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

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忽必烈即位以后，即开始改变了以往蒙古统治者对农业轻视的态度，而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其一是下令保护农田。忽必烈曾屡戒蒙古贵族及蒙古军不得因打猪践踏农田，不得侵占农田作为牧场，强调要“使百姓安业力农”①。

其二是设立管理农业的政府机构。早在 1261 年，忽必烈已设立劝农司，派出若干人为劝农使。1270 年，又设立司农司，专掌农桑水利。同年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1288 年，又于江南设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大力提倡耕垦。这些机构在元初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是颁行《农桑辑要》。至元十年（1273 年），忽必烈命人编修《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天下，命令各地地方官大力宣传和推广。此书系参考历代农书如《齐民要术》等，并结合当时实际的农事经验所写成。此书颁行于全国，对指导农业生产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四是成立村社。先是北方民间有“锄社”的互助组织，“以十家为率，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故无荒秽，岁皆丰熟”①。1270 年，元朝政府又下令在北方汉地立社，凡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社长。社长的职责是督促农民及时耕作、开垦荒田、修治河渠、经营副业等。凡种田者必

① 《元史》卷四《世祖纪》。

①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第七》。

立一牌于田侧，上书某社某人，以便社长随时稽查。这种村社制度以后遍行南北各地，在组织督导生产上起了积极的作用。

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上述种种措施，再加上人民努力耕织，农业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荒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元世祖忽必烈时，北方的农业生产便日益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②元朝建立后，在各行省大兴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据 1308 年的统计，全国屯田有一百二十余所，垦田面积约在二十万顷以上。又元初在中央设都水监，在各地设河渠司，专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大致前代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陆续得到了修复。如陕西三白渠工程得到修复，到元朝后期仍可灌田七万余顷。浙江捍海塘工程得到修复，使大量农田免于水患。

第二，棉花种植的推广。在元代，江南地区已普遍种植棉花，而且棉花产量不断提高。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元世祖忽必烈设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 年），又规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布绢等物。这些都说明江南植棉业的发达。后来，江南的植棉技术逐渐传到北方，棉花已在全国广泛种植了。由于棉花广为种植，所以元代官修农书《农桑辑要》及王祯《农书》都专门写了植棉的方法。

第三，人口的增加。元朝政府掌握的人口数字不断增长。蒙古灭金得中原州郡后，太宗七年（1235 年），下诏登记民户，凡燕京、顺天等三十六路，有户八十七万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七十五。宪宗二年

（1252 年），又登记民户，增户三十余万。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又登记民户，增户三十余万。元朝灭宋统一全国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又登记民户，得户一千一百八十四万零八百有余，于是南北方民户总书于册者一千三百一十九万六千二百零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泽溪洞之民不在此数之内①。历代封建经济达到繁荣时期，封建政府就能掌握到五六千万人口之数，元朝政府掌握人口五千八百余万，说明元代农业已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

手工业

官手工业 元代的官手工业很发达。蒙古统治者开始不知农业的好处，但却知手工业的好处。因为手工业工匠能够提供优良的军器和各种消费品，所以蒙古统治者非常重视保护工匠和搜罗工匠。如忽必烈灭南宋后，搜罗江南民户三十万为工匠，最后选留有技艺者十余万户，其余放还为民。又在北方搜罗工匠四十二万，设立局院七十余所。被搜罗的工匠称为匠户，与普通民户不同，立有专门的匠籍，子孙世袭，不得改业。元朝政府掌握了大量的工匠，使之从事于官手工业生产，这就造成了官手工业的繁荣。元朝政府设有许多管理手工业的机构和官营的手工业作坊。如在中央设置将作院，专司掌管工艺。又在大都及各地设置各种官手工业局院，直接指挥工匠从事生产，如有织造局、织染局等。当时官手工业的门类很多，几乎应有尽有。但是官

② 王磐《农桑辑要序》。

①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世祖时总户口数》。山泽溪洞之民，主要指边远地区少数民族。

手工业的生产关系很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因为匠户虽然受到一些优待，如有田产在四顷以内，可以免纳税粮，也不承当其他差役，并且由官府支给一定的口粮；然而匠户们毫无自由，终年被拘集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中工作，除去完成定额任务外，又要替官吏做私活，并且还时刻受到监工者的鞭笞和虐待，口粮也时常被官吏克扣拖欠，不能定期定量领到手，所以匠户们多不乐于应役，经常逃亡或消极怠工，以致官手工业的生产效率低下，产品往往粗劣不堪。

元朝政府尽量搜罗民间工匠的结果，大大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不过民间独立的手工业者仍然存在，所以民间手工业在元代的不少地区继续在发展。

