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 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当时的称呼，实际上这根本不能称为革命，而只是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场内乱。

这场所谓“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发动这场“大革命” 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这时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他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从而导致混淆敌我，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他认为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 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他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场“大革命”之所以冠以“文化”二字，是因为它是由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他又说，“文化大革命”实质上就是一场“政治大革命”。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都是错误的，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为林彪、江青这些对他的主张表示竭诚支持而实际上另有野心的人物的活动造成了机会。这些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的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狂热，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指使和放纵一批投机分子、冒险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煽动群众实行“踢开党委闹革命”，造成一股“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形成全国范围的大内乱，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受到巨大的破坏，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5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

1965 年 2 月，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 1960 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

“退田”、“平冤狱”，同 1962 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作了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 1961 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本来，上海报纸发表的文章，其他地方的报纸完全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要转载，但是这加深了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认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是吴晗的后台，认为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后来北京的报纸转载了，不过只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而毛泽东在小范围的谈话中则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些话，更进一步强行加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政治分量。到 1966 年初，这一批判发展到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形成思想文化领域广泛的批判运动。对《海瑞罢官》（后来扩及一切对海瑞的宣传和评论）怎样表态，已经几乎成为判断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

1966 年 2 月 3 日，彭真作为 1964 年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召集小组开会，拟定《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来被称为二月提纲）。提纲的主旨，是试图就这场学术批判运动的性质、方针、要求等方面，对已经出现的极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的约束，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严重的政治批判。这个提纲，经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也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过，于 2 月 12 日由中共中央转发到全党。根据这个提纲的精神，中央宣传部没有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批判《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的文章。

江青看到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受到抵制，便在取得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于 2 月 2 日至 20 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这个会议内容整理的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领导的革命文艺的巨大成绩，诬蔑建国以来文艺界是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个座谈会纪要经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后，由他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央批准，于 4 月 10 日转发全党。这个纪要提出的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领导人的，而且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的。这个纪要的形成，也是林彪、江青相互利用、勾结的开始。

3 月底，毛泽东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指责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组都要解散。毛泽东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毛泽东谈话后，中央书记处于 4 月停止彭真的工作。

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经过林彪的策动，在军队中制造了一桩对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的政治陷害事件。 1965 年 11 月，毛泽东听信了林彪、叶群的诬告，提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的不信任。罗瑞卿因此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以“篡军反党”的无中生有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在这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这些接连发生的有关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严重政治事件，同报刊上声势汹汹的政治批判相呼应，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震动，造成到处都有“阶级斗争”的紧张空气，造成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义的巨大错觉。

两次中央会议的全面发动

1966 年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8 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两个会议先后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按照这个文件通过的日期简称五一六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按照这个文件的条款数简称十六条），以及对党中央领导机构所作的改组，使“文化大革命”的“左”倾方针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

五一六通知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提出在文化领域各界和党、政、军各个领域都混进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问题。这个通知对二月提纲作了种种歪曲和指责，说提纲掩盖了这场学术批判的政治性质，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五一六通知据此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这个通知还根据党、政、军都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估计，发出将要出现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警号，提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个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党和国家政治形势的严重错误估计，上引的一些尖锐的词句都是他加写上去的。他认为，国内无产阶级同资

产阶级的斗争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在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下，无论城乡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更严重的是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他认为，一批老干部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同他合作，到社会主义阶段要反对资产阶级、要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时，他们就不赞成了。他们已变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在中央形成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他认为他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套主张受到重重阻挠，无法推行，因而对刘少奇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不满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毛泽东把他所认定的这种情况同他总结的苏联共产党内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教训联系起来，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前途表示深深的担忧。在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他在同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这就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点出党内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用意所在。

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反党集团的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林彪在会上的讲话列举古今中外的政变事例，结合攻击彭，罗、陆、杨，大肆散布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的谎言，竭力鼓吹个人崇拜，宣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很不正常的紧张气氛下，会议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就接受了五一六通知，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候补书记的职务，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宣部部长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销原来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还有一些当时规定的成员不久即受到迫害而被排除）。这个小组实际上作为一个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的特殊机构进行活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部。

