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左”倾错误造成的外交纠纷

“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工作也受到“左”倾思想的严重干扰。林彪、江青、康生等一伙插手外事部门，兴风作浪，甚至图谋篡夺中央的外交大权。他们肆意抹煞建国十七年来外事工作的重大成就，诬蔑十七年来执行的是什么“三降一灭”（即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的外交路线。在他们的煽动下，外事部门的领导人被揪斗，这些部门的工作一个时期被打乱。我国驻外大使几乎全部被调回国内参加“文化大革命”，很多人受到批斗。某些外事工作人员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顾政策、自作主张、违犯纪律的事屡有发生。在对外宣传方面，不顾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主要任务，发生唯我独革、强加于人的错误。在对外交往中，也发生不顾国际交往的常规，行动粗暴过火的错误。这些当然都引起驻在国政府和官员的疑虑和不安。特别是 1967 年 8 月在北京发生万人围攻英国代办处、火烧代办处办公楼的严重事件，造成我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局面。在一年多时间里，与我国建交或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有近三十个国家同我国发生外交纠纷，其中有些是由于中国方面处理不当而引起的。这就使我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害，外事工作陷于困境。对于这些极左错误，周恩来和广大外事干部一直表示反对，并努力设法制止。毛泽东也多次提出批评，要求纠正。经过他们采取一系列措施，外事工作一度出现的偏差较快得到纠正，一些不正常状态逐步消除。同国内其他方面的工作比起来，外事工作所受破坏的程度要轻些，时间要短些。1969 年五一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一些外国驻华使节，同他们进行友好的谈话，实际上是传达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系的信息。不久中国就陆续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对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双边关系的事件，主动进行修复工作。这样，就使中国的对外关系重新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中美关系缓和和中日建交

进入七十年代，国际形势经过战后二十多年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及时对外交工作作出富有远见和胆略的重大决策，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使我国的对外事务出现良好的转机，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局势转变的带关键性的一环，是中国同美国关系的缓和。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长达二十年之久。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政府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也有可能进行改善两国关系的谈判，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在美国方面看来，美苏对立是它所面对的严

重问题，但是世界上已出现几个力量中心，中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力量。美国要尽快消除越南战争败局造成的影响并挽救它在世界上霸权地位的中落，要对付苏联的挑战，需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中苏关系恶化的加剧又使这种设想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就中国方面来说，要着重对付苏联在北方边境集结重兵对我国安全所构成的直接和严重的威胁，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实现民族统一大业，要恢复和扩大国际交往、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需要实现同美国的和解。 1969 年 1 月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方面就通过多种

方式同中国方面进行接触。 1971 年 7 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

秘密访华。这一信息公布后，立即震动了世界。 1972 年 2 月尼克松总统访

华，会见毛泽东主席，并同周恩来总理举行会谈。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 2 月

28 日在上海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在《中美联合公报》中，中美双方申述了各自的原则立场。双方都认为要实行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反对霸权主义的威胁。在长期阻碍两国改善关系的台湾问题上，美方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后，两国政府领导人继续就建交问题进行会谈。中国政府提出要实现中美建交，美国政府必须断绝同台湾的所谓“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出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所谓“共同防御条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而美国总是在台湾问题上设置障碍，对接受这些原则提出若干保留，如要求以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它废约、撤军的条件等。中国政府则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 1975 年 12 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同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会谈。美国政府这时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较以前尼克松作过的承诺还有后退。由于美国政府下不了决心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中美建交被拖延下来。但是，两国已经在 1973 年互设联络处，双方的贸易关系、科学技术文化交流在几年间有较大的发展。两国结束长期的敌对状态，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这毕竟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本政府曾长期追随美国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当美国先同中国进行和解的外交活动后，在日本朝野引起很大的反响。日本舆论强烈要求尽快争取中日建交，为日本取得一个在政治上经济上同各国竞争的有利地位。在日本许多对华友好的政党、社团和人士的推动下，日本政府首相田中角荣等于 1972 年 9 月 25 日来华访问。毛泽东主席会见田中首相等日本客人。周恩来总理同田中首相举行会谈。中日双方于 9 月 29 日签署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中日之间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方面痛感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随后，日本同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 1973 年初中日两国互设大使馆，互派大使，并

