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

在 1947 年 7 月发布“戡乱动员令”后，国民党政府尽力征发一切可能征发的人力物力，继续进行内战；任意逮捕、监禁、屠杀工人、学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颁布并实施《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给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加上一点“民主”的装饰， 1948 年 3 月至 5 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行宪国大”，“选举”蒋介石为“大总统”。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和争吵，并且由于美国政府也在考虑必要时由国民党内别的人物来代替蒋介石，桂系首领李宗仁被“选”为“副总统”。国民党当局还积极部署他们的残余力量和地方势力，在南方和边远地区加强阵地，准备对革命人民作最后的抵抗。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 1948 年陷于绝望的崩溃状况。物价成倍猛涨。

上海这年 6 月的米价每石达法币 800 万元，为年初的 8 倍。国民党政府在 8 月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10 月又制订《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以 300 万元法币兑换 1 元金圆券。但金圆券又迅速贬值，物价涨风更剧。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其经济危机而采取的一切办法都无效，只是使城乡劳动人民遭到彻底洗劫，使民族工商业进一步濒临绝境。

随着国民党统治基础的走向瓦解，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形势的鼓舞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旗帜下展开斗争。1947 年 10 月，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遭到非法逮捕，惨死狱中。杭州、南京、上海、北平等十二个城市的十万余名学生掀起一场“反对非法逮捕、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1948 年初，国民党当局制造同济大学血案，上海、北平等地学生的反迫害斗争再次出现高潮。4 月，华北学生为抗议当局取缔华北学生联合会而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并同平津地区教职员工为要求调整待遇而举行的罢教、罢职、罢工、罢研、罢诊斗争相结合，形成声势浩大的四月风暴。5 至 6 月间，爆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由学生首先发动、随即得到社会各阶层响应的反对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运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陷于彻底的孤立。

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国民党当局对爱国民主力量的迫害的加紧，以及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深入，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

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

尽管参加过民主同盟的青年党，民社党跟随国民党走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大多数人在不参加“国大”、国民党政府和反对伪“宪法”的斗争中，仍同共产党站在一起。在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前夕， “对于谈判，民主同盟主张态度要强硬，坚决不让，要打便打，他们认为战争不可免”，并表示愿同共产党“共患难”①。他们在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的斗争中起了积极作用。他们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奋斗，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进步，这是各民主党派在这个时期的表现的主要方面。

国民党当局不仅极度仇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充满敌意。尽管民主同盟等一向主张“以民主的方式争取民主，以合法的行动争取合法的地位”，国民党当局还是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它们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地方组织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1947 年 5 月，国民党公布伪造的所谓《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公然诬蔑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受中共之命，而准备甘为中共之新的暴乱工具”。10 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新华社在评论中指出，“民主同盟只是一个赤手空拳的组织，他们连‘一支手枪也没有’，并且不打算有，他们的凭借就是言论、出版，而这样的武器也早已被蒋介石没收了”。蒋介石不允许民盟这样的组织存在，这就“使在蒋介石统治下进行任何和平运动、合法运动、改良运动的最后幻想归于破灭”①。 1947 年 11 月 6 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

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团结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党的组织同他们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关系，鼓励和支持他们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这也帮助了民主党派中的左派，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

1948 年 1 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明确宣告，民盟“决不能够在是非曲直之间，有中立的态度”，指出独立的中间路线不符合中国的现实环境，是“行不通”的。民盟必须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场，为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集团、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驱逐美帝国主义出中国、实现人民的民主而奋斗。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

① 《中共中央关于时局近况的通报》，1946 年 6 月 28 日。

① 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1947 年 11 月 6 日。

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①。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7 年 11 月 12

日和 25 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

他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 1948 年 1 月 1 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会议宣布，“当前之革命任务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通过实际的教育，它公开表示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 年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这年 8 月开始，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便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

历史的经验雄辩地证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②。曾经持有这种主张的人，除了极少数走向反动以外，绝大多数在实际生活中逐步抛弃了这种主张，确认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正确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① 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1981 年 12 月 15 日，见《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47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