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二大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纲领的制定

1982 年 9 月 1 日，党的十二大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 1545

名，候补代表 145 名，代表着 3900 多万名党员。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代表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叶剑英、陈云就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交替问题讲了话，李先念致闭幕词。

邓小平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①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是整个新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功的。

十二大提出的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大会把继续推进经济建设作为全面开创新局面的首要任务。根据邓小平 1979 年以来的倡议，大会确定：

从 1981 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

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 1980 年

的 7100 亿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2.8 万亿元左右，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把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由先前的实现现代化改为实现小康，是符合我国经济落后和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的。这就从战略指导思想上解决了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五十年代末期以来经济建设中几次大起大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期目标定得太高，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大会还实事求是地规定了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即农业、能源、交通以及教育和科学技术。在战略部署上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了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高涨，大会提出在经济工作中要注意解决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根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的原则继续改善人民生活，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以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这都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次大会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提出经济建设目标的同时，提出要努力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 371—372 页。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大会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体可以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思想建设决定着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其中最重要的是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要用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振奋起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劳动者。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大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靠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和支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些理论和任务的提出，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性要求，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深刻了。

大会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并且制定了新的党章。新党章清除了 1977 年十一大党章中“左”的错误，继承和发展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在新党章的总纲中，对党的性质和党的指导思想，对现阶段我国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对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规定。新党章对党员和党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要求，比过去历次党章的规定更加严格。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还规定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许多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大会强调，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加强党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针对实际存在的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大会严肃地指出：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大会确定，从 1983 年下半年开始，对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

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选出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邓小平为中顾委主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陈云为中纪委第一书记。这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除老一辈领导人外，增加了新的成员。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自 1980 年 9 月后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他们和叶剑英仍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中起重要作用。邓小平是这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党的十二大总结了拨乱反正的经验，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制定了新的完善的党章，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代表大会。

在党的十二大后两个月，1982 年 11 月至 12 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又一次修改宪法。宪法的修改工作由彭真主持。大会通过的新宪法不但彻底纠正了 1978 年宪法中还存在的缺点，而且内容更加完备，增加了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规定。这就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3 年 6 月举行的第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超额完成第六个五年计划，制定和执行第七个五年计划，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奋斗。大会选举李先念为国家主席，彭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决定赵紫阳为国务院总理，选举邓小平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改革开放的全面开展

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其特点是：农村改革在巩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全国改革的重点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城市经济改革由试点发展到全面铺开。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出了重大的步伐。

农村改革以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任务。到 1987 年，全国有 1.8 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98％。1984 年初，宣布土地承包期延长至十五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开发性项目，如果树、林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还可以更长一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酝酿着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198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 1984 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了政社分设，建立了 9.1 万个乡（镇）政府，92.6 万个村民委员会。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的取消，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党中央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农村经济商品化的进程。1985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取消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对粮食、棉花等少数重要产品，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新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产品可以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格卖给国家；其余多数产品，逐步放开，自由交易。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的生产计划。农业税，由过去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这样，就基本上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统购派购政策，把农村经济纳入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逐步向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方向发展。

农村改革的一个人们未曾预料到的大收获，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农业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农村中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起来。1987 年，

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达到 8805 万人，产值达到 4764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50.4％，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这是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乡镇企业的兴办，不仅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更新农民观念方面起到重大作用，而且在提供财政收入、发展出口创汇、推进我国工业化进程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兴起了一大批小城镇。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新事物，它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农村的经济改革，不是采取一哄而起、一步到位的方式，而是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农民群众的创造，因势利导，加以推动。这是党指导社会改革的一个成功的范例。拥有几亿人口的中国农村，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深刻的社会变革，对于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农村经济发展对城市的要求，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所进行的城市改革的试点和探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重要经验，为继续改革打下了基础。对外开放使人们眼界大开，看到正在世界范围兴起的新技术革命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机遇和挑战，使经济体制改革显得更为迫切。 1984 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决定》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决定》围绕着这个根本立足点，系统地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建立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进一步扩大对外的和国内的经济技术交流。《决定》还强调，要起用一代新人，造就一支社会主义经济管理干部的宏大队伍；要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在《决定》精神的指导下，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从 1985

年起全面展开，在 1987 年（即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的那一年）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主要是：

第一，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原来那种与现实生产力水平不完全适应的单一公有制结构有很大改变。 1987 年同改革前的 1978 年相比，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

