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党整风和反右派斗争

全党整风实际上也是八大提出来的。联系到延安整风，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现在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不利于党内团结和党同人民的团结，必须大力克服这些严重缺点，才能把我们面前的伟大的建设工作做好。1956 年 11 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当时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①为鉴戒，强调在兼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和脱离人民群众，决定明年开展全党整风，现在就要进行酝酿和准备。

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

这次整风的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由于国内的敌我矛盾已经基本解决（还没有完全解决），层出不穷的人民内部矛盾日渐显现和突出。这些矛盾，通过或者联系到人民群众同他们的领导者即人民政府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解决这样的矛盾，从思想教育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要教育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政府工作人员、经济和文化机关工作人员，认真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另一方面是要教育群众提高觉悟，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前一方面是首要的方面，全党整风就是着重从这一方面来解决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并且学习在由革命转入建设的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课题。

1956 年秋冬，出现了一些不安定的情况。国际上东欧的波匈事件不能不在我国发生影响，国内社会改造的急促和变化的深刻，加上经济建设中未能完全克服冒进，使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出现某些紧张。这年下半年在许多城市出现粮食、肉类和日用品的短缺。少数学生、工人和复员转业军人在升学、就业和安置方面遇到不少困难，发生少数人闹事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 年 9 月到 1957 年 3 月的半年时间内，全国有多起共约一万多工人罢工，一万多学生罢课请愿。在农村中，夏收以来不少地区接连发生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风潮。对时局变化最为敏感的知识分子，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方针提出后，思想日趋活跃，批评教条主义，在文化、教育、科学等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有些人还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干部作风上的问题提出公开批评，其中有不少尖锐意见，还有一些错误议论。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思想上缺乏准备，陷于被动地位；或者用老眼光

① 1956 年 6 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同年 10 月到 11 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发生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

看待新问题，把群众闹事和尖锐批评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企图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

1957 年 2 月，毛泽东在有一千八百多人出席的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就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且从理论上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学说，而同那种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一遇到矛盾便把它当作外来的敌我矛盾的理论区别开来。他还联系农业合作化问题、工商业者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如何看待肃反的问题、少数人闹事的问题，以及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勤俭节约和中国工业化道路等问题，系统地分析和阐明正确处理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1957 年3 月中央宣传部召开有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进一步论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估计（绝大多数赞成社会主义制度；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欢迎，但还是爱国的；抱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知识分子改造和同工农群众结合的必要，并且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也是长期性的方针；领导我们的国家应该采取“放”的方针，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

这两篇讲话在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传达和讨论，引起热烈的反响。传达和讨论这两篇讲话的进程，也就是揭露和检查各方面人民内部矛盾的进程，从共产党方面来说，整风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中央连续发出一系列党内指示，党报公开发表一系列社论，对这一进程加强督促。毛泽东、刘少奇分途南下，沿路作报告，要求党的干部充分认识由革命到建设的深刻转变，充分理解采取党现在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文学艺术、科

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①。

月 27 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由于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因此有必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应该多采取个别谈心或开小型的座谈会和小组会的方式，一般不要开批评大会或斗争大会。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说明：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的提出，整风和通过整风想要造成的政治局面的提出，是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成果，对于党的事业同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从整风到反右派的转变

整风指示发布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大家“鸣”“放”（这是在讨论和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形成的简化词语）。从 5 月 8 日到 6 月 3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

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5 月 15 日至 6 月 8 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的批评和建议。党衷心欢迎广大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5 月间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指出：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

① 毛泽东 1957 年 3 月写的讲话提纲。

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这些党内指示说明，党确实诚心诚意希望通过整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包括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克服党内的不良倾向，加强党和人民的团结。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的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这是党本来清醒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5 月 16 日中央发出的党内指示，在强调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诚恳、正确的同时，指出应当注意最近一些天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中央当时决定，对于这些错误言论，放手让他们发表，原样地在报纸上报道，暂时不加批驳，以便暴露其反动面目。就是说，党从原来不主张“大鸣”、“大放”，改变为主张“大鸣”、“大放”，叫做从右派手中把这个武器接过来。5 月 19 日北京有的高等学校中开始贴出大字报。中央当时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迅速蔓延。这样，就出现了和人为地加剧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空气和不稳定状态。

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党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运动的主题开始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对敌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6 月 8 日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党内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被认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就是说，在共产党和共青团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大批右派分子。从夏季到秋季，党用很大的力量来指导和扩展反右派运动。1957 年 7 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的关系，提出了整个整风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的安排。9 月到 10 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主要也是讨论整风和反右运动。

整风和反右运动的完全结束，是在 1958 年夏季。

反右扩大化的后果和影响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中国，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的右派分子确实存在。对右派的进攻坚决反击，对反社会主义的思潮进行批判，在党内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果放弃这种斗争，不在问题发生的范围内鲜明地击退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就会造成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混乱。这方面党所取得的经验，是宝贵的、有长远意义的。但是，右派分子只是极少数。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斗争的猛烈发展没有谨慎地掌握，结果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中的设想本来是：批判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1957 年 6 月 29 日中央指示，右派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这已经不是主要批判政治思潮，而是更多地着重于具体指名，但是人数还较有限制。仅仅过了十天，中央指示准备点名批判的人数扩大了一倍。8 月要求运动进一步向地县、市区、大厂矿（以后又提出向中小学教职工）展开，并且提出要深入“挖掘” 右派。9 月八届三中全会统计，已划右派六万余人，最后运动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对右派性质的判定，7 月 11 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还是讲“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同时指出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过了不几天中央就断定：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就从数量和性质两个方面导致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运动方法的采用，也是使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中，有极少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许多人只是向党的工作和党的干部提出批评意见，批评或者是正确的，或者有片面性，但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过分自以为是，听不得逆耳的批评，往往把这些批评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现实和理论提出一些问题和想法，即使方向有偏差，也应该通过讨论和教育来解决，不应该当作反社会主义加以打击。许多忠贞的同志，许多同党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朋友，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许多政治上热情而不成熟的青年，由于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了长期的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由于反右扩大化而使更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对党的信任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也是党和国家的损失。

整风开始的时候，中央反复强调不要用对敌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尽管如此，在出现极少数右派分子进攻的复杂局势下，由于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形成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党的各级领导还是走上对敌斗争的群众运动的熟路，把历史转变时期新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这是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说明驾驭不熟悉的复杂政

治局势的艰难和实现政治生活历史性转变的不易。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毛泽东在全会初期的讲话中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在全会的小组讨论中，不少同志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党的八大关于这个问题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不能由于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就改变八大的结论，不应当把一时激化的阶级斗争，当作长期的主要矛盾。另有一些同志则认为经济领域中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基本解决，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仍将是长期的，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会议后期的讲话中，否定了前一种意见。

后来八大二次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一步断言：“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并且宣布我国社会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右派分子同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被称为一个剥削阶级；“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另一个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是两个劳动阶级。这样，知识分子实际上一般地被列入第二个剥削阶级的范围。

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根本上说是正确的。那次会议并没有否认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而且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1957 年右派进攻的事实证明意识形态领域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确是没有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的完成而自然结束。但是怎样处理好这种斗争是个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党还缺乏经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根源。

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需要经历复杂的考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前后约达二十年（1957

—1976 年）之久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在这两大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