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井冈山斗争到古田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集中体现中国革命正确方向的是毛译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为什么在周围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井冈山的斗争不仅能坚持下来，并且能得到很大的发展？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分析它发生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①

井冈山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毛泽东选择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因为：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比较好，大革命时期湘赣边界各县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原在这里的袁文才、王佐率领的部队虽然大体还属于旧式农民武装的性质，但愿意同工农革命军联合；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地处湘赣边界，距离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比较远，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力量比较薄弱。

当毛泽东率部到达这里时，统治阶级内部发生新的破裂。在中国南部，李宗仁部同唐生智部之间的战争正在进行，当地的军阀部队纷纷北调，湘赣边界空虚。毛泽东抓紧这个有利时机，全力进行边界党、军队和政权的建设。他在 1927 年 11 月上旬主持召开边界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指示各县尽快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因为自马日事变后，边界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只剩下一些避难散居的党员，而没有有组织的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使边界党的组织逐步健全起来。对工农革命军，毛泽东要求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项任务。这样，部队不仅打了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毛泽东又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以后，六项注意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发展成八项注意。这些规定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由于严格执行这些规定，工农革命军建立起同当地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57 页。

众的密切关系，取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工农革命军还对袁文才、王佐率领的农民武装进行改造，并积极帮助边界各县和乡建立赤卫队等地方武装。工农革命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一次“进剿”，先后攻克茶陵、遂川、宁冈三个县城，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这样，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正在这时，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发动湘南起义后，带领一万多人向井冈山转移。 1928 年 4 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两军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名为工农红军第四军），毛泽东任党代表和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这次会师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二千人增加到一万多人。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以大革命时期战功卓著的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有较强的战斗力。参加这次会师的谭震林回忆说：“朱德、毛泽东井冈山会师，部队大了，我们才有力量打下永新。当然，在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领了宁冈县城。那时不敢走远，因为国民党来上两个团我们就打不赢。可是朱毛会师后力量就大了。”① 接着，又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这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息，反动统治在南方相对稳定下来。蒋介石命令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多次“进剿”。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对策：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正规军队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散兵力，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根据地的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由于这些策略适当，加上边界地形有利于斗争，湘赣两省进攻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行动又不尽一致，所以，尽管前来“进剿”的军队至少有八九个团，多的时候达到十八个团，但红军以少数兵力，经过四个月的周旋，却接连击破敌军三次“进剿”。最大的一次胜利是 6 月 23 日的龙源口战斗，歼敌一个团，击溃敌军两个团。这次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境，吉安、安福县各一部分，遂川县北部，酃县东南部。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前敌委员会特别重视革命军队的建设。红四军的人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农民，一是旧军队。为了把他们教育训练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四军首先从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政治工作着手。党的组织分军

① 谭震林在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1981 年 8 月

20 日，见《党史资料通讯》1981 年第 21 期。

委、团委、营委、连支部四级，班有小组，党员人数发展到约占全军的四分之一。经过政治教育，红军士兵有了阶级觉悟，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武装工农等项常识，知道自己是为工农阶级的利益而作战的，而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群众服务，因此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并为革命而英勇献身。

红军建设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实行部队内的民主主义。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①

在作战方面，毛泽东、朱德把红军的经验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中国革命的军事斗争同土地革命是不能分开的。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地是交通阻绝的农业区域，绝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农民们最关心的是关系到他们根本利益的土地问题。湘赣边界的土地状况，大体说来 60％以上在少数地主手里，只有不到 40％在农民手里。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为了生存，只得租种地主的土地。他们把全年收获量的一半以上作为地租缴给地主，还要无偿地为地主服各种劳役，并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这种土地制度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所在。获得土地，是贫苦农民祖祖辈辈以来的梦想。在中国的民主革命中，没有武装斗争的胜利和坚持，谈不上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而没有土地革命，没有广大农民的全力支持，武装斗争也会归于失败。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的初始阶段，主要是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分田的工作只在个别地区试行。随着根据地内部的逐步稳定，从 1928 年 5 月至 7 月，在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

当时分田的办法是：在县、区、乡各级分别成立由贫苦农民组成的土地委员会，主持分田工作，并抽调红军干部下乡进行帮助。土地的分配，一般以乡为单位，只有在极少数山多田少的地方才以三四个乡作为一个单位。男女老幼一律按人口平分，以原耕地为基础，好坏搭配。土地分配完毕后，组织复查，把地主原有的地契当众焚毁，并在各户土地的边界插上写有名字的竹牌，再征收土地税。 1928 年 12 月，在总结分田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几个县的范围内实行土地改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65 页。