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值有相当的增长，而它所占的比重由 77.6％下降到 59.7

％，仍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由 22.4％上升到 34.6％；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则由几乎为零上升到 5.6％。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全民所有制商业由 54.6％下降到 38.7％，集体商业由 43.3％下降为 35.7％，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由 2.1％上升到 25.6％。全国城镇个体工商等各行业从业人员由 15 万人增加到 569 万人。所有制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发展经济、方便生活和安置就业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1987 年同 1978 年相比，国营企业留利占利润总额的比重由 3.7％上升到 40％以上（扣除各种税费，实际留利约占 20％），使企业增强了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到1987 年，全国已有 80％的国营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在企业内部，也进行了以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第三，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1987 年与改革前相比，国家计委管理的指令性计划的工业产品从 120 种减少到 60 种，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 40％下降到 17％，国家统配物资由 259 种减少到 26 种，国家计划管理的商品由 188 种减少到 23 种；全国用于生产和建设的资金，由财政筹集的从 76.6％下降到 31.2％，由银行筹集的从 23.4％上升到 68.8％。经济杠杆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增强。

此外，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通过改革，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虽然在着重强调放开搞活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时候，加强和改善国家的宏观管理的措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但总的说来，是向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的积极的转变。

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 1985 年 3 月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改革拨款制度，开拓技术市场，使科学技术机构具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和自动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活力，加强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开发能力，促进研究机构、设计机构、高等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协作和联合，改变研究机构与企业相脱离及部门、地区相分割的状况，促进人才的合理流动等等。其基本精神，是促进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以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尔后的科学技术体制改革，就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

同年 5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改革管理体制，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改革的目的，是使各级各类教育能够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多方面的需要。《决

定》的贯彻，使教育事业得到加强。

十二大以后，在继续推进城乡改革的同时，在对外开放方面，也一连迈出几大步。1983 年 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开发，并于 1988 年 4 月建立海南省，全省作为经济特区。1984 年 4 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这是扩大对外开放的一个重大步骤。1985 年 2 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泉州、漳州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从而，使我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在沿海形成了包括 2 个直辖市、25 个省辖市、67 个县、约 1.5 亿人口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步伐加快，增强了出口创汇能力。到 1987 年，全国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议（合同）项目 10350 项，累计

协议金额 625.09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等达 257.73 亿美元。14 个沿海

开放城市引进技术改造项目 5000 项，成交额 34.5 亿美元，推动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产品的更新换代和结构的调整，并引进了一批新技术，发展了一批新产品，有的还填补了国内空白。

“六五”计划的完成与“七五”计划的制订

十二大以后的几年，特别是其前两年，经济发展比较顺利。经济建设的成就，集中地表现在“六五”计划（1981—198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的顺利完成上。由于计划切合实际，加之通过前几年的经济调整；重大比例关系趋于协调，为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城乡经济体制改革调动了各个方面的积极性，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到 1985 年底，

“六五”计划全面和超额完成。1985 年同 1980 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由 7707

亿元增加到 13335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11％；国

民生产总值由 4470 亿元增加到 8568 亿元，按 1980 年不变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 10％，超过原计划每年增长 4—5％的速度。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民经济活动的效益和效率有所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由“五五”末期的连年下降转为逐年上升，实现了收支基本平衡。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取得重大进展，五年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比“五五”期间增长 46

％，完成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77％。“六五”期间，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五五”时期增长 1 倍，在世界上所占的位次明显提高。科技、教育、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城乡人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有明显提高。1985 年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由 1980 年的227 元提高到 406 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平均每年提高 8.7％，大大超过

1953—1980 年二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提高 2.6％的幅度。

“六五”计划的完成，使过去长期感到困扰的一些经济问题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解决人民温饱问题提供了条件。由于消费品货源比较充足，过去许多定量分配和凭票供应的商品，除粮、油外，已基本取消票证，敞开供应。“六五”时期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十二大规定的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的部署，未能得到认真的贯彻。胡耀邦对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关于经济建设要扎扎实实、理顺关系、打好基础、稳步前进的方针，并不同意。他同地方领导人谈话，主要是讲高速度、高指标，要求提前翻番，争名次。他还强调以刺激消费促进生产，把消费放在生产前头。从 1984 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出现了经济过热、货币发行过多、国民收入超分配等现象。由于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快，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基金增长过猛，部分商品价格上涨过多，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为以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困难。但总的说来，“六五”时期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