陆续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和科技文化等一系列协定，使这些方面的交往得到很快的发展。两国政府还于 1975 年开始进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中日建交结束了两国长期敌对的历史，打开两国睦邻友好的历史新篇章，对两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一时期，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出现建交高潮。西欧国家战后随着自身政治经济实力的增长，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抗衡的要求不断加强，它们希望同中国一道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本国独立自强而相互支持、合作的倾向也在发展。中国也和它们抱有同样的希望。1969 年以前，西欧、北欧、南欧国家中，只有六个国家同中国正式建交。英国和荷兰同中国互设有半建交性质的代办处。到七十年代末，除安道尔等四个小国外，中国已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中国同欧洲共同体也建立了正式关系。七十年代初，在北美和西南太平洋地区，中国同加拿大、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中国同这些国家在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良好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

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美国的阻挠，它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长期被剥夺。中国政府一直为恢复自己的合法席位进行斗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联合国，美国的阻挠越来越困难。到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经过许多亚非拉国家和其他主持正义的国家的共同努力，克服美国等企图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上制造“两个中国”的障碍，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中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胜利。从此，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中苏谈判、中越关系恶化

七十年代中苏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苏联领导人在政治上不断加强反华的同时，还在中苏边界部署重兵、派军队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挑起边界的武装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面被迫加强战备，一面仍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边界争端，缓和两国间的紧张关系。 1969 年 9 月，周恩来总理同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在北京会见时曾达成谅解，认为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为此双方应首先签订一个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有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苏联

方面最初反对讨论签订这个协定、后来虽不得不同意讨论，却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而这个问题在柯西金于北京会见周恩来时是已表示过同意的，在这种情况下，历时九年的中苏边界谈判未能取得任何结果。从六十年代以后，苏联利用美国霸权地位的中落，加紧对外扩张，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中国党和政府不仅在涉及两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在整个国际事务中，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同时，也同苏联的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国和越南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下深厚的友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创业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全力支持越南的抗法、抗美斗争和国内建设，提供了巨大的无私的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援助。然而，在 1973 年美国军队从南越撤走， 1975 年越南全国解放以后，越南当局热衷于推行它的地区霸权主义，企图建立所谓“印度支那联邦”。中国对此理所当然地持反对态度。越南当局由此竟采取反华仇华政策，公然挑起领土争端，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边境冲突，残酷迫害和大量驱赶在越南的华侨。从 1975 年起，中国多次向越南提出举行边界谈判的建议，但越南当局以种种借口进行拖延，越南领导人还在对柬埔寨发动侵略后，把它的侵柬同反华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把中国称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中国一直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为重，再三提出规劝和警告。但越南领导人自恃有苏联的支持，在反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中越关系达到严重恶化的地步。

从七十年代以后，中国同东欧的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几个国家的关系较之六十年代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中国同这几个国家的贸易、科技交流、人员互访都有所恢复。中国同罗马尼亚两国都主张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在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能够互相支持、密切合作。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从 1970 年以后也有较大的改善。

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

七十年代中国对外工作的一个显著成就，是建立和发展了同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建交的数目比过去大大增加，形成又一个更大范围的建交高潮。在东南亚和南亚，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在西亚，在大洋洲，中国同这些地区一大批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普遍加强了同它们的友好合作，协调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多数虽然已经获得民族独立，但仍然面临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严重斗争任务。有些国家还面临同南非种族主义、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任务。中国从各个方面坚决支持这些国家捍卫自己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维护本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斗争。中国真诚维护并努力促进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团结，为打破大国欺侮小

国、富国压榨贫国的国际旧秩序，建立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奋斗。

七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在这种划分中，突出了苏美两个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同世界反霸力量的矛盾；强调在世界反霸斗争中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作用，以及联合第二世界国家和利用两个超级大国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强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为打败超级大国的侵略、控制和压迫，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这些分析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是在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