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 的十年动乱，真是人心大快。中国共产党能够割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举行热烈的游行和集会，表示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对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

经过十年动乱，积累下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当时确实可说是个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

“四人帮”虽然垮台，但是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仍掌握在江青反革命帮派分子手中，有些地方帮派势力盘根错节，还有一定的势力，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这是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976 年 10 月18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

通知》，从 12 月 10 日起，又连续发出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揭露批判江青等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陷害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行，和他们的极左路线在各方面造成的危害。与此同时，全国普遍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及与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逐步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对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坚决予以揭露并进行审查。对于当时仍处于动乱中的少数地区，中央先后派出工作组，前往制止武斗，恢复正常秩序。到 1977 年上半年，由于派

性造成的武斗和动乱基本被制止，逐渐形成安定的政治局面。到 1978 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和单位的清查工作基本结束。这就摧毁了这股猖獗十年、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反革命政治势力，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部分领导权。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 1977 年 7 月 16 日到 21 日举行党的十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决定把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的工作，这也是当时极为迫切的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进行得很缓慢。在 1977 年 3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书面提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十届三中全会才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同时，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清理。

在科学教育文化战线上，主要由于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出现了完全新的面貌。“文化大革命”是由这条战线开始的，首先整顿这条战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正式恢复工作后，科学教育工作由他分管。 1977 年 8 月，他在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建国以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推翻了林彪、江青等人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教育黑线专政论”，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 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在会上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且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中的一部分。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一大批被长期禁锢的电影、戏剧及其他中外优秀文艺作品得到解放，文联、作协等群众团体重新恢复工作，各种文艺创作逐步活跃起来。 1977 年底至 1978 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

经济领域内，“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后遗症主要是工矿企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陷入混乱，商业流通堵塞，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人民的物质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粉碎“四人帮”不久，国务院采取果断措施，解决铁路堵塞的问题。 1976 年 12 月至 1977 年上半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先后召开一系列会议，强调进行企业整顿，建立各项规章制度，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整顿，一批企业趋于瘫痪的状况有所改变，生产上的混乱情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农业生产1978 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产量突破 6000 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

产值 1977 年比上年增长 14.3％， 1978 年又增长 13.5％。财政收入 1977 年比上年增长 12.6％， 1978 年又增长 28.2％，都做到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 1977 年全国 60％的职工十多年来第一次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 1978 年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上年提高 5.1

％。

1977 年 8 月 12 日至 18 日，举行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距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 1510 人，代表着 3500 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

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8 年 2、3 月间举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届人民代表大会是“四人帮”还在猖獗的 1975 年初产生的，提前换届显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在这次大会上，华国锋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大会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继续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 12 人为副总理。

与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举行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邓小平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政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完全停止活动。它恢复活动，对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间的合作，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十一大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本应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两次会议没有能完成这样的任务。这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没有能在根本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时期和多年来党内的“左”的错误，而担任党的主席的华国锋仍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

要在短期内消除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确实不容易。这种混乱之所以形成，固然由于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扰害，但也确是由于毛泽东从“左”的指导思想出发而作出的一些决定和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且是和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倾向有关。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没有识力和胆力来解决既要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地位这样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不知道，只有如实地指出毛泽东晚年发动和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加以纠正，才能继承以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他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从这种错误立场出发，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坚持在“文化大革命”中鼓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包括 1976 年的天安门事件）的进程之所以迟缓、难以进行，就是由于他的阻挠。他的这种思想集中表现为两句话，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① 。这样的拒绝作任何分析的“两个凡是”的观点，其实不足以

① 1977 年 2 月 7 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社论。这个社论是华国锋批准的。

维护、而只能破坏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权威性。华国锋把自己看成是毛泽东的继承人，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十一大和五届人大一次会议并没有能纠正，反而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这固然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主要是由于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

党的十一大修改的党章仍包含着“左”的错误。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进行了宪法的修改工作，虽然恢复了 1954 年宪法中的许多好的内容，但还没有