棉织业 元代的手工业以棉织业、丝织业、制瓷业、印刷业、火器制造业最重要。

棉纺织业作为新兴的行业，在元代大有发展。由于江南地区已经盛种棉花，因而棉纺织业作为一种农村的家庭副业，也在江南地区普遍发达起来。在江南棉织业的发展中，黄道婆做出重大的贡献。她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华泾镇）人，生于南宋淳祐年间（约 1245 年）。她原是一个童养媳，因为受到非人的待遇，随一条海船逃往崖州（今海南省崖县）。崖州是黎族聚居区，黎族人民擅长纺织，掌握比较先进的棉纺织生产技术，所生产的棉织品闻名于内地。她在崖州大约生活了三、四十年，向黎族人民学习纺织技术，最后在元成宗元贞年间（1295—1296 年），返回了故乡乌泥泾。她在家乡热心传授制造先进的去棉籽、弹花、纺花到织布的一整套生产工具，提高了劳动效率和产品质量。此外，在织染技术方面，她还创造出一套可供遵循的成法，所产的被、褥、带、帨（佩巾）等棉织品图案美丽，鲜艳喜人。在她的影响和带动下，乌泥泾从事纺织的居民愈多，所产“乌泥泾被”名满国中。松江地区在元代逐渐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这与黄道婆在纺织技术方面的革新和推广是分不开的。

丝织业 丝织业在元代也有很大发展。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丝织业的发展，南方更胜过北方。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主要是农民的家庭副业，但也出现了专门以丝织业为生的机户，其生产有家庭手工业的形式，也有小作坊的形式。根据徐一夔《始丰稿·织工对》的记载，杭州在元朝末年已经出现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数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了。另外，丝织品加金技术在元代也有了进步。弘州、荨麻林两地有三千三百余户西域的回回工匠，这些回回工匠善于制造一种称为“纳失失”的金绮，所谓金绮即是用金线（以金箔拈成的线）与丝线交织而成的丝织品，上贴大小明珠，甚是精美。

制瓷业 制瓷业在宋代的基础上也有新的发展。元代瓷器以青花瓷为代表作，这种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1964 年河北保定出土的青花加紫镂空大盖罐、青花八棱 106 元影青观音像（北京出土）

执壶和 1970 年北京出土的青花凤头扁壶、青花托盏等，都反映了元代青花瓷的烧造水平。元代的瓷器不仅行销国内，而且远销到海外各地。如元末来中国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就曾记载中国的瓷器一直输出到他的家乡摩洛哥。

商业

钞法元代的商业很繁盛，这与全国大一统局面以及水陆交通的发达、纸币的广为流通等大有关系。元太宗窝阔台灭金之后，即沿金朝旧制，印造纸币。忽必烈即位后，在中统元年（1260 年），又发行两种纸币：一种是中统交钞，以丝为钞本，以两为单位，每二两当银一两；一种是中统元宝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以金银为钞本，面额自十文至二贯（一千文为一贯）共九种，每一贯当交钞一两，两贯当白银一两。至元二十四年（1287 年），又发行至元宝钞，简称至元钞，也以金银为钞本，与中统钞并行，面额自五文至二贯共十一种，每一贯当中统钞五贯。有元一代以使用纸币为主，其中中统钞和至元钞一直行用不废，这二者成为主要的纸币。在元朝前期，纸币颇有信用，通行全国各地。统一的稳定的纸币的流通，大有利于各地之间的经济交流，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当时纸币得以流通的保证，一方面是元朝政府禁止一切金、银、铜钱的流通，也不铸造铜钱，而更主要是钞本比较充实，如中统钞和至元钞皆可兑换金银。但是元朝后期，由于钞本逐渐空虚，政府滥发钞币，钞法便日益败坏。到元末顺帝至正年间，大量发行一种至正交钞，完全没有钞本，每日印造不可数计，以致纸币散满人间，物价飞腾，人民皆弃纸币不用，只好以物易物。

