毛泽东发动这场批判运动，不仅是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借此从思想根源上批判林彪集团，而且要借宣传所谓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和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做文章。他们看到在这之前，即 1973 年 7 月毛泽东批

评过周恩来主管的外交部的工作， 12 月批评过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以为有机可乘，企图通过这次运动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江青于 1974 年 1 月两次在北京召开的驻京部队、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她在会上以运动的领导者自居，在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把周恩来、叶剑英置于被指责的地位。江青在另一次讲话中公然声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在的儒”。她还以个人名义向一些部队、机关写信、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还派人到军队“放火烧荒”。由江青集团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批判文章。这些文章含沙射影，借题发挥，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实际上是对周恩来在前一时期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确的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一批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江青等人还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所谓“反潮流”的典型。在他们煽动指挥下，到处揪斗老干部，批判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人物，把政治空气又弄得很紧张。社会上又出现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拉山头，打派仗。一些人甚至散布所谓“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口号，煽动停工停产。一些领导干部或被重新打倒，或被迫离开岗位，或卷入支一派压一派的派性斗争中。许多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又陷于瘫

痪。“批林批孔”运动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刚刚趋向稳定的政治局势和有所发展的国民经济，重新遭到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再次下降。据 1974

年 1 月至 5 月统计，煤炭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6.2％，铁路货运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2.5％，钢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9.4％，化肥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 3.7

％。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五亿元，支出增加二十五亿元。

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是此时毕竟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大动乱。为制止混乱局面的发展，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于 4 月 10 日发出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7 月 1 日党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批判“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等错误口号，并指出要揭发、批判停工停产的幕后操纵者。

毛泽东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有所察觉，并对他们多次进行批评。7 月 17 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毛泽东还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搞帮派活动，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这些批评，使他们不得不暂时稍有收敛。

1974 年 10 月 11 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四人帮”不顾毛泽东的意见，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时机，加紧了阴谋活动。 10 月 4 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一伙对此极为不满，他们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制造事端，对邓小平进行攻击。邓小平理直气壮，严正地顶住了“四人帮”的围攻。

“四人帮”经过秘密策划，于 10 月 18 日派王洪文背着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到长沙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由“四人帮”出面“组阁”。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 20 日，毛泽东又派人转告周恩来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1974 年 12 月 23 日，周恩来带着重病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在谈话中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还在 1973 年 12 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同时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1975 年 1 月 5 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在 1 月上旬召开的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得到追认，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对江青一伙进行多次批评，重申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和政府的日常工作，重新对邓小平委以重任，这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保证四届人大顺利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5 年 1 月 13 日至 17 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

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新展示了 1964 年 12 月三届人大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按两步设想的蓝图：“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大会选举朱德继续担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 22 人为副委员长。大会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华国锋等 12 人为副总理。这次大会再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虽然所说的时间过于局促），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选，这都给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唤起了人民的新的希望。

1975 年的全面整顿及其反复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周恩来病情更加沉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当时，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全国各方面工作都陷入严重混乱状态。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不顾刚刚出来工作、困难重重的处境，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革命魄力，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领导才能，很快扭转了局势。他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要安定闭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在主持召开的各种类型的会议上，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指出：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要坚决同派性作斗争。那些闹派性的人有大小野心，争权夺利，耍阴谋诡计，弄得不得安宁。对派性要寸土必争、寸步不让。要注意落实政策，比如对老、中、青干部，对劳动模范、老工人，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要落实，以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等等。他的这些讲话，促使人们从长期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醒悟过来，精神为之大振。在邓小平领导下，有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先后恢复工作、担任领导职务的老同志同心协力的配合，对各方面工作的整顿便大刀阔斧地开展起来，并且迅速收到显著的效

果。

由于闹派性、打派仗，造成徐州、南京、南昌等铁路局的运输长期堵塞，阻碍津浦、京广、陇海、浙赣四条铁路干线的畅通，并影响其他铁路干线的运输，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这是阻碍局势好转的一个关键。党中央于 2 月下旬召开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3 月 5 日作出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发动群众批判派性，撤换一批捣乱的派性严重的坏头头，平反错案，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这些有力措施深得广大铁路职工的拥护，铁路运输状况迅速好转。到 4 月份，堵塞严重的几条铁路都疏通了；全国二十个铁路局中的十九个超额完成计划。全国铁路日装车平均达到五万三千七百多车，比 2 月份平均日装车多一万多车；煤炭日装车达到七千八百多车，是五年来第一次完成计划。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 1975 年前四个月，全国欠产钢

