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左”倾错误努力的受挫

贯彻“左”倾方针的“斗、批、改”

九大以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毛泽东说：“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这里说的只是工厂，实际上，同样的做法也用到其他各个领域。毛泽东亲自抓了北京的六厂二校作为他指导“斗、批、改”的试点单位，要求各地按这些单位总结的经验，仿照执行。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他的“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 的意向。但是，“斗、批、改”本身就是“左”倾方针的表现。通过“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里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社会秩序和国家工作很难有多大的好转。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阶段一项重要的任务。毛泽东的一个批示被称为“五十字建党纲领”。这个批示说：“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把“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作为建党的唯一宗旨，而对领导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却只字不提。当时所说的“阶级敌人”，主要是指所谓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这种建党方针显然是错误的，有害的。在整党建党中，要求党的组织按照这种方针进行整顿和吸收新党员，当时称为“吐故纳新”。其结果是一部分合乎条件的党员不能恢复组织生活或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而接纳的新党员则有一部分不合乎党员条件。这次整党建党，由于指导方针不正确，问题很多。“文化大革命”期间严重发展的个人崇拜、争权夺利、破坏党的组织纪律、大闹派性等恶劣的思想作风对党的侵蚀和损害，根本不可能得到解决。党员之间、党员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大部处于一种很不正常的状态。但是，毕竟重新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恢复了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这对于稳定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所谓“教育改革”。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高等学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毛泽东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 1970 年 6 月，党中央决定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恢复招生，明令废除历来实行的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招生办法，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用这种办法招收的学生被称

为“工农兵学员”。学制缩短为二至三年。以后，又确定工农兵学员学习期间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教育改革”带来的恶果是：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学员入学时很大一部分文化程度过低，学习过程中业务、文化课程大量减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 上大学成风。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大多数教师还是克尽职守，不少工农兵学员也能经过努力，取得一定的学习成绩。但是，总的说来，长时期的“停课闹革命”和这种所谓“教育改革”，贻误了一代青少年的教育和成长，后果极为严重。 1971 年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由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即：建国后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曾经指出：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张春桥等人无视这些意见，把“左”倾错误推到极端。他们写进《会议纪要》的这两个完全错误的估计，长时期成为广大教师以至广大知识分子的沉重的精神枷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分配工作。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立即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这个运动被宣传为具有“反修防修”、“缩小三大差别”的重大政治意义。几年内，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人数前后共达一千六百多万。广大知识青年去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做出了贡献。但是，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超过一百亿元。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为此加重了负担。这在当时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个阶段，还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部下放。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加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些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尤其荒谬的是，一部分国营工厂的工人因为生产任务不足，或者因为派别纠纷，也被派往农村“向贫下中农学习”，又人为地加剧了这一方面的社会矛盾。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斗、批、改”便很少再被提及。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九大以后，毛泽东认为党的重建问题已经初步解决，转而把考虑的重点放在政府的重建方面。 1970 年 3 月 8 日，毛泽东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看成是夺取更多权力的机会。这个宗派集团本来就是以个人野心为基础，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逐步结合而成的。由于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居于“副统帅”的地位，这个集团的权势发展很快，经过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达到高峰。这时，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已正式写入党章；林彪集团的其他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通过军委办事组这一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了日常的军事领导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取得显赫地位的陈伯达，这时与江青的矛盾日趋尖锐转而投入林彪集团。他们阴谋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时机，实现由林彪担任国家主席的企图。虽然毛泽东多次明确说，不设国家主席，他不担任国家主席，但是 1970 年 4 月 11 日，林彪一反常态，仍然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表面上，林彪建议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实际上，叶群 1970 年 7 月在他们一伙人中私下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才是他们的真实意图。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是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这些野心家根本不讲原则，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争夺各自宗派集团的权力。他们总是要借机生事，借堂皇的题目作卑劣的文章。在审定宪法修改草案时，这两个集团之间积累的矛盾开始表面化。在 1970 年 8 月 13 日的宪法

