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打退国民党的反共高潮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将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互相联系的。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一直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是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他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磨擦事件①，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如何正确处理国共之间的阶级矛盾？这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中共中央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但不能否认阶级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促民族斗争。中国共产党在团结人民抗战的过程中，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的爱国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共产党指挥的敌后战场吸引了众多的日本兵力，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受到的压力减轻，是促使国民党继续抗战的重要因素。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时，共产党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目的并不是要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使它投降投不了，反共反不成，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

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既记取了大革命时期“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教训，又接受了十年内战时期“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教训，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重大发展。实行这个政策，使党在极端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始终清醒地全面地看问题，胜利地驾驭整个局势的发展。

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 年冬至 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1939 年 11

① 1938 年秋，国民党陆续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或游击武装返回敌后，主要是为了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此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磨擦，连续制造了陕西旬邑事件、山东博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湖南平江惨案和河南确山惨案等。

月，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 的方针。12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边区五座县城，并阴谋进攻延安，中国共产党坚决予以回击。在山西，阎锡山发动十二月事变，动用他在晋西南、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的全部军队，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新军和八路军。蒋介石在中条山的几个军也采取同样的军事行动。新军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奋起抵抗，打退了阎锡山和蒋介石的进攻；1940 年 1 月整个晋西北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1940 年 2、3 月间，国民党军队进攻晋东南的太行和冀南抗日根据地，矛头直指八路军总部。受着日本和国民党夹击的八路军，坚决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压住他们的反动气焰后，中共中央立刻派朱德、萧劲光、王若飞分别到洛阳和宜川秋林镇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他们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

在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迎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在这期间，国民党开动所有宣传机器，大肆贩卖反共理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反动文人叶青说什么“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在国民党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广大人民十分忧虑，许多人尖锐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这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幻想抗战胜利后在中国走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严重的斗争面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根本上向全国人民说明自己对中国革命的见解，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1939 年 10 月和 12 月，毛泽东

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 年 1 月，毛泽东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这个国家的前途是什么等问题，做了系统的回答，明确地阐述共产党的观点。

（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二）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 1919 年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

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经济纲领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允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文化纲领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可能去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是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一个明确而完整的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为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过去，党内常常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托陈取消派又认为既然还处在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共产国际提出过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但含义并不很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就把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理论只有在党经历了近二十年艰难曲折的斗争后，特别是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和十年内战时期的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又有抗日战争的几年经验后，才可能提出来。

在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认真分析了国内政治情况，明确地指出：在日本入侵的情况下，中日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仍处于从属地位，争取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共产党的任务仍应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时期内，中共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策略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创造性地确定了几条重要的策略原则：（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这三件事互相联系、而发展进步势力是中心一环，这是统一战线工作的立脚点。中间势力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势力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争取中间势力是统一战线工作中极严重的任务。（二）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应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有理”就能使这种斗争得到全国人

民的同情和赞助，“有利、有节”就是要使这种斗争取得成效，分寸适度，不要无限制地进行下去。坚持这些原则，才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达到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的目的。（三）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四）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会再犯 1927 年的错误。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不仅对当时的工作而且对此后长期的革命斗争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使党能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能够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不断取得成功。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并没有收起反共活动。1940 年 9 月，德、意、日正式结成三国同盟。英、美也加紧拉拢国民党政府。蒋介石认为时机对他有利，反共活动更加活跃起来，而把反共武装进攻的重心从华北转向华中。1940 年 9 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故意制造磨擦，调动主力向位于苏北的南端的新四军重要基地黄桥进逼，企图将在苏北的新四军歼灭于黄桥附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出于自卫，在 10 月 4

日至 6 日反击韩部的进攻，消灭韩军一万一千人。这次战役是新四军在遭受无理进攻时被迫进行的。

黄桥战役后，蒋介石集团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10 月 25 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 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九千余人，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并经中共中央同意，移师北上， 6 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七个师八万余人的包围袭击。在双方兵力悬殊的情况下，新四军英勇拼杀，血战七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二千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严格说来，皖南事变不是一场战争，而是蒋介石背信弃义，利用他的最高统帅的地位，布置陷阱，消灭异己。17 日，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它的番号，并声称要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很大的弱点：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中共中央“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方针理解不够，措施不力；对部队的转移迟疑犹豫；北移时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阴谋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不充分；在顽军进攻时，又处理失当。因而未能避免或减少新四军在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时造成的严重

损失。

皖南事变发生后，党内外一些人感到，形势又将是 1927 年四一二政变的重演，认为国共合作快要破裂，内战可能扩大。的确，蒋介石国民党一手造成的皖南事变近似于四一二政变，但这时有一个日本侵略者大敌当前，全国上下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也不同于 1927 年，更重要的是，这时共产党已有了能够总结历史经验的成熟的领导，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惶失措、一味妥协让步，也不采取冒险行动，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中共中央而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形势，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中共中央军委于 1941 年 1 月 20 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四军

军部于当月 28 日在苏北盐城成立，陈毅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全军改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时，中共中央公布大量事实，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的阴谋，并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①。

在重庆，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他打电话给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总长何应钦，义正词严地痛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刊出周恩来两条亲笔题词，一条是“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另一条是“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这两条充满悲愤的题词，轰动了重庆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廖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世界各方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②。

共产党这种坚决有力而仍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及国际舆论的普遍同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坚持敌后抗战的事实，是许多人都承认的。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倒行逆施使他们失去了全国的人心。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反对国民党当局“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③。黄炎培说，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无法挽回人民的反对，全国数百名文化界人士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

① 先后提出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75、780 页。

② 《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75 页。

③ 《宋庆龄伟大光荣的一生》画册，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65 页。

枪口对内。华侨领袖陈嘉庚致电国民参政会，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中间派的同情大多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边。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表示对国民党不满，要求中国继续抗战。1941 年 2 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来华，路过香港时对宋庆龄说，他将警告蒋介石，如继续同中共军队对立、玩弄手腕是不成的。居里到重庆后，会见周恩来并表示：美国赞助中国统一，反对日本。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意料之外。共产党态度之坚决和国内外反应之强烈，是他们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在极端孤立的狼狈处境下，他们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有所收敛。1941 年 3 月 6 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发表演说，“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接着，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蒋介石约请周恩来面谈，答应解决国共之间的若干问题。至此，国民党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没有达到摧毁共产党的目的，反而教育了许多原来对他抱有幻想的人们，使蒋介石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打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在这年 5 月 8 日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强调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荫蔽精干，要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1942 年 1 月，周恩来在南方局会议上提出建设坚强的战斗的党组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员做到勤业、勤学、勤交友，实现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在这些正确方针和原则的指导下，尽管国民党当局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依然荫蔽精干地保存下来，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共产党连续打退国民党两次反共高潮，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的事实，表现出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正确地处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反共高潮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更多的人看清中国共产党确实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私利的，使国民党完全输了理。共产党人的正确措置使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这就团结了中间阶层，也使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放下抗战旗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由此大为提高，更证明它是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