一百九十五万吨，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欠产严重。中央于 5 月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经过一个多月的整顿，钢铁生产立刻显著回升。6 月份，钢的平均日产量达到七万二千四百吨，超过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开始补还欠产。

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国务院关于当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1975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9％。其中，工业增长 15.1％，农业增长 4.6％。这种状况表明整顿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在这期间，对于军队、农业、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大力进行整顿，分别取得明显的成绩。军队的整顿在调整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和落实干部政策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国防科委解决了七机部两派闹派性达九年之久这个老大难的问题。文艺工作重新强调党的百花齐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开始改变近十年文坛一片荒芜、百花凋零的局面。特别是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建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这两个文件实际上不限于整顿的内容，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做了准备。

对于邓小平主持下在各个领域所作的整顿，“四人帮”从一开始就进行顽固的阻挠、抗拒，并伺机提出反对。 1974 年 10 月 20 日，毛泽东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问题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

变更了”。 12 月 26 日，毛泽东在长沙又同周恩来等谈这个问题。他说：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引导人们把按劳分配、商品交换看作是资本主义性质或者是容易变成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是他的带有某些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的进一步发挥。这些错误的论述被“四人帮”加以夸大、渲染，并作为他们反对整顿的武器。

1975 年 2 月 9 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内容。在全国立即掀起学习这个谈话的运动。在“四人帮”指挥下，报刊发表大量文章，反对“经验主义”，号召“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煽动“打土围子”。他们把整顿工作中提出的各种措施，诬蔑为“经验主义”，借以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具有丰富经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提出“打土围子”，是要把那些反对“左”倾错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比作过去民主革命时期在“土围子”中的敌人，要对他们实行所谓“全面专政”。

毛泽东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的不良意图有所察觉，提出了批评。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对“四人帮”进行批评。但是，“四人帮”的野心是不可能遏制的，他们仍然竭力寻找机会进行捣乱。1975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应北京大学一位女教师的要求，谈了自己对古典小说《水浒》的看法。“四人帮”立刻抓住这个题目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一个所谓评《水浒》的宣传运动。江青公然制造“《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 的邪说，诬陷周恩来、邓小平要“架空毛主席”。毛泽东得知后，对江青的讲话加以斥责，使“四人帮”的嚣张气焰又一次受到打击。

由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许多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和斗争，由于毛泽东对“四人帮”一定程度的抑制，由于人心思治，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工作，努力生产， 1975 年的形势明显好转。一些地区的武斗得到制止，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但是，对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整顿，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 的政策和理论，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政策和理论的系统的纠正。这就有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趋势。这种状况，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满。

毛泽东自 1971 年冬身患重病以后，病情时轻时重。但是他始终担负着决定党和国家大事的重任。他接近和信任的人越来越少，他对实际情况越来越不了解，他对党和国家大事的设想和主张越来越抽象化。1975 年下半年以后，他的病情逐渐加重，行动、说话都很困难。他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之间只能通过联络员来保持不多的联系。处于这种状况，使他更加不能了解全面情况。“四人帮”在其间所作的一些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对毛泽东作出错误决策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1975 年 11 月，毛泽东听信了“四人帮”的诬告，动摇了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他的大部分工作。不久，又以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的两封信（信上反映了“四人帮”两个亲信人物的问题）为借口，硬说邓小平偏袒和支持刘冰，而刘冰的信的矛头是对着毛泽东的。这样，毛泽东就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但是，经过近十年的动乱，这个时候干部群众的认识已经同“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很大不同了。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一开始就受到广泛的抵制。人们从阅读当时印发的供批判的材料中，反而对坚持党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邓小平获得更多的了解和信任①。这显然是“四人帮”所始料不及的。

1976 年 2 月上旬，当时党中央的领导人分批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有关这次运动的多次谈话稿。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再一次重申“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并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一些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是因为“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是两个，“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毛泽东的这些谈话中关于肯定“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对当时大多数干部来说，已经很难有多少说服力了。

这个很不得人心的批判运动，破坏了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整顿中提出的许多正确政策和措施被否定，一批坚决执行这些政策的领导干部遭受打击，而在整顿中被撤职或调离的派性严重的人和造反派头头又被重新起用。一些地区派性斗争重新泛滥，造成停工停产，交通堵塞。全国再度陷于混乱。这种状况，促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更加看出“四人帮”祸国殃民的面目。人们心中长期郁积而又迅速发展起来的怀疑、不满和愤恨情绪已经如大宗火药堆积，一旦点燃引信，便将猛烈地爆炸起来。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

1976 年 1 月 8 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逝世。周恩来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动乱所造