工作小组会上和 8 月 14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坚持要在宪法中表述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句子中加上“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而康生、张春桥则发言反对。他们之间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文字之争，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是一场大的斗争的前奏。

1970 年 8 月 23 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就在会上抢先发表讲话，仍然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并利用宣传“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把矛头指向江青集团。8 月 24 日下午，在讨论林彪讲话的分组会议上，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发言，并宣讲一份由陈伯达选编的题为《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材料。他们在发言中，按照林彪讲话的主旨，抓住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两个问题，不指名地攻击张春桥。华北组当晚发出登载集中反映这些发言内容的第二号简报。这份煽动性很大的简报，在各组引起强烈反响。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成员，听说有人“否认毛泽东是天才”、“贬低毛泽东思想”、“不赞成毛泽东当国家主席”，都表示极大的愤慨，要求把这种人“揪出来”，从而造成一种紧张局势。

毛泽东这时察觉到林彪等人为争夺个人权力进行的宗派活动，他于 8 月

25 日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

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31 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提出“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全会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伯达展开揭发批判。吴法宪等也受到批评。全会于 9

月 6 日恢复原定议程，基本上通过宪法修改草案，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在

适当的时候召开四届人大；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 1970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中央于 11 月发出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通知，提出高级干部“只有读一些马、恩、列、斯的基本著作，才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接着中央召开华北会议，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揭发批判陈伯达。中央还派人参加军委办事组，对林彪集团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1971 年 4 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责令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在会上检讨。4 月 29 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批陈整风运动扩大到全国基层单位。

九届二中全会后党中央和毛泽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削弱了林彪集团的权势，打乱了他们的阵脚，使他们陷于被动的境地。林彪集团眼见形势对他们不利，决心铤而走险，策划武装政变。

早在 1969 年 10 月，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

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1970 年 10 月，林立果利用职权秘密组织武装政变的骨干力量，代号为“联合舰队”。他们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建立秘密据点，进行联络，私藏枪支、弹药、电台、窃听器，收集党和国家的机密文件。他们还在广州、上海组织“战斗小分队”、“教导队”，对精心挑选的成员进行特种训练。 1971 年 3 月，“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在上海会商，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571 工程”纪要》（571 为“武起义”三字的谐音，指“武装起义”）。这个后来被查获的《纪要》分析了形势，规定了实施要点、口号和策略。正当“联合舰队”积极准备发动罪恶行动的时候， 1971 年 8 月中旬，毛泽东去南方巡视。他在武汉、长沙和南昌，分别召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区的党政军负责人进行多次谈话。毛泽东着重谈了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指名批评林彪和黄、吴、叶、李、邱等人。他指出：“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他还指出：“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林彪对这件事“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毛泽东尖锐地提出林彪的问题，表明他不仅不再信任林彪，而且认为林彪已成为反对他的另一个司令部的头头。

当时住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通过他们的亲信得知毛泽东谈话的内容，陷于极大的恐慌之中。9 月 7 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8 日，林彪下达批准林立果这一行动的手令。他们密谋在毛泽

东南行的旅途中对他采取谋杀行动。同时，他们还作了带领亲信骨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准备。