专卖与斡脱 在国内商业方面，元朝政府对盐、茶、酒、醋等物品，均实行专卖政策，其中以盐的专卖最为重要。元朝政府在产盐地区设置专官，签发亭户从事盐的生产。产盐全归政府掌握，由政府任意定价。如忽必烈时，定盐价每引（重四百斤）为银七两，尔后又改为中统钞九贯，又增为五十贯。至成宗初年，盐价每引增为六十五贯。此后盐价屡增，至元仁宗时，每引达一百五十贯，较之元初上涨十数倍。盐的销售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商人向官府购买盐引（凭证），持引到指定的盐场取盐，然后运到指定地区销售。盐商多是有钱有势之家，莫不假借专卖之权，大肆抬高盐价，牟取暴利。另一种方式是由官府自行销售，即把盐强硬摊派给百姓，然后征取盐价，实际将盐的销售变成一种苛敛。元朝政府严禁私人制盐及私人贩盐，有犯者处以重罪。通过盐的专卖，元朝政府大得其利，每年盐课收入要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元朝政府又利用斡脱从事商业活动。斡脱（突厥语，意为“同伙”）原是西域回回商人的一种商业组织的名称，因西域回回商人善于把持商业营利，元朝政府就向他们提供本钱，用他们代为经商，称作斡脱。以后斡脱即指一种官商而言，也不限于西域回回商人，凡是领取官本到处做买卖的人，均称之为斡脱。不过斡脱大都是西域回回商人。元朝政府既要利用斡脱为之经商，便给予了种种特权。如斡脱们都持有政府颁给的制书和驿券，可以往来国内外自由贸易，既不服差役；也不纳商税，行船不依开闸时刻，旅行住宿要受到特别的保护，甚至有时诈称财物被劫，还要由政府勒令州县民户代偿。斡脱除去替政府经商以外，又替政府及王公们举放高利贷。他们领了政府及王公的钱，或出贷给官吏，或出贷给人民，叫作斡脱钱。斡脱钱的利息极高，当年本利相等，第二年又把本和利息加一倍，称为“羊羔利”或“羊羔息”。凡借贷斡脱钱者因不易偿还，往往倾家荡产，以至以妻子为质。

城市商业 元朝国内的商业繁荣，商业发达的城市很多。当时著名的城

市，在北方有开封、济南、奉元（今陕西西安）、大同、太原等，在蒙古地区有上都、和林等，在西南地区有成都、昆明等，在运何、长江沿岸有杭州、平江（苏州）、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在沿海一带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上海等，其中最大的城市，则是大都与杭州。大都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于世界的大商业都市。《马可波罗游记》把大都叫作汗八里（即汗城），称道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赞叹这里货物之多为世界诸城所不能比。杭州原是南宋的都城，其商业繁荣情形又出大都之上。马可·波罗称赞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最富有的城市，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也说杭州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城市。

海外贸易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元朝政府在消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降元，元即任他为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澉浦（今海盐县南）、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个市舶司。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等，由此进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

运河与海运

元代的水陆交通都相当发达，陆上交通有遍布全国各地的驿道，水上交通有联系南北的大运河和海道，这对巩固国家的统一和促进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及商业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

元朝建都在大都，大都的粮食要仰给于江南，为了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朝不仅凿通大运河，而且开辟了海道。

开通大运河 元代以前的南北大运河，还是隋炀帝时修通的大运河，这条运河久已不能贯通了。元朝灭宋以后，从南向北运粮，必须采用水陆两运的办法，先是水运自浙西入江入淮，再由黄河逆水至中滦（今河南封丘），然后改为陆运至淇门（今河南汲县），由淇门入御河（即隋朝的旧运河），北上抵大都。另外，自通州至大都，也是一段陆运。水陆两运极不方便。因此，元朝政府在至元十七年（1280 年），开济州河，自今山东的济宁到东平。从济州河以南，便可经由隋朝的运河到达扬州和杭州。在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又开会通河，自今山东东平至临清，入于隋朝的运河即御河（由临清至天津），全长二百五十余里。又根据郭守敬的建议，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 年），开通惠河，自大都至通州，入于白河，总长一百六十余里，由通州即可沿白河到天津。这样，大运河便完全贯通起来了，北起大都，南迄杭州。隋朝的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北运输则迂回曲折；而现在的运河则以大都为终点，南北运输以山东和苏北为要道，不再绕道河南，全程大为缩短了。南北大运河的凿通，主要是为了漕运，但也便于商旅往来，富商大贾多乘船由江南集于京师，南北商品得以流通。

海运海道是元朝在灭亡南宋以后开辟的。最初伯颜平定江南时，曾把南宋库藏图籍，从海道运至京师。到至元十九年（1282 年），伯颜又请命于朝，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载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运至京师。此后，忽必烈用朱清、张瑄二人主持海运，将东南粮食不断输送京师，海运事业日益兴盛。海道自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刘家港入海，北上绕过山东半岛，抵达

直沽（今天津）。海船循此道行走，若取最近的路，最快时十日可至京师。元朝开辟海道，也主要是为了南粮北运，其由海道运粮的总数，最初不过四万六千石，以后增至一百万石，最多时达到三百三十余万石。海运要比陆运及河运省费很多，所以有元一代，海运始终不废，直到元末顺帝初年，每年海运粮食入京之数，尚多至二百八十万石或二百六十万石左右，最后只因农民大起义爆发，元朝海运粮食才告停罢。