① 当时印发供批判的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材料，包括上述工业二十条、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还有一篇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照邓小平指示精神写的未发表的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

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他的逝世引起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十里长街、万人同哭的悲壮的送殡场面，反映了人民在党和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对于失去这位领导人的极度痛苦的心情，对于如何才能摆脱灾难争取国家光明前途的无比忧愤的心情。

在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竭力阻挠和诬蔑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愤怒。自 3 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太原等城市的群众，利用清明节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举行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首都人民从 3 月底开始，自发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花篮，张贴传单，朗诵诗词，发表演说，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痛斥“四人帮”的罪恶。4 月 4 日（丙辰年清明），悼念活动达到高潮。首都和外地来京的群众，不顾当时一再重申的禁令，到天安门广场的达二百多万人次。声势浩大，群情激愤，锋芒直指“四人帮”。

4 月 4 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讨论连日来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态。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多年在湖南作地方工作， 1971 年调国务院工作。他是九届、

十届中央委员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 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周恩来逝世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他于2 月由毛泽东指定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江青等人左右下，把天安门广场的事态定为反革命事件，并认为它干扰了当时运动的大方向。决定当晚采取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等措施。联络员将政治局会议情况和决定写成书面报告，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 月 5 日凌晨，群众看到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诗词、挽联等都被撤

走，异常气愤。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战士发生严重冲突。晚上 9 时 30 分，一万多民兵和警察奉命手持木棍跑步进入广场，驱赶、殴打和逮捕留在广场的群众。4 月 7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由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

这次天安门事件是全国人民反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的集中表现，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影响下发生的。已经持续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激起广大干部和群众愈来愈大的憎恶。人们把恢复社会秩序和党的正确方针的希望寄托于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而他们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使人民对“四人帮”产生更加强烈的怒火，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中集中爆发出来。这个抗议运动，实质上又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鲜明地表现了人心的向背。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 年 7 月 6 日，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朱德逝世。9 月 9 日，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逝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亿万人民对他们在缔造党、军队和国家，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等等方面的伟大功绩和卓越贡献，都怀有深深的崇敬和感激之情。他们的逝世，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9 月 11 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企图切断党中央同各地的联系，由他们指挥全国。“四人帮”还指使他们的亲信在上海加紧装备民兵，作为他们夺权的后盾。“四人帮”还伪造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在报上反复宣传，以党内“正统”自居。他们在报上公开提出威胁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以此诬蔑和打击华国锋、李先念等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

“四人帮”篡党窃国的露骨活动，使老一辈革命家们深感忧虑。他们大多处境困难，但是仍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并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 咄咄逼人的进攻下，也认识到必须消除这个党和国家的痈疽。经过他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和反复商量，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后，决定采取断然措施。 10 月 6 日晚，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审查。当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讨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这个决定后来由 1977 年 7 月举行的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骨干探知江青等被审查的消息后，立即实行紧急动员，妄图发动武装叛乱，为挽救江青反革命集团作最后挣扎。党中央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的局势，使这一叛乱阴谋未能得逞。 10 月 14 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粉碎“四人帮”，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愿，也是党和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党和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的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正常，党和国家的工作得以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党的历史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是党和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持续十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左”倾错误占统治地位时间最长、危害最大的时期，是各种社会矛盾以尖锐形式充分暴露的时期，因而也是经验教训极为丰富的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党的组织和国家政权受到极大削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历史文化遗产遭到巨大破坏。党和人民的优良的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其中许多同志遭受严重的打击和迫害，但是他们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仍然密切关注党和国家的重大事务和发展前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他们或者刚正不阿、直率地对“左”倾错误提出批评，或者冷静思考、认真地写下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回忆和理论文章，或者就实际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向党提出意见和建议，或者向能接触到的群众恳切宣讲党的优良传统，等等。这些活动，实际上是以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斗争。其中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这些“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八届中央政治局成员，都因遭受严重折磨而不幸去世。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无私奉献的高风亮节，永远被铭记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心中。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各级干部的抵制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 年达到 5726 亿斤，比 1965 年增加了 1835 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

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一批重要成就。原油产量 1976 年相当于 1965 年的 6.7 倍。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外事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

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中，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的、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对于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的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追求纯洁的、完美的社会主义，自以为是开辟一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而实际上却被束缚在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的观念中。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晚年仍然警觉地注意维护我国的安全，顶住了苏联大国霸权主义的压力，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坚决支援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被摧毁并且还能维持统一，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我们的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这些重要事实都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

“文化大革命”是在探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努力走入歧途的结果，是在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