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

红军的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中央红军长征在开始时是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而被迫进行的。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一切笨重的器材。全军八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十六个师、七十七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军、湘军、桂军分别堵截。红军连续突破四道封锁线，但也遭到惨重的损失。突破最后一道湘江封锁线时，由于湘、桂军阀间的矛盾，敌方防线曾出现一个缺口。1934 年 11 月 27 日，红军先锋部队占领湘江重要渡口界首。如果整个部队轻装前进，是有可能迅速抢渡湘江的。但由于随携的坛坛罐罐太多，行军速度太慢。中央机关在两天后才赶到渡口。这时，湘、桂两军已在飞机支援下向渡口猛烈夹击。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固守渡口的红军为了掩护其他部队渡江，付出巨大牺牲。直到 12 月 1 日，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在东岸而全部损失外，主力红军渡过湘江。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部队明显地滋长起怀疑不满和要求改换领导的情绪。一些曾经支持过“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也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逐步改变态度。

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形阵势，等候中央红军钻入，准备将它一网打尽。在这个紧要关头，毛泽东根据实际情况，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他的主张得到许多人的赞同。部队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城后，转入贵州。11 月 18 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正式通过决议，放弃向湘西前进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 年 1 月 7 日，攻克黔北重镇遵义。由于红军突然改变行军方向，甩开了原来尾追和堵击的敌军，在遵义得到十二天的休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纠正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尖锐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实行单纯防御、在长征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争辩，会上多数人同意他们三人提出的提纲和意见，认为博古在会上所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一反以前的行军方式，好像忽然获得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红军处处主动。在遵义以西，四川、贵州边界反复四次渡过赤水河，使敌军感到扑朔迷离，疲于奔命。3 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慌忙将云南部队调来增援。毛泽东早就说过：“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①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地奔袭云南，先锋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在 5 月 9 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休整五天，继续北上。这里已是四川境内。在进入大凉山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红军一部分由十七勇士领头，强渡成功。但大部队仍不可能在这里迅速过河。大部队乘敌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前，以两天时间赶完三百四十里行程，直取泸定桥。以二十二名战士组成的突击队冒着敌军密集火力，攀缘桥上铁索，冲过泸定桥，中央红军胜利渡过了天险大渡河。

过河后，他们又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这座山位于懋功以南，海拔四千多米，一上一下要走七十里路，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些人坐下休息就起不来了。6 月 12 日，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后到达懋功东南的达维，见到在此迎接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红四方面军是在 4 月嘉陵江战役胜利后，放弃川陕苏区，向西转移的）。接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领导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都出席了大会。两大主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会师大

① 刘伯承：《回忆长征》，见《回顾长征》，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页。

会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这时，两个方面军都已离开原有的根据地，关键是要解决在什么地区创立新的根据地。报告中提出新根据地需要具有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好机动；二、群众条件较好，人口较多；三、经济条件较好。结论是应该去“川陕甘”。会上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全体通过这个战略方针。28 日，政治局根据会议精神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①。

本来，在两大主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加，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八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三万人左右，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两河口会议时，他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后却处处作梗，借以要挟，取得红军总政委的职位，但暗中仍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 月 3 日，红军总部在《夏洮战役计划》中，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已改称红一、三、五、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军、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8 月 21 日，右路军开始过大草地。大草地荒无人烟，到处是野草丛生的沼泽和散发出腐臭味的黑色淤泥潭。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稍一不慎，踏进泥潭，就可能被吞没。干部和战士经过长途跋涉，又缺少粮食和盐吃，冻馁交加，体质已十分虚弱，很多人牺牲在草地中。右路军走了六天六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可是，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张国焘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 月 9 日，他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担任右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看到电报后，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紧急磋商，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第二天，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要他立即率部北上，他仍置之不理。9 月12 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1935 年 6 月 28 日，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16 页。

红军北上和三大主力的会师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9 月 17 日，先锋部队攀登悬崖陡壁，袭击国民党守军侧背，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随即占领哈达铺。在这里，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 27 日，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10 月 19 日，北上红军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11 月初，他们在甘泉同由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在陕甘地区活动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的长征，终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

坚持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的张国焘，在 9 月下旬指挥原左路军和右路军

一部分重过草地，计划到粮食较多的宝兴、芦山、天全一带去。 10 月 5 日，他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朱德、刘伯承一直同他进行坚决斗争，并同反对张国焘分裂行为的徐向前等一起，耐心地对受欺骗的指战员做工作。中共中央在 1936 年 1 月 22 日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 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重新南下的部队在作战中伤亡很大，到 4 月间只剩下四万多人，减员过半。这时，中共中央仍一再来电，催促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红二、六军团即将到来。张浩也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致电张国焘，要求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成立西南局。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在这年 6 月 6 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在任弼时、贺龙等领导下， 1935 年 11 月从湖南桑植出发也经历千难万险，渡过金沙江，越过大雪山，

在 1936 年 7 月 2 日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甘孜。中共中央指定红二、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三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支持，红二、四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 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

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22 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四方面军也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10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

划。 11 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 1937

年 3 月失败。

在主力红军出发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在八个省的十五个地区独立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游击战争。他们在失去同中共中央联系并被敌人分割封锁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艰险，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为中国革命作出

了重要贡献。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继续坚持斗争，先后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六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汤原游击总队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基本武装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红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重兵的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自然险阻，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长征的传奇性故事传遍国内外，表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前，红军曾发展到三十万人。由于党的领导机关所犯的错误，革命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已不足三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可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主干。他们在长征途中，还到处播下革命的种子。正当抗日烽火即将在全国燃起的时候，三支主力红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这个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