革的第一次尝试，有着重大的意义。但这个初次规定的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尽管如此，广大贫苦农民因为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就从各方面全力地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这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为了长期进行斗争，必须有可靠的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八七会议对乡村提出的口号还是“政权属于农民协会”，后来有些文件上有了建立革命委员会、工农苏维埃政权等提法。广东陆丰、海丰先后成立过县苏维埃政府。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1927 年 11 月 28 日，在茶陵县成立工农兵政府，由谭震林担任主席。1928 年 5 月，在宁冈县茅坪成立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湘赣边界，县级的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最多时达到六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当时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民众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出现过一次曲折。 1928 年 6 月间，受盲动主义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派代表到达井冈山，要求红四军“立即向湘南发展”。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力持异议。红四军第二十九团主要由湘南宜章农民组成。他们参加湘南暴动是坚决的，但身上依然保存着不少农民小生产者的弱点，家乡观念浓厚，又不习惯井冈山的艰苦生活，听到湖南省委指示后，强烈要求返回湘南，甚至不顾朱德、陈毅的再三劝阻，开始自由行动。朱、陈担心他们单独行动会招致失败，不得不率第二十八团同他们一起向湘南开进。湘南这时已是反动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红军攻下郴县后，敌军反扑，第二十九团士兵便自行散回家乡。朱德、陈毅率余部向桂东转移，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一部前来迎接，一同返回井冈山根据地。在这次行动中，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都受到很大损失，通常称为“八月失败”。这个沉重的教训说明：把农民武装改造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人民军队建立的初期，出现八月失败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

红四军主力返回井冈山后，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收复了边界大部分失地，粉碎了敌军“会剿”，使根据地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恢复。中共中央又决定重新组织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统辖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的工作。 1928 年 10 月，湘赣边界党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决议。它的第一部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指出实行这种“工农武装割据”的意义和经验，回答了红军中有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11 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又指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

①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165 页。

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可见红四军的领导人是自觉地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同旧式的农民战争严格加以区别的。

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的时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建立革命武装、深入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不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起义武装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并且在广大革命者中燃起了新的希望。

可是，井冈山这个地区作为革命根据地也有它的弱点：第一，井冈山山区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随着红军人数激增，加上国民党军队对这个地区的反复“进剿”和严密封锁，经济上的困难日趋严重，连军民的日常衣食用品也难以保持必要的供应。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都无法徒涉，向南和向北也不易发展，因此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在红军力量逐渐扩大时，便逐渐清楚地暴露出来。

1928 年 7 月间，在湖南平江，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举行起义，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这支红军在平江以东的湘鄂赣边界地区与敌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战斗。12 月 11 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工农红军第五军七百多人来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不久，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又以六个旅约三万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进攻。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在宁冈县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红军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陈毅于 1929 年 1

月 14 日率红四军主力三千六百人向赣南出击。

向赣南、闽西进军和古田会议

赣南地区的条件更便于红四军发展。这里山峦起伏，林木繁茂，物产比较丰富，并同闽西、粤北山区连接，回旋余地宽广，适宜于发展游击战争。这里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大革命失败后已组成由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并在吉安的东固建立起小块的秘密苏区；反动驻军力量薄弱，战斗力不强，而且主要是外省军队，同本地地主豪绅的关系不那么密切。这里距离大城市远，交通不便，敌军往来聚集困难。这些，都是红军发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

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最初的经历是很艰难的：由于脱离了原有的根据地，又受着敌军重兵的尾追和袭击，屡次陷入险境。1929 年 2 月 11 日，他们在赣南瑞金的大柏地伏击，一举歼灭紧紧追来的敌军刘士毅旅大部。这次大捷，扭转了红四军的被动局面。随后，他们挥师北上，到达东固，同李文林等领导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会师，开始在赣南站住脚跟。

红四军分析周围的实际情况，灵活地使用兵力。他们先利用闽西敌军兵

力空虚的机会，向闽西急进。3 月 14 日，在长岭寨全歼国民党福建省防军郭凤鸣旅，乘胜占领闽西重镇长汀城，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大量给养。接着，又回师赣南，4 月 1 日在瑞金同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 月至 10 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又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赣西南和闽西的苏维埃政府相继成立，两处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为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这时，红四军党内和领导者之间内部出现了一些不同看法。6 月 22 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问题发生争论。当时担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回忆道：“要不要军委的争论虽然解决了，但是在这个问题背后的关于党和军队关系问题的争论，仍未得到完全解决”。“在这场争论中，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和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抬头。”① 这些争论的产生，根源仍在红军人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要改变他们原有的观念和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由于红四军党的七大没有能在这些问题上统一认识，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改选时只被选为前委委员，没有被选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所在地上杭县的蛟洋帮助指导地方工作。