9 月 3 日，毛泽东从南昌到达杭州。当他了解到一些可疑的情况后，立

即机智地采取措施，迅速乘车于 9 月 12 日提前返回北京，使“联合舰队” 的谋杀计划破产。

9 月 12 日晚 10 时 30 分，周恩来接到中央警卫局的电话报告，反映林立果傍晚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从北京到山海关等异常活动的迹象。周恩来立即警觉地下令追查擅自调飞机到山海关的事，并命令将飞机马上飞回北京。林彪、叶群、林立果看到南逃阴谋已难得逞，于 9 月 13 日凌晨强行乘飞机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有的畏罪自杀，有的被捕。一场武装政变阴谋被彻底粉碎。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造成的恶果。在已经进行五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党的领导作用被严重削弱，党的组织纪律被破坏，大批坚持革命、富于斗争经验的老干部被打倒或排斥，党的各级组织涣散，国家的民主和法制被践踏，拉帮结派、争权夺利公开化、合法化，整个国家陷于严重动乱。这就造成一种条件，使林彪反革命集团能够横行无忌，敢于铤而走险。从这一惊心动魄的事件中，人们清楚地看到，鼓吹个人崇拜最力的林彪竟然阴谋杀害党的主席，即他所高呼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由党章法定的接班人竟然叛国出逃；新擢升的六名政治局委员竟然一同从事反革命活动，等等。这些具有极大尖锐性的事件，促使人们进行严肃的思考：“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是什么结果？什么前途？ “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不是必要的？究竟有没有合理性？天下大乱究竟能不能导致天下大治？天下大治究竟为什么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究竟要不要这样“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究竟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究竟有没有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反之，“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给中国人民中的任何阶层带来任何利益和希望？“文化大革命”五年来究竟依靠的是什么社会力量，它所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巨大灾难究竟有什么意义？继续下去又还有什么意义？九一三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的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毛泽东本人也由此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失望。

国民经济在动乱中的起伏及随后的调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 1967 年到 1968 年，国民经济受到社会动乱

的破坏而急剧恶化。 1966 年下半年，由于红卫兵运动和全国大串连的干扰，使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受到许多损失，不过，当时的动乱主要集中在文教

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还未被打乱，特别是由于五年调整给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较好的基础，因而 1966 年各项生产建设事业仍然取得

比较好的成绩。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2534 亿元，比 1965 年增长 13.4％。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国家财政收入比上年增长 18％，全年收支相抵还节余 17.2 亿元。许多生产建设项目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

年度计划。但是，当 1966 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就给经济建设带来严重的灾难。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去控制。原定的 1967 年

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实际上被废置。 1968 年连年度计划都未能制定。这是我国建立经济计划以来仅有的没有执行年度计划的两年。企业内部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尤其是前五年调整时期制定并实行的比较完备的具体方针政策，如工业七十条等，都被当作“修正主义”的“管、卡、压”而遭到践踏。甚至把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按劳分配原则、利润指标等也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摒弃。其结果是企业管理混乱、产品质量下降、成本上升、劳动纪律松弛，工伤事故增加。加上许多工人离开岗位，交通运输阻塞、物资供应困难、协作关系中断，社会治安不好等等原因，全国大批工矿交通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由此造成这两年的生产大幅度下降。1967 年工农业总产值比 1966 年下降 9.6％，1968 年比 1967 年再下降 4.2％。

国民收入 1968 年比 1966 年下降 13.3％。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居民取暖用煤和棉布定量供应的数量都有所减少。

随着全国省、市、县级革委会的陆续建立，党的九大的召开以及党的各级基层组织的相继恢复，国内形势稍趋安定，国民经济逐步恢复。

1969 年 2 月，召开了中断两年的全国计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69 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并把它作为主要文件下发，由各地边执行，边补充。这时，主持政府工作的周恩来等领导人抓住时机，着手恢复各主要工业部门和其他综合经济部门的工作，加强了从宏观上对国民经济的调控。通过这些努力，使 1969 年的国民经济有所回升。 1969 年工农业总产值达

到 261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8％，国民收入达到 1617 亿元，比上年增长19.3％。但是，这种增长带有明显的恢复性质，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大部分指标仍然低于或大体相当于 1966 年的水平。由“左”倾错误造成的经济工作中的许多困难问题依然严重存在。

1970 年 2、3 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拟定了《1970 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当时对国际形势可能导致外敌入侵的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对国内刚见好转的经济形势估计过于乐观，突出强调要“以战备为纲”，集中力量建设战略后方，建立自成体系的经济协作区，要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订的计划纲要，又出现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的问题，还出现向地方急速地盲目地下放企业管

