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建设成就和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

从八大一次会议到“文化大革命”前夕这十年（1956—1966 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

十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遭到过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始的一年多，是继续执行和超额完成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

—1957 年）。中间经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年）。这五年，是以打破常规（也就是抛开原定计划）的三年“大跃进” （1958—1960 年）和由于“大跃进”失误而来的严重经济困难为标志的，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困难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1961—1962 年），实行国民经济调整。然后是三年继续调整（1963—1965 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从 1966 年开始）之间的过渡阶段。调整一共前后五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所取得的成就是明显的。

以 1962 年为基期（这是国民经济调整中退到最低点的年份），在 1963年到 1965 年的三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17.9％。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三项增长率分别为 10.9％、4.5％、18％。当然，由于 1962 年的基数太低，后三年经济增长带有恢复性质，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并不完全可比。以 1957 年为基期，在 1958 年到 1965 年的八年中，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938 亿元，建成大中型项目 531 个。工农业总产值增长 59.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 9.9％，工业总产值增长 98.1％。工业主要产品中，钢增长 1.3 倍，达到 1223 万吨；原煤增长 77％，达到 2.32 亿吨；发电量增长 2.5 倍，达到

676 亿度；原油增长 6.75 倍，达到 1131 万吨；合成氨增长 8.7 倍，达到 148.4

万吨。农业主要产品中，棉花达到 209.8 万吨，增长 27.9％，粮食达到 3891

亿斤，接近 1957 年 3901 亿斤（原来说的 3700 亿斤不包括大豆）的水平。“大跃进”的大起大落使整个这段时间的增长率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农业较快得到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增长，工业各方面都有增长，有些方面增长额相当可观。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 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

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 1979 年新增炼钢能力的 36.2％，采煤能力占 29.6％，棉纺锭占 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

工业的建设，以 1966 年同 1956 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了三倍。在钢铁工业方面，除了我国最大的鞍山钢铁基地进一步建设以

外，武汉、包头两大内地钢铁基地主要是在这十年中建设起来的，还有一批大中型钢铁基地也陆续在各地建成，战略大后方的攀枝花钢铁基地也是这个时期开始建设的。在机械工业方面，分别形成了冶金、采矿、电站、石化等工业设备制造以及飞机、汽车、工程机械制造等十几个基本行业，并且能够独立设计和制造一部分现代化大型设备。 1964 年，我国主要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达 90％以上。支援农业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十年中全国农用拖拉机和化肥施用量都增长六倍以上，农村用电量增长七十倍。工业的地区布局和门类结构有了改善。

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发展成为这个时期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大庆油田是 1959 年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 年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草原上进行勘探开发而迅速建设起来的。一年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在石油地质理论、油田开发和炼油工艺方面都有突破性进展。随后又开发了胜利油田和大港油田。到 1965 年国内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使我们能够自豪地宣布：中国人靠“洋油” 过日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同石油工业发展相联系，石油化工这门新兴工业也逐步建设起来。

十年新修铁路近八千公里。鹰厦、包兰、兰青、兰新、川黔、桂黔等线建成通车。成昆、贵昆、湘黔、襄渝等线也在加紧修建。全国除西藏外，各省、自治区都有了铁路。福建、宁夏、青海、新疆第一次通了火车。三线建设任务的提出和部署，对铁路建设的推进起了重要作用。

十年科学技术成绩显著。 1956 年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中的许多具体要求均已达到， 1963 年提前制定了新的十年（1963—197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就制定这个新的规划作出指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①。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成果最为显著。 1958 年这方面工作已在聂荣臻主

持下迈开步伐。 1961 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

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1962 年 11 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②周恩来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经过广大科技人员、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有关部门的职工、干部的努力，1964 年 10 月 16 日，成功地爆炸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这集中地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当时达到的新水平。我国自力更生取得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中国政府声明：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

① 1963 年 12 月同聂荣臻等的谈话，转引自江泽民在全国科协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② 1962 年 11 月 3 日在罗瑞卿关于成立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给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建议信上的批语。

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完全是为了防御，为了保卫中国人民免受核威胁。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 1965 年我国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十年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 1957 年到 1966 年，高等学校毕业生近一

百四十万人，中专学校毕业生共二百十一万人，分别为 1950 年到 1956 年的四点九倍和二点四倍。经过调整，教育质量有很大提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成就，是在国内发生严重经济困难，在国际上遭到战争威胁和巨大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长期封锁禁运，苏联撕毁合同、撤销援助）的情况下取得的。我国还在这个期间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主要是抗美援朝中的军火债款）。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所表现的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是应当载入史册的。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被称为“铁人” 的大庆工人、共产党员王进喜不怕任何困难、带头艰苦奋战的精神，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共产党员在带领群众战胜灾害和进行生产建设中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雷锋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就是这期间出现的光辉的榜样。党号召全党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向他们学习，焕发起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力量。

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这十年建设成就的时候所说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计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 1956 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

1959 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 1960 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邓小平后来在回顾党的历史的时候多次说过：“一九五七年后， ‘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①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如同对正确的东西还要作分析一样，对错误的东西也要作分析。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在社会主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2 页。

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十分错误的。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同时还要看到，这十年探索中，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

十年中“左”倾错误的积累和发展，到后来终于暂时压倒了正确的发展趋向，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当然，“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错误，无论在规模、程度、性质上都不能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等量齐观。毛泽东在 1967 年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以前这些斗争中的错误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质上的区别。不能不看到两者的区别，正如不能不看到两者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先导和准备。

十年探索中正确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在积累。当然，由于它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它终于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而被错误趋向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压倒。但是，它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这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在指导思想上根本错了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的一个原因。更为重要的是，积累起来的这些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当然，在指出这种历史联系的时候又必须看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后，党的指导思想在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基础上发展到全新的历史高度，比起“文化大革命”以前十年中正确趋向的积累，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有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创造、新开拓，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

十年建设的成就和探索中积累的正确的东西，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取得的。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毛泽东无疑起了最重要作用，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都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正确的思想和决策是毛泽东提出的，得到中央领导集体的支持；其他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意见，也是在得到毛泽东支持的情况下作出决定，付诸实施的。这十年中的错误，毛泽东无疑要

担负主要责任。这不仅因为他是中央主席，而且因为一些重大的错误思想和决策是由他提出或由他支持的，有时甚至是由于他的个人专断，损害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压制了比较正确的意见的结果。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①

总之，十年建设中，无论是成就还是失误，都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获得和发生的。正确地加以总结，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2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