由于“六五”计划的顺利实施，早在 1983 年，党中央就着手进行“七五”计划（1986—1990 年）的拟定工作。1985 年 9 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建议》提出了“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和主要政策措施，以及经济体制改革的设想和步骤。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国务院对计划安排作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综合平衡，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 年 4 月，经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实施。

整党和精神文明建设

根据十二大的决定，1983 年 10 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关于整党的决定，开始全面整党。

这次整党的任务是：第一，统一思想，进一步实现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纠正一切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第二，整顿作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纠正各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反对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第三，加强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家长制、派性、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改变党组织的软弱涣散状况；第四，纯洁组织，按照党章规定，把坚持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清理出来，开除出党，关键是清理“三种人”，即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

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党内思想、作风、组织不纯和纪律松弛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又处于空前活跃和深刻变动之中，

在这种条件下进行整党，党内外群众必然会深切关注并寄予很高期望，同时也必然会遇到许多事前难以完全估计到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整党具有很大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时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的胡耀邦对整党不重视。他擅自将整党中“统一思想”的任务改为“端正业务指导思想”，并片面地提出“整党促进经济，经济检验整党”。这更使全面完成整党任务遇到很大的困难。

这次整党在全党分期分批进行，历时三年半，到 1987 年 5 月基本结束。经过整党，总的说来，全党在思想、作风、组织、纪律四个方面，都有了进步，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上的严重不纯状况有了改变，同时也积累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重要经验。这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据统计，通过党员登记和组织处理，开除党籍的有33896 人，不予登记的有 90069 人，缓期登记的有 145456 人，受留党察看、撤销党内职务和向党外组织建议撤销党外职务、党内受严重警告、警告等党纪处分的共有 184071 人。但是，整党工作发展不平衡，有一部分单位包括一些高、中级党政领导机关，没有全面完成整党的四项任务，有的甚至走了过场。

十二大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到了重要位置。一般地说，物质文明建设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特殊地说，商品经济的发展，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客观环境，更迫切要求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事实上，在强调发展商品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确实存在着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这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在党着重纠正“左”的错误的时候，出现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右的错误倾向。在 1983 年 10 月召开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尖锐地揭露了思想战线上出现的混乱现象，指出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宣传抽象的民主，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会把青年引入歧途；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一窝蜂地盲目推崇。“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①。他说，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开展的反对精神污染，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由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的消极对待，未能进行下去，造成了严重后果。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32 页。

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1986 年 9 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作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决议》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要求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动员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纪律的教育，普及和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作用，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带头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决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搞好这项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还指出，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对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有力地抵制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防止种种迷失方向的危险，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的考验。《决议》强调：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即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是根本违背人民利益和历史潮流，为广大人民所坚决反对的。针对这次全会会议上那种不赞成提“贤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主张，邓小平明确指出，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所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①。1987 年 3 月，邓小平又说，不仅要讲十年二十年，还要“加上五十年”②。

这个决议所强调的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内容，没有立即得到认真有力的贯彻，对于实际存在的右的错误倾向，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1986 年底，发生了波及不少城市的学潮。邓小平发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这个讲话和他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的传达，给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供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武器。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开除了少数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共产党员的党籍。由于及时有力的疏导，学潮很快平息。直接引发这一学潮的原因，各地各校有所不同，其中包括由中央、地方以及学校某些工作中的失误所造成的对党的领导的不信任情绪。但总的说来，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从中央到许多地方，政治思想战线软弱混乱，不少阵地包括某些高等学校讲坛不能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侵袭，以致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有极少数共产党员带头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起了很坏的影响。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对此负有重要责任。

①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43 页。

②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月），第 10 页。

1987 年 1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胡耀邦在会议上检讨了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的失误，并请求中央批准他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会议对胡耀邦进行了严肃的同志式的批评，同时也如实地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绩。会议决定：一致同意接受他的辞职请求，继续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赵紫阳在 1980 年以前做地方工作有成绩，1980 年 9 月以后担任国务院总理在经济工作方面也有成绩，所以被推选为党中央代理总书记。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后经同年 10 月召开的十二届七中全会确认。

鉴于这次学潮的教训，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 1987 年 1 月 22 日作出

《关于加强法制教育维护安定团结的决定》。中共中央于 1987 年 1 月 28 日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重要性和长期性，切实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并规定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若干政策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