理权限的问题。 1970 年的经济建设按照这个纲要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重点是国防工业建设）迅速地全面铺开，地方“五小”工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迅猛发展，中央企业事业单位大规模下放给地方的经济体制变动急剧地推行。经过这些方面的工作， 1970 年国民经济取得较大的进展。这一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基本

上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原订的主要指标。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产量超过 1966 年的指标。但是，这种盲目冒进的建设和体制变动必然带来许多严重问题。过一年年底，在经济发展中已暴露出一系列矛盾，如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需要；原材料工业不能适应加工业发展的需要；基建规模偏大、项目过多，积累率过高；产品质量下降，设备失修，事故增多等等。然而， 1971 年的经济建设，仍然不顾这些矛盾，盲目地继续追求“四五”计划纲要中规定的高指标。在向地方过多过快地下放企业管理权限以后，中央的宏观调控手段大为削弱，各地为建立各自“小而全”的经济体系到处“铺摊子”，纷纷提出要把产量“翻一番”；加之当时用于内地建设和军工项目的投资比重居高不下，这样， 1971 年的基建规模不仅没有

压缩，反而进一步扩大，经济建设的冒进之风有增无已。到 1971 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即职工人数突破五千万，工资总额突破三百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八百亿斤，大大超过预定的计划。 1972 年，“三个突破”的问题继续有所发展，以致挖了国家的粮食库存，由此造成国民经济一系列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巨大恶果。

1972 年至 1973 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首先着重解决“三个突破”的问题，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的管理，整顿粮食统销工作；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到国民经济首位；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适当降低国防建设费用；将“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降低；加强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统一计划和遵守纪律等等。

经过近两年的调整，虽然在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没有根本纠正的情况下，经济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经济冒进造成的危害到 1973 年下半年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经济形势明显好转，经济工作包括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有一定的发展。 1973 年，我国从国外进口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

机，包括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等重要项目。 1973 年

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3967 亿元，比上年增长 9.2％，国民收入达到 2318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财政收入达到 809.7 亿元，比上年增长 5.6％，实现收支平衡。 1973 年成为几年来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取得这些建设成绩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功劳，而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这一时期在一些重大工程项目和科技项目上取得的

成果，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在铁路建设中， 1970 年7 月建成成昆铁路、 1972

年 10 月建成湘黔铁路、 1973 年 10 月建成襄渝铁路，连同此前建成的宝成、川黔、贵昆铁路，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梗阻的闭塞落后状况。这些铁路干线建设的工程异常艰巨，施工条件极为恶劣，它们的顺利建成，不仅在中国铁路建设史上是创举，在世界上也属罕见。在科学技术领域， 1970 年 4 月我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我国在宇宙航天技术方面取得历史性的突破。作为我国能源建设中一个重要支柱的大庆油田，也曾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大庆人勇敢地克服干扰，使油田开发工作从 1971 年

起走上正常的轨道，原油产量长时期保持持续和高速的增长，到 1975 年已

达到年产 4625.9 万吨，为全国原油产量突破 1 亿吨奠定了基础，并且取得在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上建设这类特大油田的丰富经验。所有这些都表明，工业科技战线上广大的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同其他战线上广大的干部和群众一样，在长时期社会动乱的局面下，始终以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排除万难，辛勤劳作，努力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这些多方面的贡献，显示了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所凝聚起来的巨大的力量。

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及其受挫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采取一系列措施，解决与这一事件有关的各种重要问题。党中央责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又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党中央将林彪事件自上而下在各级干部和党员中进行传达。从 1971 年 12 月起，党中央陆续批发粉碎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的三批材料，在全国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揭发批判林彪集团的罪行，清查与林彪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这一系列措施，都取得相当的成效。这时，毛泽东虽然从林彪事件中吸取了某些教训，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政策，但是，他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性错误，仍然让江青一伙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以后政治局势又出现大的反复。