能彻底纠正 1975 年宪法中的错误。

经济工作方面，虽然如前所述，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开始使国民经济摆脱瘫痪、半瘫痪状态，这是成绩。但是就在这时，又发生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急躁冒进的错误。从 1976 年冬季开始，华国锋和中央有关部门对农业机械化和粮食生产，对石油、煤炭、钢、化工的生产等方面，相继提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和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大口号，国务院 1977 年 7

月的一份报告并且认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在 1978 年 2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在国家计委和各部门的建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务院关于 1976 年到 1985 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按照这个规

划，到 1985 年，钢产量要达到 6000 万吨（1978 年的实际产量是 3178 万吨），

石油产量达到 2.5 亿吨（1978 年的实际产量是 1.04 亿吨）等等。这些指标的不符合实际可以拿石油为例。对石油产量增长的要求，是在没有地质勘探资料的条件下空想出来的，实际上直到八十年代末，石油产量也还不足 1.4

亿吨。过高的产量指标不能不要求过大的基本建设投资。按照规划， 1978

—1985 年的八年期间的基建投资相当于过去二十八年的总和。这个规划虽然只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没有公布下达，但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了坏作用。 1978 年的积累基金比上年增长 30.6％，而消费基金仅增长 8.4％，积累率急剧上升到 36.5％，成为 1958 年的“大跃进”后二十年中积累率最高的一年。这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 31％，也成为“大跃进”后二十年中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最大、投资额增长最高的一年。

华国锋这时看到外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不要故步自封，夜郎自大”

（这是毛泽东说过的话），这当然是对的。但他由此出发，不顾国力，企图过急过多地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举借外债，以此来实现高速度的发展。冶金和化工部门的高速发展的计划都建立在巨大规模的引进上，甚至把所需资金寄托在外债上，既不考虑对引进的配套能力和消化能力，也不考虑还债的能力。所以被人们称为“洋冒进”。这些计划的执行只是开了一个头，虽然当时拟建或始建的项目有的后来建成了，是有成效的，但总的说来，这些计划是不可取的。这时的“洋冒进”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相比，虽然社会经济环境有所不同，但同样都是出发于不顾客观条件的“左”倾指导思想。“洋冒进”发生于国民经济在十年动乱的大破坏后亟须休养生息之时，正如要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急速快跑，结果只能事与愿违。“洋冒进”破坏国民经

济按比例发展的原则，片面突出钢铁、石油、化工等重工业部门，追求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当然不能改善、而只是加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病态。

所以，总起来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两年间，虽然已经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各项工作也有所前进，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从而使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严重的阻挠。因此这两年是处于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种局面到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才告终止。

在两年徘徊期间，主要应由华国锋负责的“左”倾指导思想的继续，在党内外群众思想中引起新的混乱，也遭到党内外群众不同程度的抵制。一方面，人们在长期动乱后急迫要求澄清是非，肃清“左”倾的错误，这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玷污了党的形象、社会主义的形象，在一些人中产生了对毛泽东思想、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的怀疑乃至否定的情绪。很明显的，如果不澄清是非、肃清“左”倾错误，也难以抵制和纠正后一种错误倾向。

邓小平在正式恢复工作以前，已经在 1977 年 4 月 10 日写给中央一封信，信中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指出必须准确地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5 月，他明确指出“两个凡是”是错误的。他在十届三中全会的发言中强调，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

全党上下对继续“左”倾指导思想的不满与抗议，集中地表现在 1978

年 5 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上。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 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这时，华国锋指示中央宣传部门对这场讨论“不表态”、“不介入”，汪东兴也在若干场合指责这篇文章。但是，这场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去。从 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这篇文章中表达的精神。

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都支持这场讨论。他们并在不同场合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在经济建设中必须量力而行，努力抵制和克服仍然存在的“左”的倾向。

1978 年 6 月 2 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再次阐述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批评一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

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同志，说“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邓小平指出，如果反对实事求是，那就说不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只能把我们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据此，他主张，“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①。

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 年末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109、11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