会议结束前，江青、康生等已将会议的信息散布到社会上去。报纸上展开对北京市委尖锐的攻击。《人民日报》在陈伯达带领工作组接管后，于 6

月 1 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次日，该报发表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还发表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许多城市大中学校的学生响应号召，很快掀起以学校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各种乱揪乱斗的混乱现象不断发生。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6 月上旬，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运动，并拟定了保持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运动的八条要求。许多学校的学生发生两派或几派之间的斗争和某些学生同工

作组对立的事件。江青、陈伯达、康生先是在学生中进行挑拨，接着又向毛泽东作了片面的汇报。毛泽东于是严厉地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都对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于 7 月 28 日决定撤销工作组。

毛泽东认为，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刚刚兴起的“大革命”被压下去了。为了排除“阻力”，必须再作一次全面发动。8 月 1 日，他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 8 月 4 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严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他还在插话中声色俱厉地指斥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8 月 7 日会议印发毛泽东写的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这张大字报还针对过去党的领导层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争论提示说：“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 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这张大字报提出中央有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虽未点名，但明显地是指刘少奇等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些领导人。从批判《海瑞罢官》到发出五一六通知到这张大字报，斗争对象不断升级，现在终于直接点明了发动这次“大革命”的主要锋芒所向。

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十六条，规定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等。这个文件同五一六通知一样，没有对判别走资派、左派、右派、中间派等提出明确的标准，没有对如何实现党的领导作出具体的规定。虽然十六条中也提出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等等，但是它实际上带来的是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大规模混淆敌我的群众运动，所以那些正确的规定在后来的运动中从来未被遵守。

这次中央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常委由原来的 7 人扩大为 11 人，增加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原中南局第

一书记陶铸是由 5 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任中宣部部长的，但是他在进入政治局常委后不久就被排斥（后来被迫害致死），李富春不久后也被排斥。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中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

中央副主席，其他原来的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都不再提及他们的这个职务。会议期间和会后，刘少奇、邓小平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相继受到批判，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同 5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也是在十分紧张的政治气氛下进行的。许多与会者对党中央领导层如此突然而重大的人事变动感到极为震惊，思想上有种种困惑和怀疑。这次中央全会通过十六条等决定，在党内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法定程序。

全国动乱局面的形成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 8 月 18 日到 11 月 26 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帅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红卫兵组织也由于观点不同和利益的争夺，发生分化和改组。它们打出各种派别旗号，展开剧烈的派性斗争。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任意反对和冲击党政领导机关是错误的，他们要同这种破坏行为作坚决斗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对于这种局势深感忧虑，对这场运动抱有怀疑。五一六通知曾说，绝大多数党委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这个问题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为了继续克服这种所谓“阻力”，1966 年 10 月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一条“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说这是反对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议的“批判”讲话中，对红卫兵的破坏行动竭力加以吹捧，却指责人们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什么怕群众、怕革命、甚至是镇压群众和反对革命。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暴便在全国掀起。此后，种种越轨不法行为都可以不受约束，对那些不法行为的干预都可以被扣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社会因而不断陷于动乱之中。 10 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 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规定。从此，“踢开党委闹

革命”成为广泛流行的口号，更加助长了无政府主义狂潮的泛滥。中央文革小组策动造反派，把攻击的火力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受到批斗，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组织生活都陷于停顿。

1966 年 1l 月，各地参加全国工业交通座谈会的同志都主张在工交企业的运动由党委统一领导，要求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不能停产闹革命，否定了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一个“左”倾的条例草案。但是这些正确意见受到林彪、江青的蛮横指责。在他们的干预下，用中央名义发出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在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简称工业十条和农业十条），改变了运动只限于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的原定部署，要求把它扩展到工厂农村，这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又一个严重步骤。后来农村受到波及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因为农民知道不能“停产闹革命”，但是农村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和劳动模范被批斗的仍然不少。更具破坏性的是大批工厂企业被卷了进去，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也纷纷受到冲击，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生产秩序陷于混乱。