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亲自抓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周恩来紧密配合，使这一工作很有进展。 1971 年 11 月 14 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这就为“二月逆流”的错案平了反。 1972 年 1 月 10 日，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在他的谈话中和周恩来所作的悼词中，肯定了陈毅一生对革命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为陈毅恢复名誉。 1972 年 4 月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正

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要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 和右的干扰。许多老干部或他们的家属纷纷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弄清问题，落实政策。毛泽东对其中一些信件作了批示。根据这些批示，周恩来反复督促有关部门尽快结束一些专案审查工作，恢复一些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的同志的名誉，并把一大批下放劳动或“靠边站”的各级党政军负责干部重新安置到领导岗位。一批专家、学者，教授也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尽管他们的处境仍然很不好，但是许多人都尽其所能，为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在艰难中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 1973 年 3 月 10 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

复邓小平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1973 年 12 月，毛泽东在同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提出要给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坦率地作自我批评说：“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这一系列行动，在党内外产生了强烈的政治影响。

在这期间，周恩来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和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这是 1967 年 2 月许多中央领导人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他在一些全国性的重要会议上和其他场合，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指出，极左思潮不批透，人们就没有勇气贯彻党的正确路线。针对当时干部在生产和业务工作上普遍存在的顾虑，他指出：“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根据他的意见，国务院有关经济部门提出整顿企业和加强经济管理的具体制度和措施。在农村工作方面，党中央重申农村工作必须认真按照农业六十条的规定进行。党中央还作出关于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解决当时农村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问题。在文化教育方面，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提示，提出关于加强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的三点意见，并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进行宣传。《人民日报》也发表河北省怀来县沙城中学的教学改革经验，提出中学教育应“以课堂教学、学习书本知识为主”。这些宣传报道，反映了广大科研人员和教师学生的迫切愿望。

但是，由“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思潮起家的江青集团，决不肯就此善罢甘休，而是继续追求最高权力，林彪的灭亡只是使他们认为在这种权力追求中减少了一个障碍。各个领域的干部为清除极左思潮影响、恢复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一方面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另一方面却遭到江青一伙的反对。江青一伙对《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些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进行指责，指令在人民日报社内部开展批判“右倾回潮”的活动。他们还指使上海《文汇报》组织文章攻击周培源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的正确意见。根据周恩来意见由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提交 1973 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的时候，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赞成，唯有张春桥、姚文元把持下的上海反对。张春桥公然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我们是光荣的孤立”。 1972 和 1973 年

两次全国计划会议的两个文件草稿，由于张春桥的阻挠，没有作为正式文件下发。

毛泽东也没有从林彪事件中完全清醒过来。他仍然梦想着“文化大革命”或者还能有一个比较接近他原来愿望的某种圆满结束。当周恩来等一批领导干部同江青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发生尖锐对立的时候，毛泽东又错误地支持了江青、张春桥等的主张。“文化大革命”是“左”倾错误的产物。批判极左思潮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因而他作出林彪集团正是极右而决非极左，因而只许批极右、不许批极左的错误决断，使周恩来等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打断。

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按照党章规定的五年期限，这次代表大会是提前一年召开的。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当时全国有 2800 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共 1249 人。

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大会通过的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负责起草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中，没有正确地分析林彪事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必要的教训，反而肯定“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仍旧号召全党“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预言“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把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列为首要任务。在这样的“左”倾错误方针指导下，只能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大会选举中央委员 195 人，候补中央委员 124 人。一些在“文化大革命” 中备受打击迫害、被排斥在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被选为中央委员。虽然江青集团的骨干分子更多地被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但一些众望所归的老干部得以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毕竟反映了另一个重要的趋势。

1973 年 8 月 31 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是在上海造反起家的，这时只因为他比较年轻，又当过战士、工厂干部，就突然被提升到副主席的高位。康生虽然是个老党员，但犯过许多严重错误，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一伙密切结合，也被提升到副主席的高位。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他们企图全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和活动更加扩张。但是，许多干部、党员通过林彪事件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提高了识别能力。一场更激烈的否定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在逐渐地酝酿和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