红四军党的七大后，中共中央在 8 月 21 日发出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对这次大会提出批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②。不久，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红四军的工作。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指示信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是：“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并且分析了红四军党内的实际情况，指出，“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所以有战斗力，在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性是由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作保证的。指示信强调应将“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这样，中共中央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

① 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见《党的文献》1989 年第 5 期，第 38、39 页。

② 《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见《党的文献》1991 年第 2 期，第 41 页。

书记”。

12 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各项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它规定，“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它再次提出红军必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必须担负起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这三位一体的任务，批评了主张走州过府、流动游击、不愿做建设政权的艰苦工作的思想。它尖锐地批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指出它的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散漫性，它的结果将会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决议案着重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解决了在农村进行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根本性问题。这样的军队是中国过去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来做。它是中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古田会议选举产生新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1930 年 6 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共有二万余人，成为全国红军中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

在赣南和闽西的革命根据地内，土地革命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1929 年 4 月，毛泽东主持制订了江西兴国县《土地法》，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性修改。同年 7 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规定“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并提出“抽多补少”的原则。会后，在闽西纵横三百多里的地区内进行了分田，使六十多万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古田会议后，红四军主力回师赣南。 1930 年 2 月红四军前委在江西吉安召开的地方和军队联席会议（通称二七会议），决定深入土地革命。会后兴国等六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的部分地区也全面展开分田运动。次年 2 月，毛泽东按中央决定又指示各级政府发一布告，“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这样，又改变了井冈山

《土地法》中关于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的规定。经过实践中的反复摸索，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而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土地制度改革后，在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

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 1930 年 10 月，毛泽东对兴国农村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调查，认为“整个赣南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他在《兴国调查》中写道：贫农在十二个方面得到利益：第一，分了田，这是根本利益。第二，分了山。第三，分了地主及反革命富农的谷子。第四，革命以前的债一概不还。第五，吃便宜米。第六，过去讨老婆非钱不行，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困难了。第七，死了人不要用钱了。第八，牛价便宜。第九，应酬废弃，迷信破除，两项的用费也不要了。第十，没有烟赌，也没有盗贼。第十一，自己也可以吃肉了。第十二，最主要的就是取得了政权。他还写道：土地革命中，中农在经济上，“多数于平田时是平进了的”；政治上，“过去，中农在地主富农统治之下，没有话事权，事事听人家处置；现时，却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这样，绝大多数农民是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共产党的。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在这前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也先后开展起来。

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不改变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便没有彻底的反封建可言。在中国，不存在单纯代表农民的政党，而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代表人物，或者根本不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或者只是说了一些空话。只有中国共产党最坚决地脚踏实地地领导广大贫苦农民，向统治了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猛烈开火。

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这个事实，使他们迅速地分清了国共两党和两个政权的优劣，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自然是有弱点的，目光比较狭窄，行动比较散漫，因而有一个需要教育和改造的问题，但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是许多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比拟的。过分地强调农民的消极方面，而不首先充分肯定它的积极方面，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大革命失败后，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一度退出革命，城市小资产阶级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中国革命仍然能坚持下来并不可遏制地得到发展，关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是沿着一条独特的道路走向胜利的。这就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这条独特的道路，是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是在经历了严重挫折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作出了最卓越的贡献。他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创造了坚持并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最完整的经验；而且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说明。他批评了那种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同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说：“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他着重指明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

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①几年后，毛泽东又以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和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②

在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以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摆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党一直仍以城市为工作重点。大革命失败后最初的三次著名的武装起义，都没有达到预期占领中心城市的目标。片面重视城市的观点固然在党内并不是很快完全消失，而是如下文所说，还继续出现，造成对革命的危害，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都只是死守某些书本上的教条，只是硬搬别国的模式，只把眼睛看着城市，而不是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下定决心向反动统治势力薄弱的广大农村进军，中国革命早就会被葬送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从实际出发，善于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从而在中国革命处于极端危险的紧要关头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为中国革命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98—99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42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