毛泽东从这个运动一开始就对社会严重混乱状况采取肯定的态度。他在这年 7 月 8 日给江青的信中认为，天下大乱会达到天下大治。在他看来，这表现出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在非常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努力设法取得毛泽东的同意，保护了一批被揪斗的老干部和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和专家学者。他领导党和政府的一些尚能工作的部门尽力维持社会生产的继续进行和国家政权职能的勉强运转。可是，天下大乱的局势既然开始形成，它就必不可免地越来越失去控制，带着巨大的破坏力量猛烈地恶性发展，造成人们最初难以预料的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后来他把这件事作为他一生中做过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领导建立新中国），可见“文化大革命”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注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努力探索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这是十分可贵和富有远见的。他为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做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党和群众的拥护、支持。但是，他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直至认我为敌，他在人民掌权的情况下还要用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这一系列“左”倾空想，既违反马克思主义，也违反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他强调指出党内和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也不是事实。他所说的修正主义的含义非常模糊，把许多不属于修正主义的东西，甚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则的东西，都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例如从1962 年以来他作为修正主义反复批判的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实际上主要是党内外一部分干部群众要求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和 1959 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的错误所提出的一些合理的正确的意见。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1962 年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提出或支持过的实行包产到户等多种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实际上是 1978 年后中国农村改革的先声。但是，这些主张却被毛泽东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纲领。

长久以来，毛泽东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努力追求实现一种完美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在他对于社会主义的一些独特构想中，既有一些宝贵的预见，但也有一些脱离实际的空想。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前几天，他在给林彪的一封关于部队农副业生产报告的批示信（后来称为五七指示）中，勾画了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蓝图。这封信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社会组织

（他认为不作这些限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这个构想当时被《人民日报》高度评价为在全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大学校”的纲领，实际上是 1958 年他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发展。但是，这种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不能不受到党内许多同志不同程度的抵制。毛泽东把不赞成他的错误意见、提出某些正确主张的一些中央领导人，说成是搞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认为在他追求公平、完美的社会主义的努力中受到来自党内领导层的严重阻碍，从而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党内存在独立王国或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看法显然都是毫无根据和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些错误观点之所以能够形成，党内之所以不能抵制、许多人甚至接受这些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在迅速进入社会主义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问题、新困难的时候，容易习惯性地照搬过去熟悉的经验，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把新条件下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斗争，仍然采取大规模群众性斗争的方法去处理。过去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虽然科学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但是对他们还没有实际经验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从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出发，作出大致的推断。如果引用他们有关的论述中的个别论断，甚至加以误解，当然不能解答中国的具体问题，而很容易流于空想。长时期以来，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一系列“左”倾的理论观点和某些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被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

扩大化的迷误中。坚持这种迷误竟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抱怀疑态度的人，也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六十年代我们党正被迫同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方针等问题进行激烈论战，这种国际背景对国内政治生活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党内同志间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常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严重斗争，使党内关系日益紧张。由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中已经建立了伟大的功绩，他成为不容怀疑的政治领袖和思想权威。这样，尽管广大党员和干部、包括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反常现象已日益产生怀疑，但是仍然很难抵制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左”倾观点，很难阻挡“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

党在开始领导很不熟悉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部分领导干部却在一连串胜利中逐渐滋长了骄傲情绪。毛泽东这时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他也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他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日益严重。对他的个人崇拜日益盛行，以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时形成一种狂热。如邓小平所说：“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①这就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在这中间，林彪、江青、康生这伙野心分子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这些人中，有的入党多年，为党作过有益的工作，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有的则工作成绩少，原来的职位不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带着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入党，他们追求个人权势的欲望随着条件的变化还有发展。他们的错误言行在正常情况下，毕竟多少受到党的组织和纪律的约束，不可能充分显露；而一旦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极不正常的时机，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政治野心和阴谋活动便极度扩张起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还有许多不健全的地方。这种制度方面的缺陷，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毛泽东在犯错误过程中未能受到限制，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终于无法制止“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灾难的发生和发展。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9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